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卷第3期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Vol．47No．3 2014年6月Journal of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June．2014论苏轼诗歌创作与佛禅关系的三次转折
木斋，李明华
（1．吉林大学文学院，吉林长春130012；2．琼州学院，海南三亚752000）
摘要：苏轼接受的是中国禅宗，而摈弃的是印度佛教的外形。他对禅宗的接受有三个时期最为重要，分别是倅杭时期、黄州时期和惠儋时期。苏轼人生经历的这些变化，恰恰与中国佛教禅宗史以及中国文化史的历史沿革，有着某种内在的吻合和联系。这些吻合与联系，从宏观背景上促进了苏轼对佛禅的基本态度的形成。
苏轼凤翔时期主要接受佛教艺术史，倅杭之后开始渐次深入到中国禅宗的哲学思想体系之中。这种转变既有苏轼个人人生经历的必然性，也有与苏轼贬谪所在地域佛禅情况的吻合，两者之间，相互作用，极大地促进了苏轼由佛向禅的发展演变。
关键词：苏轼；诗歌；佛禅思想
中图分类号：I207．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79(2014)03－0058－06
On Three Transitions ofＲelationship Between SU Shi’s
Poetic Works and Zen
MU Zhai，LI Minghua
（1．College of Humanities，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Jilin130012；
2．Qiongzhou University，Sanya，Hainan572022，China）
Abstract：SU Shi accepted Chinese Zen，but abandoned the shape of Indian Buddhism．There were three most important periods：Cui Hang period，Huang Zhou period and Hui Dan period．These chan-ges that SU Shi experienced in his life had some intrinsic connection with the history of Chinese Bud-dhism and Zen and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ulture．These promoted the formation of SU Shi’s basic attitudes toward Buddhism and Zen from the macro background．SU Shi mainly accepted Buddhist art history during the period of Fengxiang，and gradually began to go deep into the system of Chinese philosophic thinking of Zen after Cui Hang．These changes implied the inevitability determined by SU Shi’s personal life experiences，and kept consistent with Buddhism and Zen of the place where SU Shi was relegated．Both interactions greatl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SU Shi’s convert from Buddhism to Zen．
