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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第3期 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从恐惧到言说：世界主义文学视域下《无声告白》
李利敏
摘 要：伍绮诗的处女作《无声告白》（2014）一经出版，就深受中国和美国读者及评论界的喜爱和关注。小说虽以莉迪亚的突然死亡展开，但其内容涉及种族、家庭、婚姻、代际关系、女权、同性恋等多个主题。作者通过不断转换的内部视角，慢慢展示李一家每个人在自我身份建构过程中痛苦的心理及情感活动。在世界主义文学视域下，作品中的人物都体现出了民族性与跨国性，而伴随身份“杂糅”出现的异常凸显的认知矛盾——范畴身份上的美国人与实践身份中的中国人，即民族性与跨国性的矛盾——是导致小说中人物悲剧的主要原因之一。本文通过剖析小说中的跨国性主题，以及个人情感在身份认知与建构中如何从深陷身份恐惧、到全面反思恐惧原因、最终走向言说和解之路，为世界主义文学提供了一个以人类共同情感沟通为基础，消除各种不平等社会现状的有效途径；同时，本文试图从文学情感批评角度对世界主义文学和美国华裔文学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关键词：世界主义文学；身份认知；情感；恐惧；言说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447（2020）03-0069-09
基金项目： 西北工业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戴维·洛奇小说的‘对话性’研究”（3102020WGYCX03）；西北
工业大学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新文科’背景下中国特《美国文学》课程混合式在线教学模式探索与实践”（2020JGY44）
作者简介： 李利敏，女，河南汤阴人，西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西南大学博士后，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认知诗学、
认知文体学、外语教学。
伍绮诗（Celeste Ng ，1980—）的处女作《无声告白》（everything i never told you ）一经出版，就深受中国和美国读者及评论界的喜爱和关注。《无声告白》荣登2014年亚马逊最佳畅销书榜榜首，并获得马萨诸塞州图书奖、亚太裔美国文学奖等奖项，被十多家出版物评为年度最佳图书。不仅如此，《无声告白》还入围多个其他奖项，如俄亥俄州图书奖、约翰·克雷西（新血）匕首奖、弗吉尼亚联邦大学卡贝尔小说奖等。小说的流行和受关注既出乎意料又在意料之中。一个老生常谈的美国华裔生活主题，本来
读者体就有限，其大受欢迎出
乎意料！然而又在意料之中，因为小说超越了传统美国华裔文学的文化冲突，它的内容涉及种族、家庭、婚姻、代际关系、女权、同性恋等多个方面，作者通过“内部视角”[1]节制、冷静地展示李一家每个人在面对痛苦时的心理及情感活动，自然地唤起读者的共鸣。小说在某种意义上开启通过人类情感唤起共情，以此来获得社会上不同体人士的认同，最终拥有归属感的实践。本文通过剖析小说中的跨国性主题，以及个人情感对身份认知与建构的作用，试图从文学情感批评角度对世界主义文学研究和美国华裔文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小说主要情节紧扣华裔教授詹姆斯·李（James Lee）一家在美国社会之命运展开。李一家是教科书式的模范少数族裔家庭的典型代表。爸爸詹姆斯毕业于哈佛大学，现任美国大学教授；妈妈玛丽琳（Marilyn）曾经在美国著名女子名校拉德克里夫学院物理专业就读，金发碧眼白皮肤；三个混血孩子——大儿子内斯（Nath）、二女儿莉迪亚（Lydia）和小女儿汉娜（Hannah）——也都健康、成绩优异并听话。不论之前的祖辈们如何辛苦，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奋斗，成功跻身于社会中产阶级的行列。但是，这个看似成功的模范少数族裔家庭在认知和情感上并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归属感，并实现他们想要的理想生活。这种看似幸福、平静的生活因二女儿莉迪亚的死亡而被打破。
