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音乐剧舞台艺术的若干个思考的阐述
(1980—2010)
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音乐剧经历了30多年的艰苦摸索的路程,借用哈姆雷特一句话:To be,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这也是乐观的描述了中国音乐剧发展状态的“尬尴”境遇,更激起笔者对音乐剧实践和理论的研究。对于这个音乐剧(musical)的定义是一直是各说各的。黄定宇是这样下的定义:“音乐剧是以戏剧为基本,以音乐为灵魂,以舞蹈主要的表现手段,通过音乐,舞蹈,戏剧三大元素整合来讲故事,刻画人物,传达概念的表演艺术娱乐产品,包括叙事音乐剧和时事秀等的基本形式”。因此,音乐剧发挥着戏剧、音乐、舞蹈的最优点来彰显自身的魅力,来叙述一个完整的故事,具有一定的综合性、流行性、娱乐性、商业性、现代性审美特征,因此在这基础上笔者提出了一些个人的思考和看法。
其一,综合性的表演艺术。音乐剧(musical)萌芽于19世纪末是英国的轻喜剧、喜歌剧等民间歌舞剧,而美国在本土文化中的黑人秀、滑稽秀,时事秀演剧形式上,又在本土流行唱法(黑人blues的“田野呼喊”、爵士乐等等)基础上吸收欧洲其他各国的歌舞文化,形成一个比较成熟的、完善的百老汇演剧样式。百老汇音乐剧是美国民族精神一种体现,反映了当时多元化的时代风貌。然而“音乐剧”漂洋过海的来到东方的文明大国-中国,说是“舶来品”,始终觉得“尴尬”心态。要追究其本源中国早就音乐剧的种子—便是古代的“诗、乐和舞”三位一体“尽善尽美”的表演样式。中国音乐剧是本民族长期的艺术实践在本土文化土壤中
逐渐形成一种表达戏乐和幸福一种形式,是民族的伟大精神的体现,是人民追求真善美的美感体验。尽管她现在是初始阶段,是中国吸收外来优秀的文化的表现,是当时欧洲文化一直经历着文化的“否定之否定”路程,遭其自身的空虚来到中华民族寻一
丝慰藉,来借以填补文化内在精神的空洞。
表演艺术有三个方面需要谈谈的:首先,表演自身散发着巨大的魅力。黑格儿说“美学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进而说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性显现,人类借以表演来体现人类的本质力量。表演的本质是体现人类的“活生生”的精神和灵魂,使人们精神达到净化,自觉追求真善美的理想生活。其次,表演在大百科全书是这样写道:“演员扮演角通过舞台行动过程创造人物形象的艺术”,表演是戏剧舞台艺术的核心。从起初的“唱,做,念,打”综合的戏曲艺术,到塑造人物的话剧表演样式,还是到后现代戏剧家们整合和拼接表演使之成为“纯净”似生活形态的艺术,都是以表演自身规律的多元化视角的研究。再次,古代美学家阐述为:“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气从之。”中国音乐剧是在民族文化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表演-歌唱—舞蹈的综合艺术,也是古代诗乐舞文化原始精神一种沉淀。“无言不歌、无动不舞”是音乐剧本土化的基本特征。然而中国音乐剧走了30个年头(特指1980年探索期到1990年的形成期,再到2000以来逐渐完善期)以来创作了许多较为成熟的作品。其中有比较成功的音乐剧,上世纪80年代的《伤逝》、《芳草心》、《搭错车》等,90年代的取得成绩虽然遭遇下降,还有一些比较成功的作品,比如《玉鸟兵站》、《中国蝴蝶》、《快乐推销员》等,但进入21世纪音乐
