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魏世夫
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年第1期
魏世夫
（赤峰学院 音乐学院，内蒙古 赤峰 024000）
摘 要：歌曲的产生与创作有着不同的时代特点，看似是一首短短的歌曲，它可以被看成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包含了很多东西。从歌曲的发展历史阶段来看，不同时期的歌曲体裁，如歌颂、抒情、叙事等，在音乐的风格上都会有多样化和音乐旋律上多元化的组合发展，都留下了经典传唱的作品。歌声激励了人民、鼓舞了人民，更准确地表达了人们的心声；歌声记载着历史, 歌声也鲜活了历史的记忆。
关键词：当代歌曲；创作；发展；时代特点
中图分类号：J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1）01-0210-04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宣告成立，结束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饱受欺凌与压迫的屈辱历史，
开辟了人民当家作主、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新纪元。中国当代歌曲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凯歌声中诞生和发展的,是继承了“五四”以来音乐创作的光荣传统而继续前进的。像在“五四”运动时期、抗日救亡运动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一样,歌曲创作在当代音乐史中仍占有重要的地位。
五星红旗在共和国的晴空里已经飘扬了六十个春秋,六十载的岁月足迹既留在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的记忆里，又留在一曲又一曲难忘的歌声中。歌曲是为时代的政治、经济、人们的娱乐生活服务的。歌曲作为一种特殊的、大众文化声音形态的时间艺术,往往会以其独有的方式,及时而忠实地刻录着时代的音响、民族的悲欢、人民的心声,歌声记载着历史,留住歌声也就鲜活了记忆。
六十年来,歌曲的创作是受重大的社会变革所决定的,按歌曲本身的发展特点来分，当代歌曲发展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
一、五十年代前期的胜利歌声(1949~1956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是中国当代歌曲获得重大成就的时期,是中国歌曲创作的黄金时代之一。这一时期的歌曲迅速有利地表现了新中国诞生后这一令人欢欣鼓舞的时代。人们用新的歌曲表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人民高昂的情绪，在五十年代初期创作了许多有影响的歌曲,如王莘作词作曲的《歌唱祖国》，创作于1950年9月，是一首混声二部合唱歌曲。作品以雄壮的音调和坚定有利的进行曲节奏，构成豪迈的形象,表现了成为共和国主人翁的中国人民的坚强信心和自豪感,生动地展现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建国初期朝气蓬勃的时代风貌，抒发了中国人民对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无比自豪和无限热爱的情感，概括了中华民族期盼祖国繁荣昌盛的时代情绪，不但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众歌曲创作的巅峰，而且其强大的艺术生命力超越了时空，至今仍是中国人民抒发爱国主义情愫的代表之作，因此而被誉为“第二国歌”。
彩虹mv 同时期的还有《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蒙古族作曲家美丽其格作词作曲),这首歌通俗简洁,充满了诗情,抒发了对家乡的无限热爱；时乐蒙的《歌唱二郎山》(洛水词)、《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魏风词),瞿希贤的《全世界人民一条心》(招司词),马思聪的《中国少年儿童对对歌》(郭沫若词),刘炽的《我的祖国》(乔羽词)等歌曲，热情地歌颂了祖国的新生和自豪、雄壮的气势。
一批年轻的词曲作家脱颖而出，奉献出了他们新创作的歌曲，如石夫作词作曲的《牧马之歌》,刘炽编曲的《新疆好》(马寒兵词),麦丁编曲的《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范禹词),通福编曲的《敖包相会》(海默词),李巨川的《我骑着马儿过草原》(马寒冰词）等。这些年轻的作曲家,运用民族民间的音调素材创作出清新活泼的歌曲,使歌曲创作的道路更加广阔。正如一位诗人所形容的:“凡是能开的花,全在开放；凡是能唱的鸟,全在歌唱。”广大的作曲家辛勤创作,产生了众多的受到人民众喜欢的优秀歌曲,这也是建国以后第一次歌曲繁荣的高潮。