小说出版以来，最受文学批评界关注的是小说中人物的身份问题。身份是个人在社会中通过自我建构对
社会自我的认同，它主要是人在自我轴心上发展和实践的；同时也受到诸如性别、年龄、阶级、种族和国家等外在社会差异轴线的影响。就华裔美国文学批评研究中的身份研究而言，学界的研究大致有以下几个阶段：1.聚焦作品中的中国文化和中国身份认同主题，主要探究作品中对母国的怀念、依恋和永恒想象；2.讨论作品中出现的文化冲突，主要表现在中国人/美国人双重身份在家庭、社会等方面的冲突；3.宣称美国人的阶段，主要表现为华裔如何迎合宗主国价值和文化等；4.超越民族身份的跨国主义身份、杂糅身份建构，但在此过程中难免会遭遇身份缺失的风险；5.从个人成长和个人经历入手，探讨个人身份建构过程中的认知、精神和情感体验，这是从人类共同情感、审美出发，构建文学情感审美共同体的阶段。虽然以上划分有过度简化之嫌，但从某种程度上也能管窥华裔美国文学的创作及批评走向。
近20年来，情感成为心理学、神经科学、认知科学和文学的认知研究等领域的研究焦点之一，也成为西方史学界新的研究热点。研究普遍认为“人类情感因其生物性特征而具有普遍性”，情感是“一种认知的过程”“是社会和文化的建构物”[2]。有关身份的研究不能忽视人类主体的情感因素，而有关情感在个人身份建构过程中起到多大作用，会受到情感本身特性——即其社会性、认知性、建构性和普遍性——的影响。“吉尔伯特从神经学和心理学的视角肯定了情感的社会调节剂作用，指出社会地位、归属感和关爱关系到身份认同问题。”[3]《无声告白》中的每个人都在拼命建构自我，但又都在社会、家庭等的环境下自我建构失败，他/她们都不认同并接纳自己。正如弗洛伊德的研究，他/她们的“自我不再是认同中心，而是一个承受矛盾冲突的心理界面”[4]。目前对小说的研究有从心理学角度、创伤角度分析的，但具体到人
物的内心世界，人物对世界/自身的认知和感受、以及由此外化的行为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并未得到讨论。如果将身份建构问题仍置于国家—民族主义的框架下讨论，恐难解决建构过程中的民族—身份认同危机，而追求构建人类共同情感和审美共同体的世界主义文学或许会提供一种新的可能。
一、世界主义文学与身份认知情感
歌德定义的“世界文学”是“带有不同文明与文化印记的多元化、多民族文学共同生存的联合体”，是“多民族异质文学的多元统一”[5]。歌德强调的是通过不同民族文学的比较、融合，最终达到共同审美体验的世界文学。这是基于文学文本内部运行规律的论断。进入21世纪，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大卫·达姆罗什为了应对西方比较文学危机，推出了《什么是世界文学》一书。长期以来，西方比较文学的主流是欧美文学比较，这在无形中就陷入了西方中心主义；而达姆罗什通过倡导研究被忽视国家作品，将各民族文学纳入更广阔的世界文学视域下，以期达到对比较文学的重构，但其立足点仍是各民族文学的集合。
与之不同，“世界主义文学”是基于“世界主义”及“世界公民”衍生出来的。根据王宁[6]的论述，“世界主义”可以被描述为“超越民族主义、追求道德正义、普世人文关怀、处于流散状态、消解中心且主张多元文化认同......评价文学和文化产品的批评视角”等十种形式。最早的“世界公民”第欧根尼（Diogenes，前404—前323）或是为了逃避其流散身份抑或是寻求一种真正的超然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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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之后的“世界公民”是以“世界主义”为基础的公民。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世界主义文学”主要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作品中所具有的世界性或全球性的主题（包括政治、社会等问题），以及表达对这些主题和问题的态度和所使用的语言”[7]。它强调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的跨国家和跨民族性。二是指“书写或反映移民流散的生存状态和地位等的文学作品”[8]。有关移民流散，这本身就是后殖民理论所关注的重点，也是一个牵涉面广、非常复杂的问题。由此牵涉到文化霸权、边缘化体、“本土世界公民” “杂糅”[9]文化身份等诸多议题。
