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的精神风貌
    [摘　要]《世说新语》所记人和事不仅有着重要的文学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书中主要记载了魏晋清谈风尚,揭露了统治者豪奢淫佚和颓废堕落的面貌,赞颂了士人的嘉言懿行,并有对上层妇女精神风貌的描写,是了解魏晋士流、魏晋风度、魏晋玄学、魏晋妇女以及整个魏晋时期思想政治面貌的重要文献。
又是你的面孔带给我是笑容是什么歌《世说新语》,原名《世说》,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撰,是志人小说中唯一完整地保存下来、并集大成的一种。全书按类书的形式编排,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36篇,以类相从。主要记述自东汉至东晋文人名士的言论、精神面貌和生活方式。它是当时历史的一面镜子,映照出了士族名流的众生相,将他们的言行风貌展现在读者面前。它对于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社会生活的一些侧面,了解士族阶层的生活方式和精神面貌,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本文试就《世说新语》一书所描写的魏晋士人的精神风貌做一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世说新语》大量描写魏晋清谈风尚
曹魏正始以后,曹氏与司马氏之间斗争激烈。司马氏大诛异己,士族文人朝不保夕。他们对现
实不满,不敢也不屑谈论政事,于是“托怀玄胜,远咏老庄”,终日以清谈为事,清谈几乎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他们沉湎于此,有时甚至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清谈常用互相辩论的方式以“辩名析理”(郭象:《庄子注·天下篇》)。就《世说新语·文学》(以下引文凡出自《世说新语》者,仅举篇名)所记材料看,其争辩的方式有以下几种:
一种是分为主客两方,一方诘难,一方答辩。双方辩论势如交战,分成回合,一来一往,称为“一番”,几个回合,称为“数番”。如《文学》篇载: 
(羊)孚雅善理义,乃与(殷)仲堪道《齐物》,殷难之。羊云:“君四番后,当得见同。”殷笑曰:“乃可得尽,何必相同?”乃至四番后一通。殷咨嗟曰:“仆便无以相异。”叹为新拔者久之。
一种是一人自作宾主,自己设问,自己答辩,即所谓“自为客主”。如何晏为吏部尚书,有威望,时常谈客盈座。王弼未弱冠,往见之。何晏听说过王弼的名声,便一一细说先前的精妙义理,对王弼说:“此理仆以为极,可得复难不?”弼便开始驳难,在座的人都感到理屈辞穷。“于是弼自为客主数番,皆一坐所不及。”(《世说新语·文学》
)辩论的又一种方式是在稠人广坐中选择特定的对手向他挑战,对手起而应战,辩论于是展开,
如《文学》篇谓: 
裴散骑(裴遐)娶王太尉(王衍)女,婚后三日,诸婿大会,当时名士,王、裴子弟悉集。郭子玄(象)在坐,挑与裴谈。子玄才甚丰赡,始数交,未快;郭陈张甚盛,裴徐理前语,理致甚微,四坐咨嗟称快。
还有一种辩论方式是临时拈题,在座者就题陆续发言,人人均可参与。如《文学》: 
支道林(遁)、许(询)、谢(安)盛德共集王濛家,谢顾谓诸人:“今日可谓彦会。时既不可留,此集团亦难常,当共言咏,以写其怀。”许便问主人:“有《庄子》不?”正得《渔父》一篇。谢看题,便各使四坐通。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许语,叙致精丽,才藻奇拔,众咸称善。于是四坐各言怀,毕,谢问曰:“卿等尽不?”皆曰:“今日之言,少不自竭。”谢后粗难,因自叙其意,作万余语,才峰11秀逸,既自难千,加意气拟托,萧然自得,四坐莫不厌心。
由此可见,这种辩论方式是最先由一人作启发性的发言,然后大家阐发论点,最后由一人作总结[1]。
