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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渡赤水令红军损失巨大 遭空前质疑
2010年12月29日 14:51 炎黄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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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十分清楚，在四渡赤水期间的军事指挥，的确遭到了众多高层当事人的不满和反对。这就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一个被誉为“一生中的‘得意之笔’”的军事指挥，一位“用兵如神”的军事统帅面前，怎么会出现这么多的不和谐声音？为什么出现的不是如潮的赞颂，而是恰恰相反呢？难道真的是“阳春白雪，和者盖寡”？
恐怕不那么简单。相反，它事出有因。一个根本的原因，除了四渡赤水期间，连续“乱碰乱撞”，打了一连串的败仗、窝囊仗，再就是带来了部队的极大消耗和战斗力的损失。
本文摘自：《炎黄春秋》2010年第11期，作者：夏宇立，原题：《四渡赤水评价考》
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土城作战失利，渡江北上入川受挫。为了摆脱严峻的不利局面，1935年1月29日至3月21日，中央红军在川黔滇交界处的赤水河上，由东至西，由西至东，来来回回作了四次横渡，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四渡赤水。
我们先来回眸其主要经过：1月29日，中央红军退出土城战斗，在猿猴场到土城之间，分三路西渡赤水河（即一渡赤水），向川南的古蔺、叙永方向开进。2月2日，其右纵队红一军团围攻叙永县城不克，撤出战斗，继续西进。7日，中共中央决定“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并令各军团迅速脱离川敌，向扎西（今云南威信）地区集中。接着，进行了休整和整编。由于土城作战的严重伤亡，为了维持战斗力，部队缩小编制。
2月中旬，中革军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之简称，下同）发现川军和滇军分由南北方向压来，留驻不利，决定回师东进，到国民党军兵力薄弱的黔北地区寻机歼敌。18日，中央红军遂由太平渡、二郎滩开始东渡赤水河（即二渡赤水），重入贵州。24日，进占桐梓。26日攻占娄山关，击溃黔军两个团，并于27日击溃黔军六个团，再占遵义。28日，击溃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纵队两个师，歼其一部。遵义战役“计共俘（敌）人在二千以上，（缴）一千以上”，（《野战军总司令部关于遵义战役战绩的通报》，1935年3月2日，《红军
长征·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279页）取得了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利。
遵义战役之后，国民党军改以堡垒主义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法，实行南北夹击，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遵义、鸭溪地区。3月4日，中央红军组成前敌司令部，朱德为司令员，为政委。5日，中央红军以红九军团在桐梓、遵义地区吸引敌人向东，主力由遵义地区西进白腊坎、长干山准备突击国民党中央军薛岳兵团之周浑元纵队未果。接着，中央红军主力进至西安寨、泮水地区，再次寻歼周浑元部未果。此时，中共中央和朱德、进一步确定了重启演员表“以消灭薛岳兵团及王家烈部队为主要作战目标”的战略方针，继续部署对敌作战。就在此时（10日），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向军委提出了进攻打鼓新场（今金沙县城）黔军一个师的建议，首先得到了朱德的赞同，并在随后的军委会议上，与会绝大多数人不顾的反对，一起表示支持，会议作出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决定。然而，会后通过周恩来又说服了大家。11日，军委遂以朱德的名义颁布命令“不进攻打鼓新场”。12日，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包括、王稼祥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