如果说世界公民所持有的文化价值观等是世界主义文学中被认同的主流，“本土世界公民”强调并坚持捍卫其被边缘化的民族文化的独立主体性；那“杂糅”身份的流散者呢？林萍认为“‘杂糅’身份蕴含了帝国再生产殖民主体的权利运作策略”[10]。在此生产过程中，三方互相作用共同建构了后殖民流散者的“杂糅”身份。首先是所处国家对流散者的社会硬性环境，包括法律制度、社会规约及社区相处等；其次是社会文化环境，包括所处国家在此方面的文学、哲学、历史等各种知识话语建构等；最后是个体将诸多因素吸收、内化后的自我身份建构。由于前两者强大的“意识形态语境”，个人的自我建构往往呈现出“自愿的、归顺的姿态”[11]，也即在内心深处渴望成为被宗主国接受的本国人，为此他们主动抛弃其原有文化身份特征。但这仅仅是个人主观愿望，现实是宗主国并不接受“杂糅”身份者进入其国家。宗主国一方面通过强势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操控，让被殖民者主动认同并渴望融入其中；另一方面却因为其非我族类的身份特征将其无情关在门外。而消解的主要途径就是强化民族文化在自我身份建构中所起的作用，强化作
为整体的、历史的民族文化视野下的集体自我与个人自我的认知结合。世界主义文学视域下的文学批评应该是一种真正将世界性与民族性相统一，最终消解意识形态与个人自我认知之间的冲突、建构具有“本土世界公民”身份特征的世界公民。
随着世界的变化发展，身份也由原来的本质主义身份观逐渐演变为后现代主义身份观。前者强调身份是一个民族的“稳定、不变和连续的指涉和意义框架”，意味着一种集体性的受别人影响而建构的自我，人们可以在所属民族历史传统中获得固定源头和自我感；后者则主张身份是一种不断流动、变化和建构的过程，因而它缺乏终极的结论。[12]身份从原来的社会规约、被动被定义状态慢慢成为一个自我主体建构的概念。广义上，身份主要是指文化主体在强文化与弱文化之间的集体认同选择。这一明显特征可以归结为一种主体的焦虑、希望、痛苦和快乐的体验。个人主体总是受到文化主体的影响，但是，如果能够超越广义身份、关注个人认知与情感，以及它们在个人身份建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个人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自我。
当今文学认知情感研究领域颇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霍根（Patrick Colm Hogan）对情感的研究也有类似的结论。他在《理解民族主义》（2009）一书中写道，“民族主义是根据一定地理区域并受某种政府统治下的一类人所组成的圈内身份认同”[13]。这里有关民族主义的定义中，霍根首先提到的是“圈内人士认同”，这个圈子或者以地理疆域作为参考指标，或者以政府统治区域作为参考指标。而“圈子”在霍根看来本身就是强调情感上“认同感”的存在，在此定义下的“民族主义”就是以个人出发且联系个体身份存在、而
非以政治结构为基础的。霍根所说的民族主义具有两个特征：1.它是复杂且等级化的非游牧民族社会，2.它遵守圈内/圈外人认知和情感观念。
我们的思维决定我们总是会对差异关注度更高，弗里达（Frijda）曾说：“奇怪性本身驱动认知活动”[14]。同时，人们也只有在充分了解大的认知结构的基础上才能够理解认知内容的差异性。主导差异性的原则有哪些，这就要从身份形成谈起。根据霍根的研究，身份有“实践身份”（practical identity）和“范畴身份”（categorial identity）之分[15]。实践身份包含我们做什么以及能做什么，它强调我们的能力、行为习性、兴趣、生活常规、概念、想法对思想行为的指引，它更体现在我们与他人的日常互动中。实践身份是在某一特定圈内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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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的身份，不同体实践身份都不同。在实践身份中，语言是至关重要的一环，不懂一个体的语言自然会被划为圈外人士。范畴身份是我们将自己纳入哪类人，即将自己置于圈内或圈外人士的位置。通常情况下，固定体成员身份确定是靠称谓、国籍、标签等形式，比如按照国别划分的美国人、中国人、英国人等。总之，范畴身份是将具有同样特征的人归为一类，范畴身份对于自我身份定义至关重要，在将自己划为具有某种范畴身份的同时也定义了自己属于某一圈内体。实践身份与范畴身份之不统一、不一致的情况发生时，一方的改变不会影响到另一方。实践身份改变不会影响范畴身份，反之亦然。