二、曲折前进的歌曲创作(1957~1965年)
高云翔妻子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1958年的“”,1959年的“反右倾”,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和党在指导方针上的失误,不仅使国家的发展经历了曲折,也使当代歌曲创作受到了严重影响。在政治“浮夸风”的影响下，当时歌曲创作中充斥着“假大空”的浮词虚语,如：“一棵稻子打八斗，一块山药汽车拉，一朵棉花絮床被，暄暄腾腾赛沙发。”（《神话变成大实话》）“我们的人民公社真了不起，小麦亩产九千斤……”（《真是了不起》）就在人们高唱“吃饭不要钱,粮食吃不完”的时候,一场全国性的饥荒正在悄然降临。此时，歌词的公式化、概念化、口号化使歌曲成为政治和具体政策的传声筒。尽管这样，很多作曲家仍在继承和发展着我国歌曲艺术的优良传统,仍在按照艺术的发展规律进行创作，产生了吕远的《克拉玛依之歌》,白成仁编曲的《洞庭鱼米香》(叶蔚林词),田歌的《草原之夜》(张加毅词),通福的《草原晨曲》(玛拉沁夫词)等。
到1958年，提出“为诗词谱曲”的任务，于是就有了赵开生的《蝶恋花·答李淑一》，李劫夫、晨耕的《西江月·井冈山》,李劫夫的《七律二首?送瘟神》等。
1964年,为了纪念建国15周年,由恩来总理倡议并亲自指导创作了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这部作品继承了我国的诗、乐、舞一体的民族传统,调动了一切可以调动的艺术手段,如文学、戏剧、电影、美术等等,高度地概括地史诗般地歌颂了中国人民在伟大的、光荣、正确的共产党领导下，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的光辉历程。
春天的故事合唱简谱 历史产生了歌曲,而历史又在歌声中前进。1965年,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30周年而创作的大型音乐套曲《长征组歌》(肖华词,晨耕、唐可等人曲),表现了红军长征中十个不同的战斗画面,构成了一部宏伟壮丽的英雄史诗，后被人们赞誉为中国合唱事业中继《黄河大合唱》之后的第二个里程碑。
总之,这一时期是我国当代歌曲发展的第二个丰收期,虽然受到了政治斗争的干扰，仍涌现出一大批优秀歌曲。
三、时期的歌曲(1966~1976年)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音乐”是发生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的一个特殊的、反常的音乐现象。这段时间的歌曲创作，可分三个阶段来谈。
（一）“语录歌”兴起
“语录歌”这种歌曲形式，形成于 “”期间，它的盛行和消失都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需要，是行政提倡的结果。1966年9月30日，《人民日报》整版刊登了李劫夫等人的语录歌曲《造反有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下定决心，不怕牺牲》、《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你不打，他就不倒》等，并广为传唱。“语录歌”的盛行，严重地混淆了政治与艺术的区别，从根本上违背了艺术规律。
（二）大唱“造反歌”
当时出现了《造反歌》、《战歌》等所谓的“造反歌”，这更是歌曲创作的一种畸形发展。开始还仅限于喊唱些“造反有理”的口号，比如：“东风吹，战鼓擂，现在学校里究竟谁怕谁？不是学生怕老师，而是老师怕学生！学道多助、师道寡助！历史规律不可抗拒，师道尊严一定灭亡，革命的学生一定胜利！”在这些怪异的腔调中，是非不分，黑白难辨。后来那些政治噪音和杀气腾腾的恐怖气氛也带进这类歌曲，又出现了所谓的《牛鬼蛇神嚎歌》、《走资派唱的歌》等，更有践踏人权、侮辱人格的恶毒用意，在中外音乐史上也是绝少见到的。
（三）神化领袖歌曲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在畸形歌曲中还产生了数量众多的歌颂领袖、神化领袖的歌曲，如《祝万寿无疆》、《万岁，》、《最伟大的领袖》、《是全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等。这些歌曲表现了全民族集体无意识的精神状态，带有浓浓厚的封建主义和个人崇拜彩。
从1969年江青讲话之后，将一切创作歌曲都压制下去了。下半年起相当一段时间，全国只许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三首中国歌曲和《国际歌》这一首外国歌曲。像这样的文化专制主义现象，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极其罕见的。当时人们感慨地说，“九亿人民三首歌”，至今让人无法理解。
