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境与语用
孔秀祥
语境(语言的文化背景.情绪景象.时空环境等)的介入，一方面使多义的语言
符号趋向单义，另一方面又使语言符号节外生枝，增生出语境意义。语境竟义甚至可以掩盖语言符号自身具有的意义而成为交际的主要信息。语境也控制着交际者对语言符号的选用。我们里所谓的语境意义，是指在语境中，语言符号实际具有的涵义，包括赋予义和解释义。
1.
“语境响语言符号的具体意义取定的一切因素为语境。语境的界域是极其宽泛的，可以说一切的一切都有可能制约语言符号的意义取定。同一语言符号可以放在不同的语境时表述不同的意思。在告别时同样说“再来玩”就右能蕴含不同的内涵。对初次交往的人，可能表示有意于进一步发展关系；在已达到相当密切的关系之后再说这句话，则很有可能说话者的心中已有些生分了；当然更可能这仅仅是“再见”“走好”之类常规用语的偶然变体，根本不存在什么言外之意。语言是用来交际的符号系统。但语言符号所组建的只能是不真切的海市蜃楼，是“虚”的，“幻‘的、要想把语言符号所表达的一切还原成现实、真实，必须依赖语境的础助。由于客观实在的机械的一一对应关系也因此而被突破，同一语言符号表达各种不同的意思成为可能。《孟
子－万章上》：“昔者有馈生鱼于郑子产，子产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洋洋焉，修然而逝。’子产曰：‘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谓子产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同样的“得其所哉，得其所哉”先后在子产和校人说
来光大异其趣，而且含义也大不相同，子产摇头晃脑，自得其乐地说这句话，用的是本义，而校人只是模仿子产的言语动作而讽刺子产。
吕叔湘先生是当代著名语言学家，他曾批评过“经不起推敲”的散文《时间面前的年轻人》，他说：“试问：含苞的杨柳是个什么样儿？又怎么是时间留下来的见证？怎么用鲜血浇出年轮？怎么向宇宙探讨人生？时间又怎么压缩希望和回忆，怎么把它压缩在流水之中？”（转自孙移山《文章学》）其实只要加入语境，曲为其解，这篇散文还是勉强经得起推敲的。含苞的杨柳，我也想象不出是什么样儿的，也许是含苞类植物与杨柳的混合意象，且“柳”“留”音近相谐，“留”便具象化而成为“时间留下的见证”，“时间”犹言历史，“时间留下的见证”即经过历史车轮辗压而留存至今的历史事件的见证物。“年轮”是时间流逝的表记，“鲜血浇出年轮”是用汗血谱写历史的新鲜说法。“宇宙”是说全方位，在流逝如水的时间长河里，希望、回忆都会变化，压缩是变化的一种，可借指变化。这样解释，似乎可通，文章也尚可推敲。本文及此，并非欣赏这类费神的文字，更不是为那些传统语言学家斥之为非的语句营造一个避风港，只是想演
示一下语境与语言符号组合的能力和语境的释读魅力
２.语境作用下的语言符号的选择
据闻：“林登.约翰逊总统与赫鲁晓夫举行了一次竞走比赛，这是一次严格的由两个人参加的赛事。约翰逊取胜。塔斯社为了解决这一关系到国家荣誉的难题，便报道说：‘在这次竞走中，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取得第二名。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约翰逊取得倒数第二名。’”（《怎样写新闻－－从导语到结尾》１９７－１９８）在国家荣誉至上的思想指导下，新闻报道者凭借文字技巧，以曲折的表达方式来报道事实。社会的稳态语境要求报道者顾及国家荣誉，严格的两人参赛的动态语境又为塔斯社的“客观”报道提供了可能。
