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琴如梦令蔡楚生佚简七通考释
作者：***
来源：《汉语言文学研究》2020年第04期
摘 要：笔者新近发现蔡楚生1933年致陆涵章、1944年致《联合周报》编辑、1947年致钟珊和致洪深、1948年致《中国新报》编者和致《铁报》编者的佚简。这些书信涉及影片《渔光曲》的拍摄情形、抗战时期蔡楚生因患病受到援助的情况、战后蔡楚生对国产电影的看法，以及关于《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创作阐述等，对于研究蔡楚生的生平经历、电影创作活动及其电影艺术观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蔡楚生;佚简;《渔光曲》;《一江春水向东流》
《蔡楚生文集》第四卷为日记书信卷，收入了蔡楚生1953年至1967年的日记，以及1947年至1965年致友人的书信共22通，其中1949年之前的仅3通。笔者通过查阅民国报刊，陆续觅得蔡楚生的7通集外佚简，既为《蔡楚生文集》所失收，亦不见于蔡洪声的《蔡楚生生平与创作年表》。这里略作钩沉与考释，以期对蔡楚生研究有所助益。
一、致陆涵章函
1933年10月1日《联华画报》第2卷第14期登有一篇未署名的《飓风暴雨中〈渔光曲〉紧奏前进》，副标题为《暴雨打梨花片片 石浦地飞来鸿雁》，叙述了联华一厂导演马徐维邦开拍《暴雨梨花》和二厂导演蔡楚生赴石浦拍摄《渔光曲》外景的近况。为了能让读者见到蔡楚生一行人的“工作一斑”，文中特意披露了蔡氏致二厂陆涵章厂长的书函，内容如下：
涵章先生：
到这里一共是五天了——实际只能算四天。因为每天都好像很忙，所以直到今天，才给您写信。
第一天到这里天已经黑了，当然不能工作;第二天又是阴云四布，而且一切的手续还欠备妥，就和周克君谋诸兄出去看外景，终于雨淋了回来;第三天，天气还是不灵，预备工作而又停止，整天又坐小船在去看外景，在灯塔的对山傍海处，给我们到了一个靠山的大石滩，那里有两个很伟大的石洞。
风景真好极了，可是人迹却很少到，所以我们就像发现新大陆似的高兴得不得了，同时
我们都分头起宝物来，被搜罗的有珊瑚，宝石，很好看的贝壳，观音掌等，不一而足，尤其是我到了自认为几种不同颜的五块宝石（？）回来时我的腰都几乎给“宝石”累弯了。
昨天一早，石浦的真面目还笼罩在烟雾里，幸亏过了一个多钟头天就开朗了，空气立刻紧张起来，在预备完竣以后，就出发到火炉头——盐廒。去拍戏，工作还称顺利，可是后来赶到东门去，天气就不行了，今天又在码头边拍了一个整天的戏，自然海上也有戏的。统计这两天的工作，成绩总算不错;尤其是那些飘在天边的白云，都很受指挥的飞上我们的“非林”。
余的有着孟谭二兄的来信，我就用不着多说了。
这里的生活真是枯燥得很，一到夜里就有点“山静似太古”的气象，除了吹吹江上的清风，看看渔村的灯火，听听篱边的狗吠，就甚么也不能做。但反过来想，这样的一个环境，倒很适宜于关闭一个像不羁的野马般的我的。偶然想到上海，就有点像做梦，真是奇怪。
预计这里的戏还有五天左右——假如是天帮忙的话。听说爵溪的风景很好，而且有类似普陀的地方，假如那边真好的话，预备普陀就不去了。不过那边听说“落壳”很多，这多少有点麻烦。现在我们已经在接洽到那边去的手续和请当地闻人介绍住宿的地方。
带来的香烟也許太需要它来救济烦闷而抽完了，吃的东西又是十个人闹八个肚子，我虽然是例外，但总有提心吊胆。我如果有信在公司，可请交王桂林君带来。祝
康健
晚蔡楚生 九月廿四日夜