凤凰传奇是两口子么辩论有时十分激烈,如同用兵作战,讲究战略战术,有“坚守城垒”、“云梯仰攻”、“汤池铁城”、“
崤函之固”等。如《言语》篇谓:“谢胡儿(朗)语庾道季(和):‘诸人莫当就卿谈,可坚城垒。’庾曰:‘若(王)文度来,我以偏师待之;(韩)康伯来,济河焚舟。’”又如慧远的24岁的弟子僧彻曾登座讲《小品般若》,众人与之展开论辩,僧彻应付自如,听者莫不叹服。慧远称赞他说:“向者勍敌,并无遗力,汝城隍严固,攻者丧师。反轸能尔,良为未易。”(《高僧传》卷7《宋江陵琵琶寺释僧彻》
)辩论过程中,主客之间常有“判”负责沟通。“判”实为辩论双方的解说人、评判人或中介人。如《文学》篇载: 
张凭举孝廉,出都,负其才气,谓必参时彦。欲诣刘尹,乡里及同举者共笑之。张遂诣刘。刘洗濯料事,处之下坐,唯通寒暑,神意不接。张欲自发,无端。顷之,长史诸贤来清言,客主有不通处,张乃遥于末坐判之,言约旨远,足畅彼我之怀,一坐皆惊。
可见,张凭充当的便是“判”的角。
清谈的主要内容是谈玄,以祖尚浮虚为特征。曹魏时,清谈家们以研究“老、庄、周易,总谓三玄”的玄学,形成所谓正始之音。这一时期的谈玄高手除前揭何晏与王弼外,尚能举出不少。
如傅嘏“善言虚胜,荀粲谈尚玄远,每至共语,有争而不相喻。裴冀州释二家之义,通彼我之怀,常使两情皆得,彼此俱畅”(《世说新语·文学》)。谈玄时,麈尾是不可或缺的道具。麈尾是一种用鹿尾巴上的毫毛做成的玉柄佛尘,清谈者盛服华饰,手挥麈尾,侃侃而谈。这种被称之为“玉麈清言”的方式,乃魏晋清谈的一大特。如《文学》篇记孙安国(盛)往殷中军(浩)处清谈,“往返精苦,客主无间;左右进食,冷而复暖者数四。彼我奋掷麈尾,悉脱落,满餐饭中,宾主遂至莫(暮)忘食”。这说明清谈有时能达到废寝忘食的地步。
两晋步正始遗韵,清谈之风仍很强劲。西晋时乐广、王衍诸人以善谈名噪一时,再煽谈风。王衍“容貌整丽,妙于谈玄,恒捉白玉柄麈尾,与手都无分别”(《世说新语·容止》)。乐广“尤善谈论,每以约言析理,以厌人之心”(《晋书》卷43《乐广传》),他以谈吐风度而获盛誉。《赏誉》篇载: 
卫伯玉为尚书令,见乐广与中朝名士谈议,奇之,曰:“自昔诸人没以来,常恐微言将绝,今乃复闻斯言于君矣!”命子弟造之,曰:“此人,人之水镜也。见之若披云雾睹晴天。”王夷甫(衍)自叹:“我与乐令(广)谈,未尝不觉我言为烦。”
卫伯玉所言,典型地反映了晋人对清谈玄理一往情深的心态。时人清谈,探求玄理是其内容上
的要求,言词简约是其形式上的要求,此二者结合起来,即“言约义丰”。尚书令乐广正是以其要言不繁的本领,博得了清谈名家王夷甫的叹服。
清谈蔚成风气,所谈范围也有所拓展。《言语》篇谓:“诸名士共至洛水戏,还,乐令(广)问王夷甫曰:‘今日戏,乐乎?’王曰:‘裴仆射善谈名理,混混有雅致;张茂先论《史》、《汉》,靡靡可听;我与王安丰说延陵、子房,亦超超玄著。’”由此可见,历史与人生均为清谈的内容,而津津乐道于延陵、张良,到底还是反映了以全身避世为高的意趣。[2]552东晋时,许多佛徒僧侣也参加清谈,如《文学》篇载殷仲堪问庐山慧远:“《易》以何为体,答曰:《易》以感为体。殷曰:铜山西崩,灵钟东应,便是《易》耶?远公笑而不答。”
当时清谈,往往只是追求辞令的精妙、论难的技巧。《文学》篇所记一则便典型地反映其重辞轻理的倾向: 
支道林(遁)、许掾(询)诸人共在会稽王(司马昱)斋头(斋筵)。支为法师,许为都讲。支通一义,四坐莫不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抃舞。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
从这个记载中,可以看出支、许二人所谈并非切实之事,乃是玄虚之论,而听众也只留心于二人辞令的美妙,至于论者所谈内容属于何事理、有何意义,大家并不关心。
更为严重的是,这些士人热衷清谈,不理政务,以超脱世俗为高。简文帝司马昱未当皇帝之前,以善谈“玄”著名,但却连稻子也不认识,问别人“是何草”(《世说新语·尤悔》)。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为官,“蓬首散带,不综府事”。他任骑兵参军,车骑将军桓冲问:“卿何署?”他答:“似是马曹。”又问:“管有几马?”答:“不问马,何由知其数!”又问:“死多少?”答:“未知生,焉知死!”(《世说新语·简傲》)王徽之不知道自己做什么官,上司来检查工作,徽之仅凭应付敏捷的本事,借用孔子的话来表达玄理就巧妙地对付了过去。这种严重的渎职行为,非但不受到指责,反而传为美谈,政治的腐败也就不言自明了。