上一节中已经提到了同一语言符号能表达不同的意思。反过来，一个意思也可以有不同个语言符号来表达。而在特定语境中，语言符号的选用受到一定的限制。一些失去语境则不通或经不起推敲的语言表达方式，在适切的语境中会产生良好的表意功能。
语言表达方式的选用一般要求满足语境规定的条件，这是语言的情景适切性。语境如何规定语言符号的选用的条件，大概要从目的、动机等主观因素，社会背景，交际情景及交际规则（如会话原则、礼貌原则、幽默原则）等方面入手。但变量太多，一般的交际者是凭直觉来选择语言表达方式，直觉并不可靠，错误的出现在所难免。《茶馆》里，常四爷“爱大清国，怕它完了。”才说“大清国要完。”结果被宋恩子曲解为：巴不得大清国早点完蛋。因为不当心彼时彼处的情景，没有讲究措辞而遭祸殃。
同样的笑话还有：某乡绅请客。客人没有到齐，主人抱怨说：“该来的不来。”听到此话的客人只好走了，主人为此懊丧地说：“不该走的又走了。”此言一出，更多的客人离席而去。主人急了，辩白道：“这又不是说他们。”结果是一个客人也留不隹了。（参见《传统笑话》Ｐ48-49）
语境对语言表达方式选择的制约，有时的带着强制意味的，塔斯社的那个关于竞走比赛的报道便是强硬的社会语境的制约下产生的。一般说来，下级、长辈及客人有求于人时的交际对语言表达方式的限制较严紧。齐高帝素善书，尝问王僧虔：“我书何如卿？”答曰：“臣正书第一，草书第二；陛下草书第二，而正书第三。臣无第三，陛下无第一。“（《历代笑话集续编》Ｐ78）齐高帝直截了当地要和僧虔比高低。一个臣子怎能超君王呢？即使事实上超过了，但言语上还得有分寸。僧虔采用了比较婉曲的说法，以各自的正、草书相比而避免与姓君王直接相比较，再以否定的“无第一”和“无第三”道出“其实我比你好一点”的看法。所以齐高帝也赞道：“卿善为辞。”
语境在选择语言符号时是可供利用的，利用语境而选择组合起来的语言符号往往有机智、幽默、隽永的风采。
美国某州下议院的席位，几乎为两个党派之间平分。一议员攻击对立派说：“这个议院的一半议员是傻瓜。”反对派对此表示抗议并敦促这位议员收回这句
话。这位议员说：“我收回我的话。这个议院的一半议员不是傻瓜。”（参见《怎样写新闻》Ｐ198）很明
显在前述的语境条件下，议员收回的只是他的第一表达式，而在第二表达式里重申了他的看法。其实，反对派大可不必对这样一句非砍确指的辱骂表示抗议，只要学学歌德就行。歌德路遇一位不友好的批评家，批评家说：“我绝对不给傻子让路。”歌德优雅地往旁一站说：“我却总是让的。”（刘焕辉《言语交际学》Ｐ16）歌德利用了批评家的话语结构和语义前提暗示“让”的对象是“傻子”，又以让路的动作指向批评家挑明“傻子”是谁。
为了语言表达的恰到好处，还可以人为地设制语境。光绪年间，人心思变又阻力横生。京剧演员何家声扮演美猴王，但到需要孙悟空变法时，他偏不予变化。面对观众的诘难，何家声说：“你看！诸位大人没有一个变法的，为什么单叫我这小小猴儿变起来？”（见《庄谐漫录》，参见《修辞学习》1984年第二期）何家声以中断演戏来寻一个唤醒民众的机会。相比之下，薛宝钗的“负荆请罪”的妙论就太宥于个人得失，儿女情长了。《红楼梦》第三十回有这样一段描写：薛宝钗看戏转来，见宝玉和黛玉口后重修旧好，她还受到宝玉的奚落，心里恼得很。这时黛玉又问她看了什么戏，她答道：“我看的是李逵骂了宋江，后来又赔不是。”故意不说戏名，宝玉入了圈套，接口道：“这叫‘负荆请罪’。”宝仅钗就借这个在她意愿控制下而滋生出来语境，发泄心中的不快和醋意道：“原来这叫‘负荆请罪’！你们通今博古，才知道‘负荆请罪’，我不知什么叫‘负荆请罪’。”
3.视点调节与语境利用