Key words：SU Shi poetry；Buddhism and Zen；relationship
如果以《苏轼诗集》(王文诰辑、孔凡礼校点，中华书局本)中收录的2823首诗作为研究对象，将苏轼的诗歌创作分为六个时期：倅杭之前、倅杭时期、密徐湖时期、黄州时期、元祐时期、惠州儋州时期，依次对苏轼的诗作中所体现的佛禅思想进行系统、全面的梳理，对含有佛寺禅院、佛僧禅师、佛教典故等关
收稿日期：2014－03－26
作者简介：木斋（1951－），男，北京人，吉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诗词史。
李明华（1977－），女，辽宁昌图人，琼州学院讲师，吉林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佛禅
与中国文化。
涉佛禅的诗歌作品逐篇研究，依次作量化分析，大致可以统计出来：计有490篇诗作与佛禅具有关系。
在逐篇量化研究的基础之上，笔者尝试对苏轼诗作与佛禅的关系给予阐发，认为：倅杭时期、
黄州时期和晚年惠儋时期为苏轼一生佛禅诗创作的三个高峰。禅宗自盛唐以来，主要盛行于江南湖广
地区，因而具有地域性，苏轼接受并融会贯通的主要是中国禅宗。这些地区禅宗的盛行与苏轼在倅杭、黄州、惠儋三个时期政治方面的失意与苦闷正相吻合。地域禅宗的盛行与苏轼人生的失意，从时间、空间两个维度纵横交错，立体地建构了苏轼接受佛禅、融会贯通，并能创造性地运用佛禅入诗的佛禅诗歌体系。总之，与新法矛盾所造成的精神苦闷、痛苦的贬谪经历，与其所在贬谪之地禅宗盛行的双重因素，是苏轼大量写作佛禅诗作的双重原因。佛禅对于苏轼诗歌所产生的重要影响，首先是在艺术方法上促进了苏轼议论为诗、才学为诗、文字为诗的倾向；其次，是在思想上深刻影响了苏轼；再次，是影响到苏诗的思想内
容，使苏诗具有了更为深邃的思想，更为悲凉而深重的精神境界和更为洒脱的宗教情怀。
［1］如前所述，将苏轼一生分为六个时期，这六个时期诗歌作品所呈现出来的与佛禅的关系，也呈现了不同的状态，换言之，六个时期在与佛禅关系问题上并不均等，其中有三个时期最为重要，它们分别是倅杭时期、黄州时期和惠儋时期。同时，苏轼人生经历的这些变化，恰恰和中国佛教禅宗史以及中国文化史的历史沿革，有着某种内在的吻合和联系。这些吻合与联系，从宏观背景上促进了苏轼对佛禅的基本态度的形成。
一、倅杭时期为第一次转折
首先，以倅杭时期作为一个分水岭，来看苏轼在倅杭之前和倅杭之后，对佛禅态度的不同，以及与佛
禅关系的不同。
1．倅杭之前
苏轼之人生，就其本质而言，是以科举为中心的人生，或说是科举前后的不同人生经历作为主体。从1057年赴京城参加科举，以及翌年登第之后返回家乡眉山为母亲程氏守丧，还有1059年参加制科考试，都是如此。换言之，在苏轼23岁之前，其主要的生活内容和目的，都是围绕科举考试的。这种积极进取的精神，必然是以传统的儒家为主，道家为辅的哲学思想，佛禅还不可能参与其中。表现在诗歌创作上，即凤翔之前，苏轼共计诗作为78篇，其中真正直接写到禅师或者寺院的至多只有4首，而这几处也仅仅是以局外人的态度，一个旅游观光者的客观描述，或者简单涉及到交往的对象而已。由此大体可知，凤翔之前，佛禅还仅仅是作为一种外在的形态，或说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文化，苏轼只是将这种文化加以客观记载和描述而已，佛禅在苏轼青少年时代，似乎并未真正进入到他的精神领域之中，或说是哲学观、思想观的体系之中。
凤翔签判，是苏轼仕宦人生之始，但由于初入仕途，青年苏轼尚不能在仕宦官场上应付自如，游刃有余，譬如在凤翔期间，和凤翔太守之间的矛盾，就可见出其中端倪。因此，苏轼也还不太可能在繁忙的仕宦人生之余，有心情和闲暇出入佛禅之境。但凤翔其地，正好是唐代以来的佛教圣地之一，是韩愈谏宪宗迎佛骨之地。凤翔八观，其中很多都与佛教密切相关，因此，苏轼诗歌作品中，有不少和佛