不管事则必败事,不理政则必失政,不治国则必误国。葛洪《抱仆子·疾谬篇》曾对“终日无及义之言,彻夜无箴规之益”的清谈之风提出指责。王羲之有一次与谢安语及清谈之害,批评说:“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但谢安不以为然,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世说新语·言语》)其实谢安这里的反驳近乎诡辩,王羲之的批评则切中时弊。
关于清谈误国的事实,《轻诋》篇中的一则史料颇为典型: 
桓公(温)入洛,过淮泗,践北境,与诸僚属登平乘楼,眺望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
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注引《八王故事》曰:“夷甫虽居台司,不以事物自婴,当世化之,羞言名教,自台郎以下,皆雅从拱默,以遗事为高。四海尚宁,而识者知其将乱。”注引《晋阳秋》曰:夷甫将为石勒所杀,谓人曰:吾等若不祖尚浮虚,不至于此。”
桓温对王夷甫“不作为”的指责切中要害,就连王夷甫本人死前也已有悟,自觉有负天下人。
如上所述,尽管刘义庆是以同情和欣赏的笔调来写清谈之士的遗闻轶事,但由于他实事求是地描写了他们的言行风貌,因而在客观上还是反映了清谈误国的流弊[3]。
二、揭露统治者的豪奢淫逸和颓废堕落
《世说新语》一书对统治者的荒淫腐朽的生活、暴虐凶残的本性和颓废堕落的精神面貌,均有所揭露。如《文学》篇有一则记曹丕令亲兄弟曹植行七步必须作成一诗,“不成者行大法”。《尤悔》篇也有一则记曹丕毒杀亲兄弟曹彰,又企图陷害曹植的故事: 
魏文帝忌弟任城王(曹彰)骁壮,因在卞太后阁共围棋,并啖枣。文帝以毒置诸枣蒂中,自选可食者而进。王弗悟,遂杂进之。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帝预敕左右毁瓶罐,太后徒跣趋井,无以汲。须臾,遂卒,复欲害东阿(曹植),太后曰:“汝已杀我任城,不得复杀我东阿!”
曹丕为了巩固自己的权位,就这样不择手段地陷害兄弟。
《尤悔》篇还揭露了皇帝的阴暗心理: 
王导、温峤俱见明帝,帝问温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温未答。顷,王曰:“温峤年少未谙,臣为陛下陈之。”王乃俱叙宣王创业之始,诛夷名族,宠树同己,及文王之末高贵乡公事。明帝闻之,覆面箸床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长?”神话的主题曲
王导叙述了晋宣王创业之初,杀戮名门大族,培植亲信势力,以及晋文王末年杀掉高贵乡公等罪恶勾当,而覆面箸床的行动刻画和“祚安得长”的语言描写,形象地揭示了最高统治者做贼心虚、恐慌万状的内心世界。
《世说新语》对于曹操谲诈的性格和凶狠的手段也多有揭露。《假谲》篇一则谓: 
魏武常言:“人欲危己,己则心动。”因语所亲小人曰:“汝怀刃密来我侧,我必说心动,执汝使行刑。汝但勿言其使,无他,当厚相报。”执者信笃,不以为惧,遂斩之。此人至死不知也。左右以为实,谋逆者挫气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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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歆柔这位曹操“所亲小人”死得冤枉。曹操借他的性命达到慑服他人的目的,是典型的“杀鸡给猴看”,用心不可谓不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