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萌派公安派：公安派是明代后期出现的一个文学流派。“公安三袁”是公安派的领袖，其中袁宏道声誉最高，成绩最大，其次是袁中道，袁宗道又次之。公安派反对前七子和后七子的拟古风气，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发前人之所未发。公安派的“性灵说”融合了鲜明的时代内容，它和李贽的“童心说”一脉相通，和“理”尖锐对立。性灵说不仅明确肯定人的生活欲望，还特别强调表现个性，表现了晚明人的个性解放思想。其创作成就主要在散文方面，清新活泼，自然率真，但多局限于抒写闲情逸致。
茶陵派:明成化、正德年间的一个诗歌流派。因该派领袖李东阳为湖南茶陵人，故名。明成化之后，日见严重的社会弊病已与粉饰太平的台阁体不相容。于是以李为首的一派起而振兴诗坛，以图荡涤台阁平正醇实的诗风。他们主性情，反模拟，推崇李杜，不拘一格；并且重视诗歌的声调、节奏、法度、用字，要以不同的风格代替台阁体。
唐宋派:中国明代文学流派。代表人物有嘉靖年间的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和归有光等人。自前七子的李梦阳、何景明等倡言复古之后，散文创作以摹拟古人为事，不但缺乏思想，而且文字佶屈聱牙，流弊甚烈。嘉靖初年，王慎中、唐顺之等人力矫前七子之弊，主张学习欧阳修、曾巩之文，一时影响颇大。后七子李攀龙、王世贞等再次发起复古运动，茅坤、归有光继起与
之相抗。前后七子崇拜秦汉是模拟古人，唐宋派则既推尊三代两汉文章的传统地位，又承认唐宋文的继承发展。唐宋派变学秦汉为学欧（阳修）曾（巩），易佶屈聱牙为文从字顺，是一个进步。唐宋派还重视在散文中抒发作者的思想感情，他们批评复古派一味抄袭模拟，主张文章要直写胸臆，具有自己的本面目。
前后七子
“前七子”，出现于明弘治、正德年间，成员包括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和王廷相七人，代表人物是李梦阳、何景明，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在反对台阁体诗风中起过重要作用，但也将文学创作引向了拟古主义的道路。针对理学提出“真诗乃在民间”的“主情说”。
“后七子”，明嘉靖、隆庆年间的文学流派。成员包括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和吴国伦，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因在前七子之后，故称后七子；又有“嘉靖七子”之名。后七子继承前七子的文学主张，同样强调“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以汉魏、盛唐为楷模，较前七子更绝对。他们复古拟古，主格调，讲法度，互相标榜，广立门户，声势更浩大，从而把明代文学的复古倾向推向高潮。
四大南戏（荆刘拜杀）：元末明初南戏的代表作，简称“荆刘拜杀”，是《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杀狗记》四部南戏的合称。这四部戏体现着南戏的发展变化，“四大南戏”中的三个剧本都有传说中的作者，表明文人在南戏写定过程的作用。这些剧本既贴近民间，又显示出文人对南戏写作的渗透，提高了南戏在曲坛的地位，尤其在情节安排、人物塑造、语言等方面取得了诸多成绩，对后来的南戏、传奇创作影响深远。与《琵琶记》一起，提高了南戏在曲坛的地位，彰显着南曲创作的生命力。
临川四梦（玉茗堂四梦）：明代剧作家汤显祖的《紫钗记》《牡丹亭》《南柯记》和《邯郸记》四部剧作的合称。因作家是江西临川人，且四部作品皆以梦境来展开故事情节，故此得名；或以其书斋名合称“玉茗堂四梦”。在这“四梦”中，又以《牡丹亭》和《邯郸记》的成就最高。正是凭借着“四梦”，汤显祖确立了自己在中国戏曲上的不朽地位。
三言二拍
“三言”是明代冯梦龙所编的三部白话短篇小说集，即《喻世明言》（又称《古今小说》）《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合称。每集四十篇，共一百二十篇。主要是编辑和加工别人的作品，其中约三分之一的作品是宋元旧篇，三分之二是明代的话本和拟话本。明代的作品约有半数是直接反映现实生活的，半数是取材于历史或宗教传说故事。这些作品基本上反映了封建地主阶级衰落和市民阶层逐渐兴起的时代特征。
艺术特点有：一、从现实生活取材，主题思想更为集中；
二、继承话本传统，情节曲折动人；
三、人物描写更为细致，人物性格更为丰满。
“二拍”是指凌濛初所编著的拟话本集《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合称“二拍”，共收作品七十八篇，主要是凌濛初根据“古今来杂碎事”，加工制作而成的。“二拍”所放反应的社会内容和达到的思想高度同“三言”大致相同，但有更多的封建说教，宿命论观点和情描写，在艺术上，“二拍”稍逊于“三言”。
“三言”代表作有《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卖油郎独占花魁》《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二拍”代
表作有 《宣徽院隐仕女秋千会》《赵司户千里遗言》《破堪案大儒争闲气》。
在思想内容方面具有比较深刻的反封建思想，不见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比较进步的，今天也还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在艺术方面，体现了短篇小说创作由宋元到明的总的发展趋势，就是由口头创作转向书面创作。作品的现实感加强了，情节更为曲折动人，更加注重人物形象地塑造，同时并没有失去宋元话本的特，语言新鲜流畅，人物对话个性化。
清词三大家