教发生密切关系的题材，有着这种外在的原因，或说是偶然的因素。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苏轼这一时期诗作中的佛禅题材，主要与佛禅艺术发生关系，譬如王维、吴道子画、佛教重要人物的雕塑等，属于佛教艺术史的范畴。所以说，与其说苏轼在凤翔期间开始有数量较多的佛禅内容，不如说是佛教艺术史上的这些精品佳作，吸引了苏轼的目光，苏轼是以一种艺术审美的心态，来对待这些佛教艺术品的。其中譬如《王维
吴道子画
》：“何处访吴画？普门与开元。”这首诗是苏轼的第一首真正意义上的佛教题材诗，或说是苏轼的第一首题关于佛教壁画诗，具有里程碑意义，标志着苏轼由此前的旅游者、观赏者视角来涉及佛寺禅僧，到采用佛教人物、佛教故事，题写佛院壁画，阐发佛教的一些理论、佛教思想。诗中直接涉及“佛
禅僧寺”字样的，反倒不多，只有“塔”1处：“开元有东塔”；“寺”字未出现，但“普门与开元”均为寺名；
“佛”、“僧”虽然未出现，
但“维摩诘”为著名的佛僧。维摩诘(梵语vimalakīrti )的省称意译为“净名”或“无垢称”。《维摩经》中说维摩诘是毘耶离城中一位大乘居士，和释迦牟尼同时善于应机化导，曾经以称病为由，向释迦佛遣来问讯的舍利弗及文殊师利等宣扬大乘深义，为佛典中现身说法，辩才无碍的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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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人物。［2］（p1143－1144）同时，这首诗大量采用佛教典故，可以视为苏轼佛禅诗第一首真正采用佛教典故的著名诗作。吴道子画的内容是佛陀说法，但却脱略佛陀本人，而刻画信徒们的种种不同表现，从侧面烘托无上妙谛的巨大影响；王维画的内容是佛徒修行，除了以外貌的清癯写出内心的清寂外，更重点刻画了周边的景物，以竹衬人。由此，作者更进一步地对二人的画风进行评价：吴道子的画，意象雄放，气势笼罩；王维的画则格调清奇，风韵浑朴。“吴生虽妙绝，犹以画工论。摩诘得之以象外，有如仙翮谢笼樊。吾观二子皆神俊，又于维也敛衽无间言。”从而上承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雄浑”中说的“超以象外”的理论，提出以形传神或遗貌取神的主张。……这首诗总结吴、王二派的画风，发表对绘画艺术的见解，并对中国艺术的风格论提出独到的看法(如“清且敦”即是两种相反而相成的风格有机地融为一体)，就是以文为诗的突出表现。而其艺术效果，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丝毫也没有影响诗歌的形象性，相反，倒是从一个不同的角度，加强了这种形象性。［3］（p160）
taetiseo总体来看，倅杭之前，苏轼的人生经历主要是准备科考、参加科考、科考之后任凤翔签判以及先后为母亲守制和为父亲守制。就与佛禅的关系而言，尚属于比较粗浅的阶段。倅杭之前诗为276首，佛禅诗作合计37首，其中凤翔之前诗78首，佛禅诗作有8首，但真正直接写到禅师或者寺院的至多只有4首，
李钰怎么死的还主要是从观赏者的角度和佛院僧侣接触，并没有内在的、精神上的接纳。凤翔时期诗作共计133首，其中涉及“佛僧禅寺”的有26首。在苏轼这些作品中，佛教题材开始有了比较深入一些的反映，在数量上质地上都有增多的趋势。凤翔之后到倅杭之前，苏轼诗作共有65首，仅有3首涉及佛禅僧院字样，这正说明：苏轼在倅杭之前还没有真正接受佛禅思想。苏轼与佛禅之间的关系，大抵经历了由早期《南行集》中的“奔腾过佛脚”一类的山水景物式的偶然提及，到凤翔期间由于生活在佛教圣地之一的凤翔，而写作了《王维吴道子画》等涉及佛教艺术的诗作。一旦脱离了这种外在的、偶然的因素，苏轼就又重新回归到他自幼受到的“有当下志”的儒家本中。
