丝 路 视 野
一、引言
伊迪丝·华顿（1862—1937）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最为知名的女性作家之一。她一生著述颇丰，创作了包括小说、诗歌、自传、文学评论、旅行笔记等不同体裁的40余部作品。作为华顿最擅长的旧纽约题材创作，小说《纯真年代》为华顿赢得了1920年的普利策文学奖。华顿也成了美国文学史上第一位获得该奖项的女作家。在这部小说中，华顿塑造了两位形象鲜明、个性迥异的女性角：循规蹈矩的梅·韦兰和崇尚自由的埃伦·奥伦斯卡。早期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者大多认为梅和埃伦是男权社会中无法主宰自身命运的悲剧女性。弗吉尼亚·布莱恩曾写道：“女性面对现实做出无效反抗，以苦涩的自我放弃而告终，这是华顿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主题”（Blain，1990∶1154-1155）。然而，通过对文本进行深入分析，不难发现梅和埃伦的女性意识都经历了发展和演变。
二、梅·韦兰：女性意识的觉醒
女主人公梅一直以来是文学批评家们分析和评论的对象。小说刚出版时，他们无不例外地对梅这个女性形象表示认可，认为她是旧纽约社会体制的完美典型。然而，随着对这部小说的研究日渐深入，出现了许多不同的声音。评论家弗兰卡索曾把梅形容为“她的阶层里无可救药的典型”（Fracasso，1994∶411）。国内学者屈荣英则认为梅是“男性沙文主义的卫道士和推行者”（屈荣英，2008∶62）。
在小说伊始，华顿把梅刻画为旧纽约上层社会年轻女子的典型。纽约剧场里正在上演着经典歌剧《浮士德》，上流人士悉数到场。梅是一位手捧百合花束、穿着纯洁的未婚女子。她出身名门又循规蹈矩，完全符合纽约上流社会的审美品位。正如大多数纽约人一样，她以上层社会的礼仪准则作为行动指导。未婚夫纽兰曾催促她早些完婚，她坚决加以拒绝，因为提前婚期并不符合当时的婚姻习俗（华顿，2012∶117）。她的穿着亦十分传统。在明戈特家族的聚会上，她身着重磅蕾丝晚宴裙，脸上带着一如既往的温柔，聊天涉及的话题也绝不越界（华顿126）。纽兰一开始觉得梅对传统的坚
守无比珍贵，直到他被埃伦的反叛所吸引，才顿觉梅索然无味。
其实梅并不像纽兰想象得那般简单。当纽兰因为爱情有异而感到惧怕，急于提前婚期时，梅就大胆地质问是不是有第三者的存在。梅的质问违背了大家闺秀的行为准则，纽兰十分吃惊又迅速否认了。这时梅再次回归常态，眼中满是“幸福的泪水”（华顿120）。因为惧怕未婚夫对埃伦日渐情迷，梅决定将婚期提前。这些违背传统的行为标示着在恐惧的驱使下，梅的女性意识有了第一次觉醒。后来还是发现了纽兰的背叛，纽约女性一般会对丈夫的婚外情忍气吞声，但梅决定采取行动。梅知道埃伦是个顾全大局的人，于是与她进行了深入的谈话，并在自己还不确定的情况下“无意间”透露自己怀孕的消息。正如梅所料，埃伦毅然决定离开纽约返回欧洲。许多女性主义批评家认为梅使用计谋逼迫埃伦出走是在捍卫父权社会的权威。可从另一个角度看，梅与当时的女性相比已经迈出了一大步。在当时的纽约上层社会，有着类似遭遇的太太们为了维护家庭的声誉，一般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忍气吞声过日子。但是梅非常清
楚自己想要什么，并且知道如何实现自己的目标。
从小说的结局来看，华顿从心底是赞同传统的家庭模式的，也赞颂女性在维护家庭和养育子女方面的贡献。在华顿的笔下，梅的女性意识虽然萌发了，但是相对保守，她拥护女性维护家庭、养育子女的固定角。然而梅又表现出了不同寻常的女性力量。作为一个在婚前就知道未婚夫以前有过情人，在婚后又不得不忍受丈夫冷眼的女人，梅以自己的方式成功地抵制了男性权威，保护了自己的家庭。从这个意义上说，梅绝非一个刻板的女性形象，华顿对梅的另类塑造也表明了作者的女性主义决心。
三、埃伦·奥伦斯卡：女性意识的升华
华顿笔下的埃伦与梅有许多不同之处。埃伦虽然同样出生在纽约上流社会，但由于自幼失祜，她在欧洲长大成人，良好的艺术熏陶下获得了活跃的思维和敏锐的洞察力。她追求人格和思想上的自主，不把婚姻看作是女性幸福的归属。
突破父系男权的藩篱
——探析《纯真年代》中演进的女性意识
刘姣姣
（合肥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安徽 合肥 238601）
摘 要：华顿在《纯真年代》中塑造了梅和埃伦这两位主要的女性人物形象，虽然她们在当时社会条件下受到父系男权的影响和压迫，但是她们不断突破社会习俗的束缚，彰显了各自演进的女性意识。女性意识在华顿的个人生活以及创作生涯中同样有较充分的体现。华顿对这两位女性的形象塑造即寄托了作家本人对理想社会秩序和理想新女性的探求。
