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面对这种狂欢式的都市景观的时候，不同的作家，在文本中呈现出了不同的姿态。而从这些作家的文本中，我们也很容易的看到作家自己的影子。以小说《上海宝贝》一夜走红的女作家卫慧，其作品多以国际化大都市为背景，较多描写的是上海。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大多像作者本人一样，来自小城市，当面对着繁华的都市时，感叹之余是主动的迎合并沉醉其中，但最终，过分的沉沦带来的是对未来和出路的无尽迷茫。生存在中西文化不断碰撞的上海，给作者带来的是新的困惑，夹裹在中西不同的文明之中，女性的生存面临着哪些新的问题，新的挑战，从小耳濡目染传统教育的中国女性，在西方文化强势的攻击下，又该何去何从。带着这些问题，作者推出了新的作品《我的禅》，想要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之中为女性寻一条可行的道路。然而，卫慧的《我的禅》终不能给读者带来心灵的解放。同样是来自于小城市的安妮宝贝，其作品倒是让都市生存者在烟雾弥漫的都市看到了一线清凉的曙光。安妮宝贝前期的作品，如《告别薇安》等，均是描述都市生活带给人的压抑感，她对都市最典型的描述是“钢筋水泥的牢笼”。生活在其中的女主人公，倍感生活的压力，对爱情彻底失去信心，但总也不到出路，因此，“灰”和“死亡”，成了安妮宝贝早期作品的代名词。直到作品《莲花》的出现，我们看到安妮宝贝为读者描述了一个新的里程，或者说墨脱小城里，女主人公隔断以前的一切的生活，即是安妮宝贝为都市女性创造的心灵乌托邦。土生土长的上海作家棉棉，其代表作《糖》一经问世便给评论界带来了一场不小的风波。女主人公红的成长经历，
更可以说是棉棉的半部自传。生活在蜜罐的孩子，在优越的经济条件供养之下，她们的生活也并不是一帆风顺，这个时代带给她们的，甚至是更多的心灵创伤和无处可逃的残酷现实。作者以女性的特殊视角观察问题，扔给人们一颗重磅。
在目前的研究现状中，多是对卫慧、棉棉、安妮宝贝作品的单独研究，以及将棉棉和卫慧的作品放在一起加以比较，其中将卫慧和棉棉比较研究的作品较多。归纳起来，学界对卫慧和棉棉作品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以90年代后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为背景，将关注自身生活的个体现实感受和都市中的狂欢叙事相结合，叙述人文精神的丧失，欲望的沦陷。如陈思和的《现代都市社
会的「欲望」文本——以卫慧和棉棉的创作为例》、《大众文化的失范——析卫慧写作的反道德美学倾向》。二、从性别角度出发，对作家大尺度的身体写作以及抗拒主流话语的姿态加以分析。如《论卫慧、棉棉身体写作的边缘化姿态》、《当身体成为旗帜——关于卫慧、棉棉为代表的另类写作思考》等。三、从都市文化观察的角度出发，对作者所描述的都市、都市人的生存状况进行分析，对上海文化进行建构。如《都市女性的亚文化生存与时尚写作》、《后革命时代的城市、青年与文学》。而对学界对安妮宝贝的研究也主要是涉及其作品《莲花》的研究，由莲花说开去，探寻其小说所构建的都市生活以及女性的心灵家园。
从目前的研究来看，还没有将三者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的作品出现。在界定上，学界将此三者都定位为“七
爱朵女孩 纯真年代十年代生女作家”，但其中棉棉和卫慧的相似处或者说可比性是非常强的。她们的作品有着类似的都市背景、生存人，有着共同的困惑和叛逆行为。而学界对于安妮宝贝作品的定位，并不是时尚都市小说，安妮宝贝的作品更侧重于都市人类心灵的书写，因此，将三者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的难度是有的。但是三位女作家有着共同的创作背景，90年代时我国市场经济的转型期，同时也是消费文化的形成期，伴随着消费文化而来的是享乐主义观念的形成，人们的各种欲望不断的被日新月异的商品文化刺激。在文化市场方面，文学的创作已经脱离了文学的独立性，而被资本和大众媒体深深地套牢。90年代后女性作家创作的文本，偏重于精英意识或者传统的文学观念的著作并不多见，作家的创作资源更多的来自于社会消费文化特征和都市元素，作家利用这样的元素来营造出一种氛围或者是环境，从而创作出消费文化语境下的女性都市小说模板。这种模板充斥着大众媒体对于消费性的向导，其中多见消费符号、城市坐标、都市区域性文化等元素。