2．倅杭时期
倅杭为苏轼正式进入士大夫中上层仕宦生涯的重要标志，苏轼整个杭州通守任期中诗歌共计336首，与僧寺佛禅有关的100首，占到了此时期诗歌创作总数的近三分之一，这与南方佛教禅宗盛行，而杭州地区古刹新寺众多有着必然的联系，与之前相比，显示出苏轼禅诗的飞跃。倅杭时期标志了苏轼仕宦生涯的由北转南。苏轼与佛禅之间的关系，还应该从苏轼所生活的地域方面来加以思考和考量。苏轼在科举之后，倅杭之前，主要在凤翔签判和京城生活，而进入到倅杭时期，则进入到南方生活，特别是身处江南中心的杭州所在，这一点，对于苏轼与佛禅关系也有一定的影响。
中国佛教禅宗发展的历史，也同样经历了由北向南的发展演变过程，如同笔者前文所述，佛教早期传
入中国，主要是从西域这一条丝绸之路传来，加上东晋之前，中国政治文化的中心也在长安、洛阳等北方地区的重镇，此时期的主要著名僧侣也都主要在北方活动，而到了中国禅宗开始活跃的时期，大抵从道安、慧远，特别是惠能开始，禅宗的中心一直在江南到湖北一带的南方区域。而苏轼的人生经历，非常巧合的是，基本吻合佛教禅宗发展的情况。苏轼早期在凤翔开始接受佛教，凤翔作为北方佛教圣地之一，给予苏轼以佛教，特别是佛教艺术史的熏陶，而苏轼倅杭之后，一直到贬谪黄州，距离同在湖北的蕲州很近，晚年贬谪到岭南儋州，距离惠能的曹溪又很近。所以，苏轼凤翔时期主要接受佛教艺术史，倅杭之后开始渐次深入到中国禅宗的哲学思想体系之中，既有着苏轼个人人生经历的必然性，也有着与苏轼贬谪所在地域佛禅情况的吻合，两者之间，相互作用，极大地促进了苏轼由佛向禅的发展演变。
还是要幸福
除此之外，还有学者认为，这种地域文化问题，不仅仅是佛教与禅宗问题，更进一步追溯到中华文化的早期形态，儒家主要在北方，道家主要在南方。释印顺《中国禅宗史》说：“中华民族文化，含有不同的两种倾向，在南北文化中表现出来。古代的儒墨与老庄，就代表了这两大倾向。”南中国文化的特性是什么？“面对现实的、人为的、繁琐的、局限的世界，倾向于理想的、自然的、简易的、无限的，这不妨称之为超越的倾向。江南的佛教，尤其是发展于南方的‘南宗’禅，更富于这种彩。”［4］（p85）中国文化在先秦时代，北方洋溢着儒墨的理性精神，而南方以老庄为代表，以道家的无为思想，构成了中国哲学的儒道互补的建构，这一点，与后来禅宗在南方的胜利，并最后奠定中国禅宗的
形成，有着某种历史的渊源关系。而苏轼由北向南的人生经历，恰恰吻合了中国文化以及中国文化背景之下的中国禅宗的特点，从而促进
了苏轼禅宗思想的接纳与融合。
3．密、徐、湖时期及其与倅杭之间的关系
密、徐、湖时期，
与此期之前的倅杭时期相比，苏轼与佛禅的关系似乎有些回落，和之后的谪黄时期相比，则深入程度明显不如。密、徐、湖州守时期苏轼诗394首，佛禅诗72首。其中密州时期最少，共有诗128首，仅有20首涉及佛禅，为苏轼倅杭之后佛禅诗作最少的时期。徐、湖时期共有266首，涉及佛禅之作为52首，比密州时期为多(其中过渡期乌台诗案期间的作品归并到徐湖时期，乌台诗案期间没
有涉及佛禅之作)，这也与本文所论及到的佛禅的地域性质有关—
——北方兴佛，而禅宗盛于江南湖广一带。总体时期来看，比起之前的倅杭时期，以及其后的黄州时期，佛禅诗作的数量和质量都为淡季。这与此期苏轼对现实保持着高度的关注态度有关，就其思想成分而言，儒家思想占主导位置，故与佛禅思想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苏轼经历倅杭时期与禅宗的密切交往之后，离开杭州，重新回到密州这一北方所在，佛禅之作的数量就有所减少。如同前文所统计的，苏轼在倅杭时期佛禅诗作中涉及佛禅寺院僧舍的一共55篇，与寺僧禅师交往的49篇，以及所引用佛典佛偈佛语的18篇，此时期苏轼的禅诗不仅仅是数量上的可观，与之相应的还呈现了以下特点：
首先，苏轼的佛禅诗由先前的景观游览类写作转变为与僧人的交游、唱和之作；其次，佛典的运用更加丰富、灵活；再次，开始将佛典运用于表达自己内心的感悟。这也就预示了苏轼的佛禅思想即将构成