关键词：华顿 纯真年代 父系男权 女性意识
·78·
人文社会
·79·
她敢于与社会习俗背道而驰，以一己之力挑战父权社会的传统。最终，她成功选择了自己认可的生活方式，成为一个有着独立人格和自强意识的新女性。
埃伦的反叛体现在方方面面。首先，她的穿着打扮在旧纽约的审美体系下显得有些扎眼。小说开篇的剧场里，她身着一件“深蓝丝绒面料的约瑟芬式长袍…她穿着这一身奇特的衣服，十分引人注目，可她似乎一点儿也未发觉”（华顿7-8）。会客时埃伦“穿戴毛皮，再加上遮蔽的脖颈和裸露的手臂，给人一种任性和挑逗的感觉”（华顿84）。在当时的纽约上层社会，女性的身体总是被不自然、不实用又紧促的衣服
束缚着。但是埃伦拒绝成为男性视觉观赏的客体，她的奇装异服成为反抗世俗的手段。另外，埃伦敢于公开自己的独立思想，拒绝向权贵趋炎附势。在范·德卢顿夫妇举办的宴会上，睿智又坦率的她给原本气氛压抑的社交活动带去了栩栩生气。她认为圣奥斯特雷公爵是她见过的最愚蠢的男人，也觉得范·德卢顿家的住宅阴森，甚至判断范·德卢顿夫妇之所以有很高的声望是因为他们深居简出，很少接见客人（华顿59）。
如果说梅对婚姻有着强烈的依赖性，那么埃伦对待婚姻的态度则是既冷静又独立。因为忍受不了的丈夫，她毅然决定与之离婚。在保守狭隘的旧纽约，她的举动可谓离经叛道，遭到了亲人们的非议和阻拦。他们动用大家族的力量以及经济手段迫使埃伦放弃离婚的打算。即便处在困境中，埃伦始终没有屈从，她在思想和行为上都体现出作为女性的自我意识。事实上，“埃伦所指的自由是精神上的独立，只有当女人认为自己有选择婚姻的自由，并且不需要依附婚姻，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和完整的人格。埃伦在乎的不是婚姻能给予她的身份或财富，而是精神的契合，思想的自由和人格的独立”（李珊珊117）。埃伦拒绝再以社会规定的女性角定义自己，坚持把独自生活作为返回欧洲的条件；她也不愿意失去尊严，作为纽兰的继续在纽约生活。她用理智克制了情感，孤身一人在巴黎度过余生。从这个意义上说，埃伦在与父系男权传统的抗争中获得了有限的胜利。
埃伦最终离开了丈夫，也离开了情人，在异国的土地上选择自己的生活圈子，享受丰富多彩的欧洲文化。在精神上取得独立的埃伦可谓华顿心中理想的新女性，与华顿本人也有许多相似之处。1912年，华
顿在40岁时与丈夫离婚，这时的华顿已经在美国文学界赢得了一席之地。她超越了爱情、
婚姻、生育这些塑造女性生活的传统叙事，拥有独立的人格和稳定丰厚的收入。正如卡罗尔·辛格所指出的：“伊迪丝·华顿的生活预示着20世纪才普遍存在的现代女性生活的样式”（Single，2003∶7）。
小说中的两位女性角都让人眼前一亮。梅是旧纽约上层社会的产物，固守传统并攻于心计，会隐藏内心的真实想法和情感。埃伦在追求自由、反抗社会习俗的同时，从未忘记过保持道德的正义性。我们无法单一地判断梅和埃伦孰是孰非，华顿本人也没有下结论。“梅和埃伦寄托着华顿理想中的新女性，她们有充分的自由选择的权利，能够自由地定义各自的身份”（张晓青2008∶62）。她们在一定程度上都拥有独立的女性意识，都有极大的勇气去追求自己想要的幸福。
四、结语
华顿的创作积累反映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女性在婚姻生活中的地位和处境，吸引了许多女性读者的关注以及批评界人士的重新审视。在《纯真年代》中，华顿关注19世纪末女性的生存状况，揭露父系男权社会对女性情感和智性的束缚，审视她们女性意识觉醒、萌发和升华的心路历程。虽然华顿在解决“女性问题”上没有给出有效的解决方案，但是她在探索两性平等相处的社会秩序上做出了令人尊敬的努力。参考文献
[1]Blain,Virginia.TheFeministCompaniontoLiteraturein English[M].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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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张晓青.伊迪丝·华顿的女性观[J].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8(08):6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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