15日，中革军委根据的意见，发起对薛岳兵团主力周浑元纵队作战，集中主力向鲁
班场、三元洞地区的敌三个师猛攻。红军血战终日，伤亡惨重，不得不撤出战场，并于次日转兵西进，在茅台及其附近地区西渡赤水河（即三渡赤水），再一次进入川南。蒋介石急令川黔滇边部队向川南进击。在此情况下，中革军委以红军一个团向古蔺前进，诱敌向西，而以主力突然折向东北，于21日晚分别经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东渡赤水（即四渡赤水），从国民党军重兵集团右翼分路向南急进，26日进至遵义仁怀大道北侧干溪、马鬃岭地区，计划从长干山、枫香坝之间突破敌军封锁。当日，中央红军主力向驻守该地的周浑元纵队发起攻击，虽经激战，仍未获进展。27日，中央红军改以九军团由马鬃岭地区向长干山方向佯攻，引国民党军北向，主力红军东向并于28日突破鸭溪至白腊坎间国民党军封锁线，南进至乌江北岸。31日经江口、大塘、梯子岩等处南渡乌江。接着，中央红军以一部兵力佯攻息烽，主力则进至狗场、扎佐地域，前锋向贵阳逼进。至此，中央红军跳出了国民党军的合围圈，把蒋介石的“追剿”大军甩在乌江以北。
4月4日，红九军团在打鼓新场以东老木孔地域击溃黔军一部。6日，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于贵阳附近平场以南地区，全力伏击薛岳部两个师未果。此后，中央红军趁滇军东调增援贵阳之机，乘虚进军云南，于27日进入昆明西北地区，接着转兵向北，5月9日渡过金沙江。
以上所述，这就是四渡赤水前后的大致经过。
通观四渡赤水的全过程，已经很清楚，处于劣势的中央红军在数倍于己的敌军之中艰苦转战，并最终摆脱了敌军，这的确了不起，值得大笔褒扬赞颂。
然而，话又说回来，当年红军在转移中，面临强敌的围追堵截是经常的，而红军通过自己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粉碎敌军的围追堵截来实现自己的战略转移目标和任务，又是十分正常的。否则，只能面临失败的结局。而像中央红军四渡赤水这样成功摆脱敌军的例子，在各地红军中也不胜枚举。比如，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二、六军团孤悬长江以南，深陷敌军丛中，还不是靠自己千回百折地转战，最后长征到达陕北？徐海东等领导指挥的红二十五军是一支不足三千人的小部队，还不是靠着自己灵活机动和英勇顽强，打得强敌靠边走，第一个进入陕北？徐向前、陈昌浩指挥的红四方面军还不是以无坚不摧的意志和毅力、始终高敌一筹的谋略，迭挫强敌，完成长征的？所以，胜利完成长征的部队都一样，都摆脱了优势敌军的围追堵截，都有一段不同凡响的征战历程。况且，上面所说的三支红军部队，在长征中同中央红军比较，显然还都有着两个方面的“比较优势”：其一，损失相对较少；其二，沿途都还创建了新的根据地。
此外，笔者在研究四渡赤水时，还发现了一个奇怪现象。一方面，人们对四渡赤水倍加尊崇，极力神化。例如，有的将其称为“快乐星球 李瑞红军长征中举世闻名的四渡赤水”（《年谱1893一眼万年林俊杰～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45页）；有的称其是“中央红军长征中最惊心动魄、最精彩的军事行动，是军事生涯中的‘得意之笔’”，是“高超指挥艺术的生动体现，是红军战争史上的奇观，是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典范”（《红军长征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5页）。还有那60年代唱红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的《长征组歌》，其中歌词气势如虹：“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用兵真如神。”
另一方面，其中的一些重要当事人不仅绝不恭维，甚而批评有加。亲眼目睹中央红军土城之战失败，以及随后几次三番的行动难以达到目的，在遵义会议上受到批判的博古开始说话了，其语言不多，但一针见血：“看起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转引自《传1893～1949》，第346页）博古口中的“狭隘经验论者”指的就是，这“也不成”也就是博古对土城失利和四渡赤水的评价。这里，博古虽然表露了一点对遵义会议遭批评的不满情绪，然而，却又正是给他创造了发泄不满的平台，给了博古企图抓住的“辫子”和“痛脚”。
如果以博古为原任“左倾教条主义领导人”的议论不足道的话，那么下面出现的一些战事中的有关人物当时的态度，可得认真看待了。