从这封书信中，我们可以了解到9月19日至24日间，以导演蔡楚生为首的数十位电影工作者与工友在浙江宁波石浦一带拍制《渔光曲》的情形。虽然刚刚经历上海的台风天气，船行海上颇多颠簸，加之水土不服等因素引发多人腹泻，但蔡楚生还是以饱满的热情和顽强的意志投入到各项工作中。关于“吃的东西又是十个人闹八个肚子”，同期所刊“每周情报”第六条也言及此事：“赴石浦拍《渔光曲》之摄影队，抵浦后多患泄肚，韩兰根亦饱尝此滋味，猴脸儿越发的消瘦了。”在次年发表的《〈渔光曲〉的画面之后》中，蔡楚生回忆道：“层叠的浓云塞满了黄浦江面，在飓风剧烈地扫过大上海以后的第二日——去年的九月十九日，我们为着赶摄渔光曲的外景，全队三十几个人来舟山轮出发到石浦去。在船程上已经是受不了风浪的颠簸;到石浦后，更因为水土气候的不适，全队竟病倒十分之九。”{1}
蔡楚生在信中还透露了下一步的拍摄计划，即预备前往爵溪拍摄，不去普陀。据《〈渔光曲〉的画面之后》，结束在石浦的外景拍摄后，聂耳等先期返沪，蔡楚生带领十三人到沈家门、普陀继续取景{2}。
信中的“落壳”是指强盗。在出发当日（9月19日）写给滕树谷、黄天始的书信中，蔡楚生特意解释道：“落壳者，尊强盗先生之谓也。”③1935年，蔡楚生在撰写悼念聂耳的《一天风云楼梦呓集》第五部分时，即以“落壳”作为标题。
二、致《联合周报》编者两函
1944年5月27日永安《联合周报》第17号第4版《笔会》刊发了署“蔡楚生”的《病榻小简》，系蔡楚生写给该报编辑等人的一封书札，全文如下：
××先生暨《联合周报》诸先生，转音专文艺戏剧组诸兄姊，暨各界先生女士们赐鉴：
大家给我的信，和附来的五份《联合周报》，以及由银行汇来的五千元，和时代照相馆摄赠的展览会场的照片，都一起拜领了，因为我现在还须躺着休养，请恕我只能就榻上简单的一起作复。
读着大家的来信，那洋溢在字里行间的巨大无比的热情，使我数度都为之感泣，以至久久都不知应该如何作复才好。实在在中国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一向是不被重视的，别人先不讲，我自己却就因此养成了一种自卑自贱的心情，甘于忍受一切的辛酸与无助，常常过着不是人过的生活，在长期间忙迫的工作与寂寞的心境中，有时真会忘记了人间还有温情与光热。于是，当我在十分穷困中突然病倒下来，我所尊敬的一位文艺界的先辈，以家人父子的那种亲切的感情，赶来劝我一定要安心休养时，他说：“人们不理我们的死活，让我们这些同运命的人，自己来维护自己吧。”听到这话，我第一次软弱到挂下眼泪来。而后此，又络续得到了四方八面知与不知的朋友们的爱助与慰问，以至于获得了诸位的关爱，才知道天壤间不愿我们随便像一条狗那样死掉的人正大有人在，这是如何的令人感奋呵！
读陈原先生《关于万湜思之死》一文，我虽和万先生无一面之缘，但其哀戚绝未因是而减少;万先生的不幸逝去，是病着的我们的前车之鉴，我们终究因失掉了声应气求的联络或疏忽，而在敌寇的压迫下丧失了我们这样优秀而且这样年青的一位文艺工作者了！除了哀悼和用这无可补偿的损失来作为随时的警惕外，后死的我们，是应该如何使万夫人朱湘怡女士不要生活得太苦，和有余力可以好好地把万先生优秀的遗孤教养成人。我们在这时代中和孩子们跑的是“接力赛”，我们这一代既被生活的鞭子和烦重的工作抽压得七歪八倒，但孩子们的
一代是必须要比我们这一代强的，而且也希望他们比我们这一代幸福，所以较多量的济助是非常需要的;桂林的朋友们也当在可能中尽量想办法;还有它：看贵报上似乎还捐款，假如有捐给我的，那么我希望不论多少都请移赠朱湘怡{1}女士，□{2}便并望向朱女士代致诚挚的慰唁。
我于上月底因病大体已愈，出院自行休息，不意因途中担架床的颠簸，和跟见访的友好作竟日的畅谈，而使痰涎中又带些少血液，但情形并不严重，想日内就会好的。照医生说，后此还须作半年或长到两年的休养，我向来确不很顾惜自己的生命，但为着大家的爱注（我把这解释作“投资”，以至此身的灵魂虽属于自己，躯体却是属于大家的了）我必定用最大的耐心和努力，来击退病魔，重建健康！
朋友们！请不要挂念吧，我会好起来的，我会重站起来的，我必定要回到我们岗位上，用我的工作来报答大家的热望。
盼常赐教。耑复，并祝：
时安！
蔡楚生 五，六，榻上