剧较繁荣的发展,作品有《金沙》、《蝶》、《未来组合》等。乐观的来说有的只是话剧加唱、歌舞剧,类似歌舞晚会等。比如标榜是“中国原创音乐剧里程碑”—孟京辉的《空中花园谋杀案》,她从某种意义来说是音乐情景剧、或者话剧加唱。整个剧“惯常”带有孟京辉式冒险和探索的精神,把戏剧舞台作一个摇滚的现场,通过“假”的谋杀案这个现象,寻求以爱的名义来解释人性在利益面前的扭曲的形态,变成一个“真”谋杀,在人性极端的情境下做出的选择。舞台充满着酒神狂欢的精神、愤怒的情怀,来激发对原始纯真的向往。摇滚乐有一定的审美价值,但不能过于“疯狂”。其乐中的“吼叫”、“歇斯底里”以及“放荡不羁”的方式,演唱者更是对生活的感知程度放大化极其鲜明方式夸
张和变形,透过他们“适度的疯式”的表象让人们去了解他们的内心生活,从而表达他们对现实生活的美好追求,以及对遥远未来的一种呐喊、呼唤、期待。这些都在赵传、汪峰作品的审美特征感受这样的快感体验。最后强调演员要塑造活生生的人物的内心生活,最好让观众有欣赏“角儿”的审美意识,让表演、舞蹈、歌唱结合是为了刻画人物,服务于故事的情节。在表演中演员也要注重演员自身的个性和魅力完善地融合所扮演的人物,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
其二是现代性。现代性属于音乐剧、话剧、戏曲、还有歌剧不同的“个性”特征,个性是艺术家在长期艺术实践过程逐渐形成的一种成熟的品格和风格,然而,现代性是给予音乐剧一种较为特殊的“个性”。时髦是伪个性,是庸俗的,是个性陈旧俗套和刻板公式。在前苏联著名戏剧导演瓦赫坦戈夫在戏剧导演构思中特别注重现代性思维对剧本的创造性的解释。总而言之,现代性就是要以现代人的思维和审美原则,
去关照当下的人的生存状态,去表现现代人精神生活和时代风貌。例如在三宝“摇滚式”的音乐剧《王二的长征》,该剧讲述的主要意思是该剧讲述了主人公王二是个大字不识的长工,受一名红军同志的临终委托,带着他的遗书去追赶红军大部队。导演构思的审美是“二”是一些象征的意义,这个时代赋予“二”和长征一样的精神:勇敢的去承担一件事,并执着的追求下去,即使遍体鳞伤也要走到人生彼岸的伟大的情怀,所以对现实中过于浮躁的人们一些慰藉。
流行娱乐性也是也是属于现代性里面的一个审美范畴。现在人们普遍承认唱法是民族、美声、流行和原生态唱法,在近代时候流行音乐称为通俗音乐,流行是对于近代的靡靡之音的通俗音乐一种美化标志。流行性也指在音乐剧中比较大众化、通俗化、耐听的流行歌曲,即使作为一个独立的歌曲是很多演唱者比较喜欢的。比如经典音乐剧《狮子王》中的《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猫》中的《memory》等等,中国音乐剧的80年代《芳草心》中的《小草》,《搭错车》中的《酒干倘卖无》,在比如2005年的《金沙》中的《天边外》和《总有一天》,甚至作为流行专业比赛的歌曲,其中歌词内容具有口语化、
隽永哲理化、旋律通俗性的審美特征。最后要谈的是现代性也是对待事物一种陌生化的态度,这与布莱希特的叙事体戏剧原理相符合,用现代人思维去理性的“间离”审视和批判社会生活,去解释世界的多元性,去改造这个世界。
其三深化音乐剧故事戏剧性的审美特征。戏剧性在大百科全书是这样解释:“戏剧的特性在作品中的具体体现。主要是在假定情境中人物心理的直观外现,从广义上讲,它是美学的范畴”。李建平先生这样认为:“戏剧性是人物关系和情节发展中的产生的合乎情理的有机的不可逆转的‘突变’,导致舞台上发生使观众产生更大兴趣的戏剧情境”。从而形成“特定的情境—特定的心理内容—特定的动作”,(下转第18页)
