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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叶素先生（1921-2010）早年考入“中训团音干班”，后转入国立音乐院分院、本院，1947毕业。后参与开办香港中华音乐院。1949年参加广州军管会音乐组。后历任华南文艺学院音乐部部长、“中南音专”声乐系主任、湖北艺术学院音乐系副主任、副院长。1981年后任广州音乐学院副院长、星海音乐学院副院长，中国民族声乐教学研究会筹委会副主委。对武汉音乐学院的发展有着重要的贡献。
关键词：叶素；武汉音乐学院；发展；贡献
作者简介：叶波（1958～），男，星海音乐学院图书馆副馆长；吴亮花（1972～），女，星海音乐学院图书馆馆员（广州 510006）。
左边右边 杨培安收稿日期：2013-09-10
叶素，原名叶锦杰，曾用名叶理平，广东省南海县下安乡沙尾村人，出身于一个自由职业者的家庭。父亲叶似川在广东高等师范毕业之后，一直在各地教书，时间较长的是在越南的西贡和海防①。
叶素从小便喜欢阅读，爱好音乐和美术，10岁时即被父亲带到越南海防时习学校，并念到高小毕业。19
34年9月，又被带回广州，进入市师附中初中部。1936年夏天，毕业于广州?勤大学附中（其时市师附中已归属其中）。初中毕业后，叶素报考黄埔海军学校，考进第二十四期轮机班。入校后，在高班同学的影响下，参加了他们的进步读书会，思想开始转变。抗战爆发后，海校沿江西迁，先是到了郁南的连滩，
继而再转到广西柳州的三都才停下来。读书会的成员除了阅读进步书刊，利用课余时间到附近的村子里教小孩子识字唱歌外，还组织了一个救亡歌剧队，参与演剧宣传活动。当时，读书会的同学都向往去延安。1939年7月，黄埔海校奉命停办，学生们要转入别的学校。为了实现到延安的打算，叶素抱着“走近一步算一步”的想法，转到了当时在四川万县的青岛海军学校（第五期轮机班）。
1940年秋，叶素学业结束，先是被派到民生公司（重庆）的造船厂实习，后来又被分到湖南洪江的机械化学校“继续学习”②。这时，他通过买书报而认识的、在新华日报工作的广东人罗东，打听去延安有关事宜；另外，还以和“新音乐社”的李凌、张文纲（时在音干班第一期）、瞿希贤（时在国立音乐院，两者均经李凌介绍）通讯联系。由于与李凌等人的交往，并选择音乐道路，他开始改用叶理平这一名字。1941年3月，叶素回到重庆，并到新音乐社，经张文纲介绍，暂时借住在歇台子的中国电影制片厂合唱团宿舍，继续学习音乐。海军学生生活就此结束。
在中国电影制片厂合唱团借住的四五个月里，叶素除了旁听合唱团团员们上课之外，还经常跟张文纲
等人到城里，参加诸如“新音乐社”创作研究组等活动。同时，还结识了《新华日报》跑文化方面的记者张颖，并得知她原来也是?勤大学附中时低一班的校友。然而，此时的叶素，还是很想到延安去。当时有关领导认为：“这里也需要人，不一定都到延安”，并说：“我们可以就地利用人家的力量来培养自己的干部，以便日后好开展工作”③。
1941年暑假后，叶素就按这要求，和伍雍谊一起同时投考了中央训练团音乐干部训练班（第三期）和国立音乐院，结果都考上了。当时，两个单位的学制不同：音干班受训9个月，毕业后成绩优异者，可升上高级组继续学习两年，这样不到三年的时间，就可以抵上音乐院的五年制。为了能早点出来工作，解决经济问题④，在征求大家意见后，他们还是进了音
干班。从1941年9月报到，到1942年12月音干班解散，叶素如愿在音干班第三期毕业，并升上高级组，但最终却未能按照原计划读满三年。在此期间，叶素与新音乐社的同志仍时有聚会，也常和张颖同志联系，为《新华日报》的副刊《音乐时代》写稿，并
1942年底，音干班“奉命”停办，通过班主任戴粹伦的努力，音干班高级组改组为国立音乐院分院，学员按程度分别插入适当的班次⑤。不久，暑期到了，中训团又下逐客令，分校要搬家。这样，他们就搬到了重庆青木关离国立音乐院本院约四五里的松林岗一所旧校舍继续上课，叶素就是在此读完三年级。这个时期，由于离市区较远，他们和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的联系也随之减少了。但每次进城，
他们都会到曾家岩的“周公馆”去，那时，张颖已回延安，和他们联系的则是解放后在东北做过共青团工作的陈舜瑶。此外，李凌在1943年春天也回到了重庆，并在中华交响乐团和育才学校工作，因此，暑假期间，叶素也到育才学校音乐组帮忙了一个多月，并协助新音乐社⑥的各种工作，这个时期叶素曾分别使用“甘洁”、“陆素”等笔名，继续给《音乐导报》等刊物写稿。