《联合周报》创办于1944年2月5日，由联合周报社出版，发行人蔡力行，编辑蔡振扬、姚隼、刘独峰、马义等。该报刊登过羊枣、郭沫若、茅盾、巴金、朱自清、王西彦、谷斯范等进步文化人士的稿件，还经常转载重庆《新华日报》的文章。《笔会》副刊的宗旨是“为文化界的朋友和读者们忠诚服务，作为沟通双方意见的桥梁，而减免时间上和空间上的限制”③。《联合周报》对抗战时期文化工作者的生活处境十分关心。如3月4日《笔会》刊出编辑姚隼的《施舍和援助——王鲁彦之病有感》，透露王鲁彦近日患病甚剧，桂林各界为其募集医药费，随后感慨文化人常与贫病为伍而连药费都无力筹措的悲惨境地。他认为“作家是人类心灵的工程师”{4}，给予了人们丰富的精神财富，但所得的物质报酬却十分低微，因而援助鲁彦先生既是读者们道义上的义务，也是他应得的权利。同期《文化消息》栏第一条即报道了桂林文化界对鲁彦的募捐活动。3月11日《笔会》刊出陈原的《关于万湜思先生的死》。3月18日刊發“虹蚀”介绍蔡楚生生平与最近病况的《蔡楚生之病》，以及黎烈文的《同情的援助》，对永安进步界援助王鲁彦、张天翼、蔡楚生和万湜思诸位先生或其家属的活动深表支持。同日第三版上登载《慰劳王鲁彦等作家 援助万湜思的家属 本报今天起举行照片展览募捐》，内云该报定于18、19两日举行首次中外时事照片展览会，入场券每张国
币二元，门票所得用于捐助王鲁彦、张天翼、蔡楚生的医药费及万湜思遗孤的抚养费，活动得到了中央日报社长林炳康、中央通讯社福州分社社长袁振宇、改进出版社社长黎烈文等的赞助。3月25日第三版登出沈嫄璋的《扩大同情的援助——纪本报援助贫病作家照片展览》，详细报道了展览会受到各界支持，参观者纷纷在慰劳信上签名并慷慨解囊的情形。文章还提到《中央日报》《大成日报民主报联合版》副刊均有文章刊出，向社会发出呼吁。国立音专拟举行音乐演奏会，美术工作者拟举行美术展览会参与募捐，戏剧工作者也拟将戏剧节公演收入捐出一部分响应活动。
从蔡楚生的回信可知，永安各界为他汇去五千元的募款，随慰问信还寄了五份《联合周报》和展览会场的照片，令他极为感动。他读了《关于万湜思先生的死》一文，对万湜思的不幸去世深表哀悼，并表示要将捐给他的医药费转捐给万夫人，作为万氏遗孤的抚养费。
7月15日《笔会》以《热情的交流》为题刊出了蔡楚生、朱湘月给该报的复信、万湜思之子万天茅致蔡楚生的书信、沙千里给该报的来信，以及编者的附按。蔡楚生的信简写于6月10日，是对联合周报社编辑等人的回复，其文曰：
××先生并转音专诸兄姊赐鉴：
五月廿二日示悉，所汇千元，亦经拜领，云情高谊，无任感念。弟病近已好转，敬以奉慰;惟就医生之嘱，仍须作数月之安卧休养，当此烽烟四起，风鹤频传之际，报国有心，却病无能，乃不能不兴老骥伏枥之悲也。好风有便仍望常赐教言，草草不一，肃此奉谢，并颂
文安
弟楚生拜启 六月十日
看来《联合周报》编辑5月22日再次致信蔡楚生，并汇款一千元，蔡楚生函复致谢。朱湘月在给《联合周报》的复信中说已收到款项，“衷心愧感难安”，表示会将孩子教育成人，以报答父执们的爱护之心。同时对蔡楚生也深表感激，嘱托该报去函代为致谢，请其不必再转汇款项，并附上7岁的儿子万天茅写给蔡楚生的信笺。孩子在信中介绍了自己的生活与学习情况，请蔡伯伯不要再寄钱来，并献上祝福：“希望你病快好，可以再编好的活动图画给我们看。”{1}他盼望早日打败日本人，自己和妹妹届时就可看到“活动图画”，他还从来没有看过呢！沙千里的来信中说他为援助活动汇上三百元，另外一位朋友也要捐三百元，祝愿三位先生早日康复，慰唁万夫人节哀顺变。文末，编者交代因王鲁彦、张天翼、蔡楚生的地址业已变动，本报发起的援助贫病作家运动已结束，特将全部捐款拨汇朱湘月女士。
三、致钟珊函
1947年6月7日上海《现代新闻》周刊第一年第5期《大众信箱》栏内刊出合题为《关于中国电影的几个问题》的两则文章，实为钟珊给本刊编者的来信和蔡楚生给钟珊的答复。兹将蔡函照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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