(上接第16页)具有“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因果性链条,在适当的条件下解决构成这个合理的冲突。所以纵观目前中国的音乐剧是要注意和加强音乐的戏剧作品的叙事性,在音乐剧本体上形式发挥着强大的戏剧表现力,使剧中人物感情能达到与观众的共鸣。纵有很多人认为三宝的音乐剧是最具有中国原创音乐剧的品质,其剧中还有待深化中故事叙事性的审美特征,毕竟还是音乐剧这个本质所要求的,否则那就是话剧加唱的样式。
其四,民族化,民族化中的“化”是一个动词,在戏剧作品中创作思想和作品的现实意义,按照各个民族的审美标准反映一个民族的生活和民族风情意味。余秋雨这样说到:“杰出的戏剧家总能根植于民族的土壤,跟随时代的步伐,创作出具有鮮明艺术个性的戏剧作品来”。因此,在民族化同时要结合社会的时代风貌。笔者有一个外国朋友曾谈起说他们一般来中国就是想看中国北京的万里长城、北京胡同、江南水乡的古僻静的小镇等,在曲艺方面最想看莫过于戏曲,戏曲的魅力更是说不尽的。也就是越是本民族的文化,越是世界人民的伟大的精神财富。试想美国百老汇的音乐剧为什么那么火热?原因是美国百老
汇音乐剧就是美国当地文化的民族化,代表着人民审美的标准。商业化也是美国音乐剧的特别的“符号”。比如认为第一个最具代表性
的音乐剧《演艺船》,故事叙述了20世纪20年代密西西比河上一个在船上演出的流动剧院演员们在时代变迁和种族歧视的社会环境中悲欢离合的生活景象,是反映了美国当时的社会面貌,对黑人种族歧视的一种批判。这里要说的爵士乐就是来源于民间歌舞中黑人嘹亮、悠扬的灵歌,爵士乐给曾经的黑人的奴隶生活的带来了安慰,是黑人心灵深处最真挚、最动人的情感。由此联想对于自谦称“音乐剧我还是小学生的”三宝本人来说,他的剧目较多对中国民族文化的反思,笔者还是比较欣赏《金沙》、《钢的琴》和《王二的长征》,其中最近的新戏《聂小倩和宁采臣》就是改编中国传统的民间故事,对中国传统的文化一种当代化的理性审视,其称中国原创音乐剧自身规律创作的同时借鉴中国戏曲的写意性的审美特征,就此来说,三宝的原创音乐剧还有一定的美学价值。
其五,进一步深化观众和演员的观演关系,就是观众和演员之间“剧场性和临场感”的审美关系,充分发挥假定性的魅力,从而使剧场变成一个“空的空间”环境,具有“单纯,稚拙”写意性美学特征,像一个巨大的磁铁石,吸引着观众的想象力,与观众高度融合,观众在欣赏时候不自觉的产生一种心理净化,毫不疑问要借鉴中国传统的戏曲美学的精华—离形得似。比如著名艺术教育家武秀之的《中国蝴蝶》,取材于中国传统民间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表现了祝英台对封建礼教顽强反抗的人文精神,最后“化蝶”代表这种精神的不是毁灭,而是更加顽强、不妥协的生命力,也是对这种精神赞扬的唯美体现。对于
音乐剧这个一开始大部分人都知道的结尾的故事,所以要怎么样的导演构思和舞台样式去体现这个凄美的爱情的故事才是最关键的。剧中是表演、舞蹈、歌唱三位一体的演剧样式,结合了三种(美声、民族和流行)唱法,表演方法是在中国戏曲、布莱希特和斯坦斯体系的三种结合,其中舞台上演出开始到结束一直都有两个蝴蝶的大翅膀的道具,和中国传统戏曲的“一桌两椅”程式相似,虚拟性和自由性的空间处理方式。两个大翅膀与演员表演、舞台灯光等渲染成有情感的舞台气氛,可以是书房、花园、夕阳下山的地方、祝府、最后成为祝英台和梁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