研究表明，不同圈子的划分对圈子本身并无影响；但是在评价和具体行为中，圈内人士会对圈外人士表现出偏见。根据神经生物学研究结果，人们通常会通过“是否与自己相像”，即从面部相似度来判断他人是否与自己属于一个圈子。研究将行为、言语纳入认知身份建构的构成因素。在讨论民族主义的时候，瓦赫特尔（Wachtel）认为人们属于哪个国家，“并非是因为他们具有任何客观身份标准，如使用相同的语言、拥有共同的历史或文化遗产等，而仅仅是因为他们觉得/认为他们是”[16]。卡斯菲尔（Kasfir）认为有很多标准可以用来定义民族人——“语言、疆域、社会结构、文化模式、行政划分，积极身份认同感”[17]。上述标准，前面几个都属于实践身份的构成部分，只有积极身份认同感属于范畴身份部分，并且它是一个特定体中最具有决定因素的政治行为。而圈内/圈外区分的范畴身份识别带有强烈的情感因素，也是高度动机化的。通常情况下，范畴身份识别会带有很强的利己主义成分。
国家、社区、学校都可视为一个团体或机构，它们对待少数族裔、特别是华裔的态度会再加工为华裔对自我的看法和感受，进而会影响对自我身份的认知情感建构。当社会团体情感和个人自我情感狭路相逢，妥协的必然是弱势的个人，外在的表现形式会与社会团体情感看起来一致，但这是伪装或压制个人情感的结果。“在某些情况下，似乎共有的情感，如爱、依恋、同情心和信任，都是产生归属感及同一体认同的手段。同时，有权力的体为了隔离其他人，也会在体中有意识地培养反感与不信任的情绪。”[18]因此小说中人物的自我情感认知及建构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团体、机构、社区等共有情感的影响和压力。
二、《无声告白》中的世界主义文学美好愿景
小说开头与加缪《局外人》的开场白有些类似，“莉迪亚死了，可他们还不知道。”[19]一开篇，作者伍绮诗就将读者、书中人物和叙事者置于大家都不知道莉迪亚死亡事实的“局外人”身份。《局外人》的开头是：“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在昨天，我搞不清。”[20]第一人称的“我”不知道妈妈去世的确切时间，而默尔索在妈妈葬礼上没有哭泣成为法官判处其死刑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果说文本世界中的默尔索成为一个被法官、检察长、辩护律师等司法人员排除在外的局外人，那在《无声告白》的文本世界中，局外人的概念扩展到家庭成员内部，家人之间的互不敞开心扉。一家人由于彼此在乎、害怕失去反而成为局外人的心痛事实，让读者在惋惜之余，不禁深入思考为何家人之间会有如此之深的不安全感和爱之负担。小说人物所表现出的种族平等、男女平等和文化平等的希望超越了国家性和民族性，构建了世界主义文学的主题之一。
故事发生在1957年的美国，当时美国民权运动兴起，各社会体为获取诸种权利进行反抗、游行等。跨种族婚姻在当时的美国是极其少见的社会现象，由白人女子与华裔男子组成的家庭在俄亥俄州一个小镇的生活成为更加突兀的存在。小说采取现在、过去交替的叙事手法。小说第一章开篇记录了1977年5月3日，像任何往常的日子一样，李一家开始吃早餐。他们所不知道的是他们最钟爱且引以为傲的二女儿莉迪亚已经死了，接着就是家人寻莉迪亚的各种行为。第二章直指莉迪亚死亡的原因是其父母、父母的父母、父母的期望及一切相关事情的不可完成性。整部小说在语言上的突出特点是使用了很多如“anythi