本文的研究即是结合90年代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都市消费文化的发展，将卫慧、棉棉、安妮宝贝的作品进行对读，从作品呈现的都市场域，文本对于消费文化的回应，以及都市女性的情感等方面进行分析，寻三者的共同性，也辨析不同的作家，面对同样的时代，会为都市女性提供何种精神寄托和出路。
第一章世纪末的都会场域
谈及世纪末的都会场域，上海是不得不被论及的城市。十里洋场的繁华背后，从上海的公馆里走出了才
女张爱玲，王安忆笔下的弄堂里走出了上海女儿王琦瑶。卫慧、棉棉笔下情欲尖叫、疯狂叛逆的女子也从上海而来。上海是一个后现代、后殖民、中国传统文化、西方先进思想、全球化等多种中国思想文化杂糅的地方，而棉棉、卫慧、安妮宝贝文本中出现的都市生活、都市人也都具有上海的特质，或者说《上海宝贝》和《糖》中直接点名的那就是上海。而在中国，上海可以算是以一个异数存在着。
作为中国都市的代表，上海是中国最具有国际化大都市特质的城市。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强势的资本运作机制、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摩天大楼般令人仰望的高度、炫目的霓虹、夜幕下嘈杂的酒吧、小资心中优雅的咖啡馆、充满浪漫奇遇的地铁站、充斥着欲望标签的商业步行街……虽然对于中国是否已经进入后现代主义，学界尚未有明确的结论，但上海的城市设施、都市文化却向人传达着一种“消费文化”、“享乐主义”的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时代的气息。研究90年代后的都市文本，以上海为代表的都市文化和都市场域是必须被正确认识的。
第一节公寓—似家非家的都市寄存所
无论是卫慧、棉棉、还是安妮宝贝，她们的作品中都有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无所归依”的感觉。这些作家不仅关注都市生存的女性，其本身也是物质化都市的生存者。研究文本中的都市生活空间，首先要对都市空间中的生存对象进行界定。这些女性作家文本中所描述的人大多是：跑穴的歌厅酒吧唱手、真伪艺术家、无正当职业的女青年、正式非正式的作家、跨国资本家、另类时尚青年等。这些人或多或
少都经历过一定的人生创伤，在人生的旅途上都被人伤或伤过别人，共同不幸的情感经历使他们呈现出不同的性格特征，冷漠、颓废、放纵、自私、无情。一如这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带给人的感觉，残酷而冰冷。这些人不需要对别人的生活负责，同样的别人也不会对他们负责。他们的生活字典里没有“责任”这个词，因此“家”对他们是一种束缚，是传统的主流文化对他们生活方式
的干扰，“家”作为一个的居住场所，或多或少的会给他们带来焦虑感。同时，“家”的稳定性和温暖却又是他们苦苦追寻的，他们的精神诉求，他们自暴自弃的自我表达方式，无一不是在向人们诉说着精神家园的缺失。
这样一种背景下，都市对于这具有共同特质的人提供的共同的生存场所便可见一斑，诸如：公寓、酒吧、迪厅、游戏厅、咖啡屋、大小真假艺术展、派对等。而其中，公寓作为象征性的家的代表，在文本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公寓在都市小说文本创作中是一个符号的代表。面对繁华的都市，每一个生存其中的人，都不可避免的背负着一个词——压力。压力代表着个体生命在面对庞大的社会潮流和生存空间时的恐惧以及无可奈何。都市生来是为人而建，是人类的聚居地。都市的发展，都市的繁华，都市的辉煌，无一不伴随着人类文明的更迭。但是，都市又是冷酷的，无情的，她不为任何一个人而生，也没有那个个体生命可以凭借一己之力对都市文化产生重大影响。消费文化下的都市，只为掌握着绝对财富和权利的阶层服务。而剩下的绝大多数人，在都市空间中感受到的仅仅只是压力和迷茫。