首先是林彪，紧接着还有他人。林彪时为红一军团军团长，是的得力爱将，指挥作战思路缜密，常常有独立见解，他所指挥的红一军团又是中央红军的主力。虽然，据回忆，林彪在遵义会议上“没有发什么言满园春艳阳天”（《元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第197页），但可以肯定，林彪是支持遵义会议改变领导人，支持重新出山的。对于指挥的土城之战惨败，目前没有发现林彪的议论，但是土城之战中，让林彪率部颠来赶去，部队伤亡惨重，也可以估计到林彪当时心里也是够窝火的。当然，让林彪公开直接表示不满还有一个过程，然而，这个过程来得并不漫长。
中央红军二渡赤水，回兵遵义，取得了长征以来唯一的一场作战胜利，多少减轻了身上的压力，一定程度上卸下了兵败土城的包袱，进而情绪上有些激动和陶醉。在胜利面前，他欣然命笔，吟诵了一首著名的词章——《忆秦娥·娄山关》，其中的妙句佳言“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不失为千古绝唱。
3月4日，中革军委在遵义设立了前敌司令部，朱德为司令员，为政治委员。这是毛
泽东正式恢复军内职务。在胜利鼓舞下，希望再打一个大胜仗。于是，次日，朱德、发布了《关于首先消灭萧、谢两师的作战部署》，决心打击国民党中央军部队。萧、谢两师，即国民党蒋介石中央嫡系之萧致平第九十六师、谢溥福第五师。该二师为蒋介石“追剿”部队中的战斗力较强部队。这个决定，其实有很大的盲动成分。遵义战役虽然取得了重大胜利，然而，作战对象大部分为黔军，而其中在遵义和乌江边上打击的吴奇伟部第五十九、九十三师两个师，虽然也是蒋介石嫡系，但是过去都曾遭到红军打击，其中第五十九师为被全歼后重建，士气和战斗力大受损伤。而第五师和第九十六师则不然。况且，遵义战役与吴奇伟两师的战斗，大部分只能算击溃，俘虏和缴获很有限，同时，红军自身的伤亡比起敌军的伤亡来还要大得多。仅以红三军团为例，损失几达三分之二。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再打一场硬仗，其困难可想而知。
因而，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在接到朱德、的命令后，于10日郑重向军委建议进攻驻守在打鼓新场的黔军一个师，认为一则打敌黔军一个师有把握，二则可以为前进扫清道路。对这个建议，很生气，可朱德则认为“林、聂建议可取”。朱、毛发生分歧。此种情况下，搬出了刚就任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希望张闻天支持。可张闻天也一时无法决断，于是召开军事会议讨论。
到会者20余人。会上，向大家表示，打鼓新场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不应该，我们应该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嘛”。但是大家认为的理由不成立，最后少数服从多数，通过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决定。环视全场，孤立无援，可仍然气呼呼地顶起牛来：“既然如此，我这前敌司令部政委不干了！”凯丰立马回敬他：“少数服从多数！你这是什么态度？”张闻天也不满意：“不干就不干吧。”又甩出一句：“好，我不干！第七套广播体操音乐”愤然离席而去。
会议接着就撤销了的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由彭德怀暂时代理前敌总指挥。刚刚就任军内职务，不出一个星期就被撤销，境遇可想而知。更为严重的是，的意见被差不多全票否决，这对的思想打击，不能说不大。但是，究竟是非凡人物，他当然不甘心，并很快又有了破解之道。当初他请张闻天，是希望张闻天当裁判，在支持他的前提下来解决好与朱德的分歧，结果反而弄得鸡飞蛋打。此时，想到了另一位。他，就是周恩来。的路子果然走对了！
据“”期间周恩来叙述：当天夜里，又“提马灯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米娜电话情缘。（《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63页）
果然，周恩来四两拨千斤，给解了套，挽回了的尴尬局面。第二天（11日），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的名义颁发了《关于我军不进攻新场的指令》，取消了前一天会议的决定，并将向打鼓新场方向运动的红一军团召回。采纳了的意见，林彪、和朱德，以及原来绝大多数与会者的意见被否决，那么，他们又作何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