质变的飞跃。对《苏轼诗集》收录的密州时期进行统计，此时期诗作共计128首，其中有僧寺佛禅的20
首，苏轼知徐湖州守时期诗作共计266首，与僧寺佛禅有关的52首。可知，密州是苏轼在倅杭之后，与佛禅关系最为疏离的时期。
yesterday披头士
二、黄州时期为第二个大转折
贬谪黄州是苏轼人生经历中的第一次大挫折，苏轼思想亦随之发生了大转折，从苏轼诗歌与佛禅关系的角度上看，黄州时期也是最为重要的时段。黄州时期的诗作共387首，其中佛禅诗90首，所用典故
几乎涉及到佛禅全部的主要经典，如
《楞严经》、《维摩经》、《法华经》、《传灯录》、《华严经》、《涅槃经》、《圆觉经》、《阿弥陀经》、《行集经》、《等量经》等。黄州既是其人生的转折点，亦是其真正通融佛法，归诚佛禅的起点。苏轼习佛染佛日久弥深，佛学修养达到较高境界。他的诗歌创作，或简练佛事、或点化佛理、或援引佛语而为之。综观其在黄州诗作，涉及佛禅典故佛偈佛语的有50首之多，所占比重超出之前的各个时期。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就诗歌与佛禅关系而言，黄州时期都是最重要的一个阶段。
黄州既是苏轼人生的转折点，亦是其真正通融佛法，归诚佛禅的起点。从量化的数据来看，苏轼此期所到的佛寺庙宇，相对比较少，在黄州四年时间所历寺庙，在数量上与在常州一年时间里所历相当。
原因当然也很简单，在黄州时间，苏轼是待罪之人，不能随便走动，包括去寺庙。“乌台诗案”让他心有
余悸，不敢随便离开待罪之地。可以类推，此时的苏轼，在举动上谨小慎微。但苏轼此时期诗作在质量上，却是与佛禅关系最为深入的一个时期。佛禅思想应该是此期的主导思想，对诗歌的影响也最明显，
苏轼在自己的诗歌中一再书写此期的佛禅生活，如《南堂五首》其五：“扫地焚香闭阁眠，簟纹如水帐如
烟。客来梦觉知何处，挂起西窗浪接天。”如《和蔡景繁海州石室》中云：“前年开阁放柳枝，今年洗心参
佛祖”等。
这一点，正像学者卢兴在《从“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到“见山只是山”》中所论：
禅宗的一则著名公案深刻地揭示了这一教派追求“此世超越”的特点。临济宗青原惟信
禅师曾总结自己在未参禅时、初参禅时和最终开悟之后所证会的三重境界
:“老僧三十年前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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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个休歇处，依前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
”一代文豪苏东坡对此体会可谓深切，他于游庐山时所作的三首诗分别对应于上述三重境
界：第一步悟到“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皆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此诗讲的是参禅之前人对世间万象的种种分别和执着，本心沉溺于凡尘事务、欲念、烦恼之中，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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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自识本心的真面目。第二步悟到“溪声尽是广长舌，山无非清净身。夜来八万四千偈，他
日如何举似人?”此诗写的是接触禅法之后再看世界，山水已不再是山水而成为佛法的体现，然而此时心中依然有执于佛法的文字义理，尚不够究竟圆融。最终悟到“庐山烟雨浙江潮，未
到千般恨不消。及至归来无一事，庐山烟雨浙江潮”才是彻悟之后的境界，此时所悟之大智慧