“人突出地具有一种自觉地、随意地决定自己观点的能力。他有时能够撇开显著的特点，而立刻注目于微小的部分，有时又能够考察稳流（不管它的内容是热、是电、或是液体），而随后计量光谱上弗兰霍夫的广度；人能够随意做极概括的抽象，又能够沉缅极琐碎的细节。”（马赫《感觉的分析.导言》）每一个体，每一过程都由各种各样不同的元素，小节构成，呈现出不同的样式或态势。因而视点不同，对同一事件，物体的观察结果也不一样，以不同的背景来烘托这些事或物，整体感受也会有所区别。人对于世界或物体既可以整体把握，也可以细节捕捉，而细节的不同组合构成会影响整体的性质、功能。
在描述物体、叙述事件时，人们会寻一个良好的视点，使事与物以有利于叙写者的方面呈现，或将它们衬以于己有利的背景加以烘染。在不到良好的视点或有利的背景时，人有搪塞的本领，或隐而不发，或顾左右而言他，或只给皮相而不及本质，以零量信息的话语敷衍别人。到视点，可以使“剪不断，理还乱”的纷纭芜杂的现象有个头绪。我们常能听到这样的话语“怎么说哪？”“也许可以这样说”，这便是视点迷误和视点探求的话语标记。魏巍在写作《谁是最可爱的人》以前积累了大量的材料，由于不到一个适切的视点，他用这些材料写的第一篇文章很平常。在到了“最可爱的人”这个总视点之后，又设立了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英雄主义三个分视点，把文章写神了。好的视点，可以化腐朽为神奇。一堆平凡的材料，在高屋建瓴的视点观照下，能发出耀目的光彩。以前有
个国王眇一目而又跛一足，还想写真以传后世。召来的第一个画师，画得绝对的真而又可怕的丑，大有丑化国王的嫌疑而招祸；第二个画师因文饰过度，失真而招遭不幸；第三位画师不简单，到了良好的
视点，画中之国王，眇目自然闭合，跛足又巧妙上抬，作行猎瞄准状。因为视点关系，把丑的现实真实地转化为美的艺术。这种掩瑕扬瑜的做法只展示事物的一个侧面，自觉不自觉地为理解者设置了信息的盲点。
视点的建立并非是随心所欲的，它受到客观条件、主体认识和主观意愿的制约。如外交辞令往往从虚夸的角度入手，以“广泛在交换了意见”来描述意见的针锋相对等。觉醒了的鲁迅能从二十四史的字缝里看出“吃人”两个字。
“横看成岭侧成峰”，一个视点一个境界。同是写戏曲的三副对联，由于视点不同的境界。“尧舜生，汤武净，五霸七雄丑末耳，伊尹太公便算一支耍手，其余拜将封侯，不过摇旗呐喊称奴婢；四书白，六经引，诸子百家杂说也，杜甫李白会唱几句乱弹，此外咬文嚼字，大都缘街乞食闹莲花。”以脚格局评点人物，用戏曲样式评价文字，“似此大识力，大议论，断非凡手所能为。”（梁章钜《楹联丛话》）明末傅青主有题戏台联：“曲是曲也，曲近人情，越曲越折；戏岂戏乎，戏推物理，越戏越真。”从“戏、曲”两字入手，抓住戏曲与生活的联系，写来情趣盎然。再有“三五步走遍天下，六七人百万雄兵”，着眼于戏曲的符号特性，也颇有回味处。（参见顾平旦等《对联欣赏》Ｐ１１２－１１３）“万绿丛中一点红”，道出了背景作用的重要性，背景即能将无定的事物性质加以确定，还能解读不可解的事物，也能将平常事物烘染得意义深长。寂寞无主的陆游，将梅花置于“驿外断桥边”的背景里，写出了不能通达，只能穷而独善其身的苦衷。则将梅花盛开在“飞雪迎春到”的时节里，咏出了梅花坚强的品性和不争功名
的风范。背景不同，梅花的品性就有不同的呈现。董必武挽谢觉哉：“长征老战士，病诗人。”在“长征”这个背景中，谢觉哉是一个经久磨炼的战士，在“”中则沦为孤独无援的诗人，这是从实的背景中理解的结果；此联还可虚解背景，即“长征”指革命与建设事业，这个虚含的背景，谢老作了贡献。是老战士，“”则隐括所有时势灾变，这又使谢老遭难。挽联虽只十字，由于选择了恰切的背景，表达了丰富的内涵和饱满的激情。
4.语义指向与语境预设
具体的语言符号在不同的语境中会显示不同的意义，解释语言符号的确切含义需要语境的配合。要从语言符号允许的范围内抽绎出适当的含义，训有个语境选择的问题。语义指向就是语言符号释读者对于语义范围的确定。鲁迅所谓从《红楼梦》一书中“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到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闺秘事，……”（《集外集拾遗〈绛洞花主〉小引》）可以看作“语义指向”的注脚。