对于卫慧笔下从小城市来到国际化大都市的女性来讲，首先，都市空间不是她们的家园，无法为她们提供心灵的依托。其次，从女主人公的个人身份来讲，她们仅仅是这个都市的寄居者，并不构成都市生活的本体。因此，在莫大的都市之中，有一小片属于自己的空间，不仅是女性生存的需要，更是精神层面的诉求。而公寓无疑是小资女性的首选。公寓作为都市典型的生活区，它和普通意义上的家或者出租屋有着本质的区别。首先，在文本中，公寓承担了暂时居住的功能，为主人公提供了安身立命之所。在卫慧的《上海宝贝》中，倪可和天天的公寓是她们爱情的安置所，为男女主人公感情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较为稳定的空间，这个空间首先解决了人物生存的基本需求，人物的吃饭、睡觉、书写、画画，等日常生活均在这个空间中完成。而后，更深一层次的，这个空间又成为倪可和天天培育感情的温床。这个层面上的公寓可以是杂乱的，不带任何装饰的，甚至可以是简陋的。只要能够为主人公提供生活空间即可。其次，公寓本身在作品的演义中承担了角的职能。对于倪可而言，马克的公寓不是她的家，但却是她生存空间的一部分。马克的公寓是倪可难以逃避的欲望的一部分，倪可欲望的沉沦，身体的满足发生在这个公寓。可以说这个层面上的公寓只是一张床，为欲望的宣
泄提供舒适的场所。在卫慧的文本中，欲望层面的公寓是优质的。当倪可第一次进入到这个欲望空间的时候，她的描述是这样的“我注意到这个巨大的房间里此刻飘荡着的空气是黛青的，宽敞寂静，充满陌生人和陌生家俱的气味。”“我看着他赤裸着身体下床，走向一只亮晶晶的酒柜。……酒柜旁边是一架唱机，……”首先，作者点明了这所公寓“非家”的特性，因为这里“充满陌生人和陌生家俱的气味”。其次，作为小资阶层的倪可和跨国资本家偷情场所的公寓，必定是有着上层社会品位和格调的场所。
在棉棉的文本中，公寓的象征性意义并不那么明显，多数情况下，棉棉文本中出现的仅仅是供人居住的场所，而这个场所往往是女主人公寄人篱下的地方。红本身对自己应该有怎样的生活并不清楚，她没有清晰的自我定位。由此红居无定所的漂泊生活也一如她对自己的迷茫一样。生活使她认识了谁她就接受谁和谁住在一起。红从来不挑剔居住环境，彷佛对于她，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即便是回到家里，她也丝毫感受不到家的感觉，从棉棉的描述中，公寓也只不过是收留自己的地方。红和赛宁在一起时和赛宁住在一起，发现赛宁和旗有染后愤怒的离开，是和三毛住在一起。自己产生幻觉之后不得不搬离曾经和赛宁一起住过的房子时，她住的是一间有黑社会背景的大大搞到的免费房子。无论是住在哪一种房屋之中，棉棉对于房屋都没有过多的描述，而让读者能够体验到居住环境的是读者对主人公每次搬家时境遇和心态的理解。因爱人的背叛而搬家时，住到了朋友家，带给大家的是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因精神问题不得不搬家，而搬入由朋友搞到的免费房屋，可以推断红当时经济拮据的状况，而经济状况的不稳定会导致生活质量的下降，这时居住的房屋，或许是一种施舍，是朋友对红的施舍。
棉棉的“公寓”形象更多的是一种共生关系，同一社会边缘青年之间人与人的共生，社会的残酷现实与不做反抗的青春之间的共生，迷茫的前途与悲剧的现实的共生。
与卫慧的消费性和棉棉的共生性相比较，安妮宝贝笔下的公寓具有更加宏观的文化象征意义。安妮笔下的公寓是一座矗立在冰冷的工业化都市之中的牢笼。在《七年》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她安静的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带着她一贯的懒散和颓败的表情。象以前早晨醒来的时候，会看见早起的她，无所事事地在
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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