已然在根本上超越了俗见，心中无任何执着挂碍，因而眼前的山水依然是此山此水，所处的世
间依然不过是红尘世间，万千经论化作本心的自然流行，佛法妙道化作日用平常的担柴挑水。
禅宗的修养实践指向“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的境界，立足于此岸世界并对其进行转化和
提升，使宇宙万有物各付物、各遂其生，同时对人生的终极意义予以安顿。禅宗的这一思想与
儒家“极高明而道中庸”、道家“道法自然”的思想相通，体现出中国哲学“内向性超越”的形上
生命智慧，对数千年来中国人的安身立命提供了精神支撑。［5］
确实如此，经过黄州时期深入禅宗思想的洗礼之后，才真正成为一个深刻的具有完整意义上的苏东坡。
元祐八年，是苏轼仕途最为得意的一个时期。这一时期，苏轼诗作共计586首，发现关乎释家思想的诗歌不到60首，其中涉及到僧侣、禅师交往的诗作13首，佛寺僧舍的17首，用佛典的诗作28首，应该说较之黄州时期大为减少，为苏轼倅杭之后佛禅诗作的第二个淡季。这主要与此一时期苏轼的心境和人生状态有直接的关系，亦由此可知黄州时期的重要地位。
三、惠儋时期为第三个重要时期
惠儋时期的苏轼已经步入人生的晚年，对人生与生命的认知已经日趋于圆融。这一时期的诗作共计409首，其中涉及佛禅的诗作共106首，其比例与黄州时期略同。惠儋时期，苏轼更多地领悟到了佛禅的真谛，并融汇于自己的思想当中，实现了自身生命之于佛禅的体验，是苏轼佛禅思想的成熟阶段。这一时期苏轼的佛禅诗中，禅思禅理的意味更浓厚。尤其是儋州之后的苏轼，在三教思想融通基础上，已经实现了对于生老病死之苦的超脱，对于禅宗思想的生命体验式的超越，实现了自身思想臻于至境的表达。
惠儋时期，在苏轼创作的佛禅诗106首中，惠州时期50首，儋州时期56首，大约以惠州的后期为时间界限，苏轼在佛禅思想上发生了一个重要的转变：此前，苏轼在禅外，此后苏轼在禅中。这与他的生
张馨予门照艳全集
命遭际有关。在惠州的早期，与他在政治上还不曾绝望一样，苏轼对道家养生思想的关注超过了他对佛禅思想的思考。从惠州时期诗作来看，只有三首诗蕴含佛理禅机，而惠州后期，尤其是进入儋州之后，苏轼的思想发生重要的变化，56首佛禅诗作中，只有极少数不曾表达深刻的禅理。可以说，惠儋时期是苏轼佛禅思想的融通期和成熟期。
首先，晚年的苏轼对仕与隐、佛与道等命题有了贯通性的思考。这表现在，惠儋时期他创作了大量融汇三教、同时引用佛典和道教典故的诗作，表达了“仙山佛国本同归”的思想；有大量和陶诗的创作，标志了苏轼对于儒家入世哲学、对仕与隐的更深刻的思考和扬弃。而这一时期中，尤其是与惠州时期较多的与道士交游酬和相比，苏轼更多的与僧人交游酬和，创作的佛禅诗数量上也更多，以儋州之后为例，苏轼创作的佛禅诗有近50首，不是简单的引用佛经、禅宗典故，而是表达了对于禅理的思考与体验。从佛禅领悟上说，比其他时期更加深入。当然，这一时期，苏轼仍然同道士有很多交游，也有道士远道往海南去拜望苏轼，但是苏轼已经没有了对道家养生思想的那种倾向性，而是更多地表现出一种融通性，甚至还手书《楞严经》赠给道士。可以说，三教思想，这一时期在苏轼这里已经融汇一体，而共同构成了苏轼思想的成熟，其中佛禅思想已经深入苏轼的生命，融入其诗歌创作之中。
其次，这一时期，苏轼诗作中频繁使用佛禅典故，在数量上前所未有，计有《法华经》、《华严经》、《圆觉经》、《坛经》、《楞严经》、《摩诘经》、《涅槃经》、《普门品》、《首楞严经》、《金刚经》、《木槵子经》等43类比较明确的佛教典籍，使用数量100次以上。可以这样理解，
凤翔时期前后，苏轼诗作中采用多为佛教艺术史中的典故；黄州时期，苏轼借用佛禅话语，书写自我情怀的苦闷；到了晚年惠儋时期，禅宗语言基本上构成了苏轼的日常话语。这种变化，比之黄州，似乎有过犹不及之虞，从诗歌艺术的审美角度而言，黄州时期融化、提炼佛禅话语而入诗，更具有审美性；晚年惠儋时期的以禅宗语言为诗，更具有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