在实际交际交际中，往往会出现省略、歧义等言语现象。这就需要适切的语境来补足或消除歧义。听、读者会在语义指向的下，预设一个语境来理解话语。说写者要使交际顺畅进行，必须对受话者的语义指向有个确切的了解。一个要
“相”字起“人”字止的洒令，有人说：“相识满天下，知心能几人？”也有说成“襄阳有个李胡子”。因为“李胡
子”也是人啊。其实酒令的要求中，“人”是仅仅代表“人”这个字的，这是行酒令的一般常识。“李胡子”确实也可能是一个人，但决不是酒令要求的那个“人”。我们姑且不论行此令者是故意，还是无奈，这里出奇不意地突破了常规的语义指向却是值得玩味的。
话题对语义指向的定势影响较大，在话题明确的前提下，语义指向一般总是围绕着该话题的。Bransford做过这样的试验。他告诉听话人，试听材料的题目是“从第四十层楼上看和平进军”。材料如下：
“场面是激动人心的。从窗户里可望见下面的人。因为距离太远，一切都显得特别细小，只是鲜艳的服装还依稀可辨。大家都似乎井然有序，往一个方向移动，人中有成人，也有小孩。降落很平稳，气候很好，无需穿特别的服装。最初，活动很多。后来，讲话开始了，人就安静下来了。拿着电视摄影机的男人对人和四周环境照了很多相。大家都很友好；音乐开始时，都显得很高兴。”听完材料之后让试听者回忆，结果除了关于降落的话不能很好回忆外，其他话的回忆情况很好。在话题控制下的语义指向把不可解的话语剔除了。另一些试听者被告知题目是“到有人居住的星球的一次宇宙航行”，结果关于降落的话被记起了（参见桂诗春《心理语言学》Ｐ１４３－１４４）
当发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平行话题而语言符号的话题归属又有或然性时，语义指向总是趋向近的话题。例如徐迟在《刑天舞干戚》中写到：周总理在问林一山的身体状况并得到“眼睛有点不好”的回答后，又问“你去看过了吗？”问的是他有没有去葛洲坝看过。他回答：“看过了。”说的是他刚看过了医生。林一山
的语义指向因受近现话题的制约而预设了一个与语义指向一致的话题语境。再如唐诗中有这样一首：“终日昏昏醉梦间，忽闻春尽强登山。因过竹院逢僧话，偷得浮生半日闲。”一位宋朝诗人将这首诗的首尾两句对调后，题留给一位与他邂逅而不脱凡俗之气的和尚。（参见胡范铸《幽默语言学》Ｐ135-136）诗句次序的调换，使它们与话题的相对位置作了改变，诗句的语义指向和话题归属都相应有所变化，所以意义也变了。“终日昏昏醉梦间”原写诗人自己，改在句末，紧接“逢僧话”后就变成指僧人了，“偷得浮生半日闲”则反过来由写僧人变成了诗人自述。
言语交际，话语交际，一般总带着一定的目的、意图，这种功利目的也影响着语义指向的形成。例如：
微小的部分
"致以布礼！”再一次失去知觉的时候，钟亦诚突然这样喊了一句，带血的嘴角上出了发自，内心的笑容。
“什么？他说什么？置之不理？他不理解谁？他这条癞皮狗敢不理谁？”
“不，不，我听他说的是之宜倍勒喜，这大概是日语，是不是接头的暗号？他是不是日本特务？”（王蒙《布礼》）
第一解释者表现出对钟亦诚的厌恶，第二个解释者具有高度的警惕性，随时在发掘可以整人的材料，在这个功利意图的导向下，他甚至改造了钟亦诚的语言符号以符合他的功利性的语义指向。有名的“下雨天留客天我不留”的断句取义便有明显的功利语义指向。
观念的语义指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念，观念在理解语言符号时也会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