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百年·旋律中的红经典
从《义勇军进行曲》到《东方红》，从“独立的新中国”到“革
命的新中国”，一方面，共和国经由不同的音乐向世界传递了迥
异的国家形象，另一方面，《红旗颂》等红经典音乐以磅礴、
雄浑的音乐语言感动着我们，成为传诵不息的旋律。
传承红经典，发扬时代风貌—为庆祝我党百年诞辰，本专
星野真里
题旨在梳理百年来我国音乐，特别是主旋律音乐成就，以音乐
周杰伦 算什么男人
外交、电影音乐、经典案例、红经典传承四个角度剖析我国
主旋律音乐的历史成就，展望未来发展，盼在不久的将来，更海陆老公>阚立文《那些年》
多优秀的主旋律音乐奏响舞台。
集思
限可能来得更强烈。
政府外交和公共外交，外交场合中音乐的工具作用和本体影响之间的张力，赋予我们新的目光以重新审视新中国听觉形象的形成过程。在此话语框架下，本文以“音乐外交与外交音乐”为问题和方法，以共和国的国歌为线索，一面考察我国在外交场合于不同时期选取或排除特定音乐，传递不同时期特定之“中国性”的自塑行为；一面考察欧美人对他们心中最适宜表征新中国音乐的听觉感受，从他们听出的“中国性”反观上述自塑行为。最终，在主体和他者耳中两种“中国性”的比照中，发现声音的暧昧与历史的多质。陈若仪个人资料
自塑：国歌的浮沉与流动的“中国性”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把“民族”界定为“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认为民族主要通过小说和报纸的阅读被大众想象，但他也注意到音乐的作用并特别提及国歌，认为“无论它的歌词多么陈腐，曲调多么平庸，在唱国歌的行动中却蕴含了一种同时性经验。”6他认为国歌能传达民族意志、激发民族情感，拥有塑造“我们”，标记“他们”的天赋。具体到新中国的历史场域，新中国成立之初即被确立为代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当仁不让地成为共和国输出自身听觉形象的重要声音。1949年10月1日，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义勇军进行曲》也首次以国歌身份响彻北京城上空。伴随着“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雄壮之声，这首歌与时代精神产生了强烈共鸣，追求并缔造“独立的新中国”成为它意图传达的核心意涵。
如果把目光投向20世纪30年代和之后的抗战时期，我们发现关于它的叙事与“独立的新中国”紧密相关，在外交场合亦复如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义勇军进行曲》在英国、美国、苏联、新加坡等地电台中被反复播放。1944年7月，二战将要结束时，美国国务院提出在胜利之日演奏各战胜国音乐，代表中国的正是这首歌。而在欧美人拍摄的宣传中国抗日战争的纪录片中，它也总是作为主旋律贯穿其中。因为《义勇军进行曲》追求之“独立的新中国”与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和当时所要塑造的国家听觉形象相契合，这首歌才被确立为共和国代国歌，但“独立的新中国”非为某一党派专有，而是为横跨国、共、左、右各党派之“万众一心的我们”所共享。因此，这首歌的超党派性一面赋予其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以抵抗日寇、建设共和国的巨大号召力，一面却无法突出社会主义中国的独特位置，这决定了它只能成为代国歌而非正式国歌。
1953年，随着经济领域“三大改造”的完成，
共和国迈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义勇军进行曲》及其表征的“独立之新中国”，其指向性过于模糊，而共和国亟需向世人展示与过去泾渭分明的听觉形象，一个全新的“革命的新中国”。当新中国宣告成立时，全国尚有大片国土未获解放，对当地民众来说，新中国形象的建构还未完成，并不具备实际意义。“”的光辉形象则已深入人心，借助“”的影响塑造新中国的听觉形象，成了共产党一个关键的宣传策略。歌颂“”因而获致与歌唱新中国相同的历史效果，在一大批颂歌中，由陕北民歌改编来的《东方红》当为翘楚。据笔者在另一篇文章中的梳理，《东方红》成为纯粹领袖颂歌
前，经历了旧民歌《探家》，新民歌《骑白马》《移民歌》，新中国颂歌等阶段。7与《义勇军进行曲》相比，这首歌和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共产党的发展历程联系得更紧密，在抗美援朝的背景下，它的排他性进一步强化，其指向性从“中华民族”“独立的新中国”收缩为“新中国人民”“革命的新中国”。尤其当1966年田汉被打倒后，《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遭致查禁，一时间国歌有歌无词、只奏不唱，《东方红》成了当时的核心听觉表征。据笔者检索，“”期间，《人民日报》中“义勇军进行曲”仅出现1次，即日本藤泽市民纪念聂耳逝世40周年的短篇通讯；“国歌”出现932次，多为外交场合仪式的客观陈述，总是以“奏两国国歌”的言辞一笔带过；“东方红”则出现1843次，几为“国歌”两倍，且多是激情的宣誓。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发射，《东方红》的旋律首次回响于太空，这成为我们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塑造“革命之新中国”的绝佳契机。
从《义勇军进行曲》到《东方红》，从“独立的新中国”到“革命的新中国”，共和国经由不同的音乐向世界传递了迥异的国家形象。随着“”的落幕和后革命时代的到来，情势再次发生剧变，田汉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被确立为正式国歌，《东方红》却逐渐退出外交场合，甚至被流行乐队改编成摇滚乐，一面以怀旧之姿抚弄几代人对革命青春的感怀和对当下的反叛，一面又小心地与革命狂热保持距离，仅可远观而不可亵玩。当整个社会终于从激进的政治运动中脱出身来，回归一个和平、中性的“中国民间传统”成了为多数人接受的选择。在此背景下，民歌《茉莉花》终于重新登上我国外交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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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称《茉莉花》重新登上舞台，是因为它自乾隆晚期传入欧美后，即在欧美音乐界广为流传，几成“中国音乐”代名词。作为一首传唱于中国特定区域的《茉莉花》，它已被欧美人当作象征“中国特性”的歌曲，不仅流传于日常生活，更在外交场
集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