拟话本:明代后期，随着长篇通俗小说的繁荣，话本小说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在过去供艺人讲述的底本变而为社会上普通读者的案头读物，出现了大批以阅读为编写和出版目的的短篇小说。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称之为“拟话本”。这种在体制上与宋元话本大致相同、具雅俗共赏性质的白话短篇小说，即是“拟话本”，或称“拟市宋人小说”。南洪北孔
①南洪北孔是指清代杰出的戏剧家洪昇和孔尚任，因洪昇是南方人，孔尚任是北方人，故名之。洪昇的《长生殿》和孔尚任的《桃花扇》为清初两大传奇作品。
②《长生殿》以安史之乱为背景，描写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反映当时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作品人物形象鲜明，场面壮阔，结构精巧，曲词清丽流畅，充满诗意。
③《桃花扇》侯方域、李香君的爱情为线索，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反映了明末腐朽动荡的社会现实和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作品较好地把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结合起来，结构巧妙，语言雅丽。
④《长生殿》与《桃花扇》是康熙剧坛上最成功、最有影响力的作品。
世情小说：明中期以来，描写世俗人情的长篇小说。其特点是内容世俗化、语言通俗化，《金瓶梅》被看做是世情小说的开山之作。
桐城派:清代乃至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散文流派之一，代表人物为方苞、刘大櫆、姚鼐，因三人皆为安徽桐城人，故得名。桐城派以“义法”为核心，形成了具有严密体系的古文理论，也取得了杰出的创作实绩，是唐宋八大家以后影响最为广泛深远的散文流派。
临川四梦:是明朝汤显祖创作的四部传奇，具体是《紫钗记》、《牡丹亭》、《南柯记》和《邯郸记》，因为由于汤显祖是江西临川人，而这四部作品均有一个梦的情节贯穿其中，所
以称“临川四梦”，又因是在玉茗堂创作的，故又称“玉茗堂四梦”。
童心说：是明代末期杰出思想家李贽的一篇散文，他在文中提出了“童心”的文学观念。“童心”就是真心，“一念之本心”，实际上只是表达个体的真实感受与真实愿望的“私心”，是真心与真人得以成立的依据。李贽将认知的是非标准归结为童心。他认为文学都必须真实坦率地表露作者内心的情感和人生的欲望。在李贽看来，要保持“童心”，使文学存真去假，就必须割断与道学的联系；将那些儒学经典大胆斥为与“童心之言”相对立的伪道学的根据，这在当时的环境中有它的进步性与深刻性。
格调说：格调之“格”指诗歌体制上的规格法度，“调”指诗歌的声调韵律。沈德潜论诗以唐人为楷式，推崇李、杜那种具有雄健豪壮风格音调的诗作，但与复古派不同的是，他强调以温柔敦厚为诗歌的最高准则。
梅村体：吴伟业以唐诗为宗。五七言律绝具有声律妍秀、华艳动人的风格特，而他最大的贡献在七言诗行。他是在继承元白诗歌的基础上，自成一种具有艺术个性的“梅村体”。“梅村体”叙事诗约百首，《圆圆曲》是“梅村体”代表作，把古代叙事诗推到新的高峰。
小品文：散文中的一种类型，它的基本特征是：
a.语言简洁，形式短小；b.以书法一己的性灵为主，富有情韵；c.在题材范围和体裁形式上有较大的自由度，可以灵活运用序、跋、记、传、铭、赞、尺牍等文体。代表作有袁宏道的《徐文长传》和张岱的《湖心亭看雪》《西湖七月半》。
四声猿：语出郦道元《水经注》，属断肠之歌，这特指明代徐渭的四部杂剧。它们是《渔阳弄》、《雌木兰》、《女状元》、《翠乡梦》。全称为《狂鼓史渔阳三弄》（一出），《玉禅师翠乡一梦》（二出），《雌木兰替父从军》（三出），《女状元辞凰得凤》（五出）。四剧独立，合为《四声猿》。其中，《狂鼓史》和《玉禅师》是对黑暗政权和虚伪神权的抨击和戏弄。而《雌木兰》和《女状元》是对女性的赞歌，对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的挑战，也是对人才埋没的惋惜和哀叹。王骥德《曲律》评这四个短剧“高华爽俊，浓丽奇伟，无所不有。称词人极则，追躅元人。”
散曲：在元代出现的新诗体，是一种带有音乐性的诗歌形式，因多用北方歌曲演唱，也叫元曲。包括小令、套数和带过曲，其特点为：灵活多变的句式，口语化、散文化的语言以及明快显露、自然酣畅的审美取向。
明传奇：在宋元南戏基础上发展形成的戏剧形式。它将南戏这种质朴的民间戏剧形成进行了
雅化，体制上更加宏伟，艺术上也趋于精美，不但兼用南曲和北曲，而且用宫调来区分曲牌，由于它在体制上吸收而又超越了南戏和杂剧，使其规模宏大，形式上更加活泼，更适合文人施展才华，抒写情志，也更为民众所喜闻乐见，故其发展流行很快，成为明代戏曲舞台上占主导地位的形式。
脂评本：脂评本是《红楼梦》的一个重要的版本系统，这个版本系统共八十回，除正文外，大多附有各种形式的批注，批注者的署名以脂砚斋和畸笏叟为多，因此简称为“脂评本”或“脂本”。对批注者脂砚斋的身份，学术界有不同的认识。但其中的评论对我们理解和研究《红楼梦》的创作过程，以及小说的思想艺术特，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属于这个系统的本子还有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甲辰本（书名第一次命名为《红楼梦》）。
台阁体:从明朝永乐年间开始，出现一种所谓“台阁体”诗。其倡导人号称“三杨”，即杨士奇、杨荣、杨溥，都是“台阁重臣”，故称其诗为“台阁体”。它的出现，是诗歌创作的一种倒退，因为它只追求所谓“雍容典雅”，全是歌功颂德向皇帝拍马屁的内容，毫无创新，毫无生气， 比宋代的“西昆体”影响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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