骊歌行结局 1971年之后，周总理主持了中央日常工作，接见音乐工作者，批评了许多不正常的现象。到1972年开始编辑出版《战地新歌》，每年1集，共出版5集。其中有田光、傅晶的《北京颂歌》（洪源词），彦克的《回延安》（陈宜、陈克正词），付庚辰的《红星照我去战斗》（王汝俊等词），唐可的《解放军野营到山村》（石祥、洪源词），施光南的《打起手鼓唱起歌》（韩伟词）等。其中大部分歌曲让人们感到政治彩较浓，所以这些歌曲统称为“革命抒情歌曲”。1975年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中，又出现了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歌曲，如《坚决反对右倾翻案风》、《率领我们反潮流》、《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等，属于“”歌曲的继续，或者属于扭曲民意的违心之作。爱的供养何晟铭
四、歌曲创作的复苏与改革开放的歌曲（1976~1989年）
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了，这不仅给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带来一次大的转折，也给中国人民在精神上带来了大解放，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在这欢庆胜利的节日里，出现了《祝酒歌》（韩伟词，施光南曲），可以说这首歌是在举杯庆胜利的气氛中写出来的。正如施光南所说：“这是一首欢庆胜利的颂歌，但不能单纯地谱成一般的欢乐舞曲……我力图使音乐在欢乐的基础上还有些深沉的因素及向未来进军的昂奋情绪。”这首带有深沉因素的欢乐歌曲，也就成为新时期歌曲创作的基调，倾尽大众心声的歌韵，随风飘荡，八方传播，真切而及时地记载了一个历史发生变迁的时代里人民共同的心声，在新时期创作歌曲的开端写下了不同凡响的一笔。同时，郑秋枫的《十月里响
起一声春雷》（章明词）也具代表性。
1977年，又产生一批以怀念、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主题的“怀念歌曲”，如王锡仁的《太阳最红，最亲》（傅林词）。这首产生于具体历史气氛下的中华心灵之声，没有什么夸饰的词句，只有质朴淳厚的情感，让人们如诉心语，如说心声，成为那一历史阶段的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施光南的《周总理，您在哪里》（柯岩词），施万春的《送上我心头的思念》（柯岩词），晓藕、魏的《歌唱敬爱的周总理》（王晓玲词）等歌曲，都直抒胸臆，唱出了人民心中积压多年的强烈情感，更具有现实感与亲和力，更易于扣人心弦，引发共鸣。
1978年9月在武昌召开了全国声乐创作座谈会之后，1978年12月党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了全面的拨乱反正，使得我国的歌曲创作真正出现了复苏与开拓。1980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与《歌曲》编辑部联合举办“听众喜爱的广播歌曲”评选活动，有25万多人次参加评选，产生了著名的“15首抒情歌曲”和部队推荐的11首歌曲。这些歌曲在创作上从单一化走向多样化。“15首抒情歌曲”代表了80年代初期众歌曲的成就。它继承了开创于30年代的抒情众歌曲，特别是50～60年代抒情民歌风格的众歌曲的传统，抒发了大众的真实情感，讲究旋律的优美流畅，是对“”期间“高、强、硬、响”音乐观念的拨乱反正。由“15首抒情歌曲”奠定的写作风格成为新时期歌曲创作的主要流派。如：1.爱情歌曲有吕远、唐可的《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秦志玉词），施光南的《吐鲁番的葡萄熟了》（瞿琮词）；2.亲情歌曲有王酩的《妹妹哥泪花流》（凯传词），张乃成的《再见吧，
妈妈》（陈克正词），刘文金的《大海一样的深情》（刘麟词）；3.赞美祖国、家乡的歌曲有郑秋枫的《我爱你，中国》（瞿琮词），朱南溪的《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贺东久、任红举词)，施光南的《在希望的田野上》（晓光词），王立平的《太阳岛上》（秀田等词），谷建芬的《那就是我》（晓光词）；4.部队歌曲有铁源的《十五的月亮》（石祥词）和《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鄔大为词），士心的《说句心里话》等代表歌曲，受到众的广泛欢迎。1980至1984年间，歌曲创作领域仍以传统的抒情歌曲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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