1944年秋天，叶素经过考试转到音乐院本院去了。一方面，那里的学习气氛较浓，另外，张文纲他们也在那边，交往方便。进入本院不久，叶素被同学选进学生自治会工作。在此期间，叶素先后师从谢绍曾、伍伯就、伍正谦等先生学习声乐。积极开展民主歌咏、民歌演唱和民歌研究活动。据谭林先生后来回忆：“在当时所谓‘最高音乐殿堂’中，理平（叶素）同志的一曲《在那遥远的地方》以最秀丽的诠释，唱响乐坛，使中国民歌夺得一片赞美”。同时，叶素还积极参与新音乐运动，替音乐艺术社撰稿、处理抄谱、复信等日常事务。抗战结束后，李凌去了上海，《新音乐》被查禁停刊，而叶素和谭林等仍全力复刊《音乐艺术》，使之延续下去，直到离开重庆。
抗战胜利后，重庆各校忙着“复原”，音乐院也停了课，等待搬回南京。叶素他们除了参加音乐院同学组织的“山歌社”活动外，也积极和当时在重庆各大学间开展的民主运动起着较好领导作用的《中国学生导报》保持密切联系。1946年5月，叶素和严良?还出席了中国学生社成立大会。稍后，演剧四队来到重庆时，山歌社的一些同学（有的人以前就是演剧队的）便前去帮助他们演出。八月份演剧队东下武汉时，叶素也参加了他们的队伍，协助他们工作。同年12月，国立音乐院已在南京下来，为了
完成最后一项学业程序――毕业演唱会，叶素才和另一位参加演剧队工作的储声虹同学一起回到南京。不久，“沈崇事件”发生，南京学联成立了“反暴行委员会”，音乐院的学生自治会，则让叶素出席了一些联席会议，同时，为配合运动，他还分别在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等集会中演唱一些应时的歌曲。1947年4月，叶素接到李凌从香港的来信，让他尽快到香港，协助开办“中华音乐院”（港院）。毕业音乐会完成后，叶素即于4月30日匆匆赶到上海，其时，刚巧有一艘军舰南返，他便通过在海军的旧同学，于5月1日和许文辛带着李凌的女儿小毛（李妲娜，时年6岁）乘坐一艘叫“中程”的登陆艇到了广州，随即转赴香港。
香港中华音乐院表面上是一间补习夜校，实际上却是在中共南方局文委直接领导下的一个业余音乐训练班，主要培养音乐运动干部，办学方式完全按照从前曾设在上海的中华音乐院（沪院）的模式运作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这一机构还担负着“为从内地撤退到香港的进步音乐工作者，提供落脚点和储备人才” ⑦的特殊任务。学院院长由马思聪担任，李凌、赵?任副院长。开办时先由叶素担任教务主任⑧。陈新生任校务主任（后由俞薇接任），此外，许文辛也参加过学校的管理工作。之后，随着到港干部日益增多，中华音乐院（港院）的规模和影响日益扩大，并迅速成为港九及南洋地区的新音乐运动中心。此期间，叶素除克服困难、努力办学外，还积极推动港九工、青社团的歌咏活动，更多次参加中华音乐院（港院）在
各地的演出。1947年11月16日，中华音乐院（港院）通过港九歌咏协会，举办了一次规模宏大的星海柳岩胸多大
纪念音乐会，叶素担任了《黄河大合唱》中的《黄河颂》的独唱角。1948年3月7日，叶素和大家一起通过港九歌协，联合了20多个歌咏团体，在中央戏院举办了一场有两千人参与的大合唱新年音乐会。由于中央戏院的舞台空间有限，郭杰只好站到观众席上指挥。演出结束后，各歌咏团体排着整齐的队伍，高声歌唱涌向街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多年以后，亲历当年盛况的长辈们回忆起来，依然绘声绘，仿如昨日。据当年保存下来的节目单，我们得知，叶素在1949年1月23日中华音乐院（港院）新年音乐会上，演出了三首独唱歌曲，其中有：《上山》（胡适词，赵元任曲），《在那遥远的地方》（新疆民歌，陈田鹤编），以及《Recondita Armonin》（普契尼曲）。随后，还在当天演出的《春天大合唱》（金帆词，马思聪曲）中担任了领唱。在1949年2月25日中华音乐院新春音乐会上，叶素又演出了独唱曲：《上山》、《阿依莎》（新疆民歌，梁子琼编配）与《读书郎》（宋杨词曲）等。
当时中华音乐院（港院）的学生，大都是一些工、青歌咏团体的骨干。每周上课一次，每月只需缴纳10港币（1949年改为20元）。学费收入远远无法应付办学的支出。教师多是由内地陆续赴港的进步音乐工作者，生活条件比较艰苦。学院只提供集体伙食（到后期才每月给每人发10元生活费），晚上还要把课堂的书桌拼凑成床来睡觉。马思聪到香港上课也是这样。舒琛珍说：“这可以算是那种环境下的一种特殊形式的供给制吧”。
1949年夏天，恰遇一场强台风袭港，学院“骑楼教室”的窗子多被吹坏，为了拴住风雨摇荡中的那排窗
架子，叶素同关子光在骑楼上守夜，以此度过难关。
那个时期，叶素和大家一起，除了担任学校的教学，参加歌咏活动之外，还在中学兼课，替报刊写稿，阐述自己的音乐观点和主张，而所得课酬、稿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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