ng”“everything”“some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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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those”[21]等的含混表达，进一步深化了小说的主题——不可言说，也凸显了要讨论的诸如华裔少数族裔/华裔混血儿融入白人体问题、女性解放问题、夫妻关系问题、个人创伤问题、家庭教育问题、子女争宠问题、父母与子女关系问题、个人社会社交问题、同性恋问题等的敏感性和棘手性。变换的叙事视角给读者呈现出每个人物的内心想法，在交织错乱、纷繁复杂的关系中让读者明白，小说题目中小写的“i”指的不仅是自杀的莉迪亚，还是李一家的每一个人。每个人不可言说的秘密和伤疤，犹如洋葱层层裹套一般，慢慢呈现在读者面前。
小说在第一章陈述出莉迪亚死亡的事实后，第二章就直指其死亡背后可能的原因。小说将叙事从1977年拉回到1955年莉迪亚父母相识的那个秋天，开头直问：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如同所有事情：与父母有关。（1）因为莉迪亚的父亲和母亲。（2）因为莉迪亚母亲的父母和父亲的父母。（3）因为很久以前，莉迪亚的母亲失踪过，她的父亲把她带回家。（4）因为她的母亲觉得与众不同比任何事情都重要。（5）因为她的父亲觉得融入人比任何事情都重要。（6）因为上述事情都不可能实现。（笔者译）
在这一段中，连续出现了六个“因为”，看似陈述死亡原因的并列句，在语法结构上、语义上却是并列（1）（2）、解释（3）、总结（4）（5）和转折（6）的关系。六个“因为”不仅道出了小说中出现的所有矛盾，也将小说的世界主义文学主题展现在读者面前。
第（1）句叙述了莉迪亚的死亡是因为她的父母。这是一句高度概括、同时又含糊不清的表达。读者无法清楚知道其父母到底做错了什么才让女儿走上不归路。唯一引人注目的就是莉迪亚父母的跨种族婚姻。虽然小说将故事设定在美国各种社会运动高涨的20世纪70年代，但莉迪亚父母的婚姻则是在1958年，那时的跨种族婚姻在很多地方还是违法的，认为这是“丢掉种族自尊”的行为[22]。事实上，美国反对异族通婚从殖民地时期就开始了。有明文规定的《反异族通婚法》最早产生于1661年的马里兰州，主要是禁止白人与黑人通婚。1878年加利福尼亚州通过州法律修订案，禁止华人和白人通婚。此后美国各州都有明文法令禁止异族通婚，这种情况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有突破。1948年加州终结了《反异族通婚法》，此后各州民权人士经过近20年的运动，1967年6月12日美国最高法院废除了弗吉尼亚州的禁止白人与其他种族通婚的法令。然而正如叙述者所言，从法令的颁布到普通大众从内心认同跨种族婚姻还需很长的时间，并且有些人是永远也接受不了跨种族婚姻的。在此种社会大环境下，玛丽琳和詹姆斯的婚后生活不仅是孤立的，也让他们的理想变得难以实现。
在（2）中引出的话题是第一代华裔在美的生活，以及20世纪美国社会对女性的期待与要求。詹姆斯的父母是冒名顶替同乡死去的儿子来到美国的，其父亲的“纸儿子”身份在政治上就是不合法的，因此他们
无言孙国庆不会如美国公民那样要求民主、平等、人权等，他们是美国社会的隐身人。在此不安全感中长大的詹姆斯也希望自己越普通、越不被人注意越好，这种人为地将自己的性格、情感都隐藏的认知图式会慢慢让他走向忽视自我、最终失去自我的身份认知困境。可惜的是詹姆斯不仅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还拼命将自己的这套生存理念强行灌输给莉迪亚，让莉迪亚按照“大家”的穿着、服饰、行为方式塑造自我。与詹姆斯不同，莉迪亚的母亲玛丽琳行走于另一极端——极端的自我中心。受到母亲被父亲抛弃经历的刺激，玛丽琳潜意识里认为“母亲渺小、孤独的一生”[23]就是被束缚于家庭之中造成的。因此对于当时美国学校教育中的训练女性做家务，能够“管理住宅”[24]，要在吃饭前“用光鲜的皮肤和整洁的家居服取悦丈夫”[25]，“一位好妻子，应该掌握蛋的六种基本烹饪方式”[26]，玛丽琳是极为反感和反抗的。玛丽琳的反抗一方面是在为母亲的一生叫冤，更是对当时社会价值标准的谴责和质问。这样一位贤妻良母、完全按照社会价值规范行为的女性典范为何会被丈夫抛弃，为何度过如此孤独而又没有人在意的一生？因此，第（2）句中叙述的都是詹姆斯和玛丽琳从父母经历中获得的反思和经验——对自我情感/身份的刻意忽视和追求男女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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