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新建 南开大学心理学研究中心，天津 300071
每个时代都有它的神经症，都需要有它的心理疗法。今天，科技的突飞猛进与传统的土崩瓦解使人们面对纷至沓来的选择、机会和风险，无所适从。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开始更多地思考生存的意义与本质。伴随着对生命意义的质疑，产生了烦心的焦虑、极度的苦恼和难奈的空虚。弗兰克始终把对生存空虚与生存挫折的关注作为其理论的中心，并发展了意义疗法。几十年过去了，蔓延的无意义感使得他的意义疗法日久弥新，散发着浓郁的时代气息。回顾其思想，当有益人心智、发人深省之处。
1 理论背景及其发展
弗兰克的职业生涯以精神病医师为开端。作为精神分析学派的一名成员，此时他是以精神分析学说为指导的。在其实践与教学的过程中，弗兰克受到存在哲学家的影响，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存在哲学与心理疗法。但是弗兰克并未排斥弗洛伊德。他认为，每个个体包含三个维
度，生理的、心理的和精神的。精神分析学说对前两个维度，尤其是心理维度的理解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它忽视了精神这一人所独具的方面，因而对人真实图象的描绘是不完全的、不准确的。弗兰克视意义疗法为一种补充性的方法，通过填补精神这一领域，完善了精神分析[1]。据此，弗兰克对精神分析学说作了修正。主要集中在两方面：
1)人要寻求意义是其生命中的原始力量，而非因本能驱策力而造成的续发性合理化作用。这种求意义意志与弗洛伊德的求乐意志(the will to pleasure)和阿德勒的求权力意志(the will to power)是不同的，它是人最深刻的动机，是最具有人本质特征的现象，因为动物寻求快乐和征服，却不懂得生存的意义[2]。快乐意志不是根本的。人们实际上所要追求的最终并不是幸福生活本身，而是某种构成幸福生活的因素。然而，在神经症患者那里，作为幸福和快乐根据的意义意志被扭曲为对幸福的一种直接追求，扭曲为快乐意志。随着快乐成为注意力的唯一内容和对象，快乐的根据溜走了，而快乐效应也很难再出现。类似的分析也适用于权力意志。就意义实现与特定的社会和经济前提条件联系起来这一涵义而言，权力是实现目的的手段。人们使自己局限在实现目的的手段即权力中，本身就是神经症的表现。弗洛伊德和阿德勒二者都是从神经症患者身上得出其诊断，必然误解人原初的意义取向[3]。
2)精神分析所采取的“泛决定论”是极为错误与危险的。诚然，人总是受制于一定的条件，包括生理的、心理的、环境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决不是自由的。但人存在着意志自由，人面对任何情境有自由地采取某种立场、态度的能力。即便是神经症甚或精神病患者，在症状的肆虐下仍保留一定程度的自由。基于此，弗兰克对精神分析“泛决定论”表现的非人格化，非人道化倾向表示不满，并提出自己的精神医学信条：一个无法的精神病患者可能失去了他的“有用性”，但仍保有作为一个人的尊严[4]。
弗兰克也未原封不动地照搬存在主义的理论。他认为人类存在的一个基本特征是超越：人总是超出自身而朝着某物或某人，一个人越是在他的使命中升华、越是献身于他的伙伴，就越成为他自身。弗兰克还提出了“超越的意义”(the supra-meaning)这一概念，特指那种超越了人的理解范围的终极意义。而且，终极意义因每个人选择精神维度的形式及运用方式的不同而不同。他认为人并非如同某些存在主义哲学家所言，要去忍受生命的无意义；而是要忍受自身无能力以理性抓住生命的绝对意义[5]。弗兰克的理论与此前的存在分析也不尽相同。存在分析(daseinanalyse)是关于人丧失存在意识从而处于一种可以诱发精神病的思想状态的理论。而弗兰克的存在分析(existenzanalyse)则是对那些对自己存在的看法有偏差的人的心理方法[6]。
2 基本理论与概念
弗兰克对于人的本质的认识是其理论及方法的基础。他认为人类的存在有三个特征使之与动物区分开，其一就是精神性(存在性)，第二个特征是自由，第三个特征是责任[7]。其中，精神性是弗兰克最有特，也是最有争议性的概念。精神性并无宗教含义，它与生理、心理一样，是构成完整自我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精神维度与潜意识联系在一起，从而提供自我超越的力量，实现对价值和意义的自由追求[8]。在这种对人的本质的假定下，弗兰克讨论他最为关注的动机、生存空虚和存在挫折问题。
弗兰克认为人的主要动机是求意义意志。意义不能被制造，只能被发现。生命的意义并非是抽象的，每个人的生命都有其独特价值。求意义意志也不是心理动力意义上的驱动力。价值观并非人的内驱力，它不能推动人(push)，而是吸引人(pull)。它包含着个体的选择与决定。比如，人不会被驱使去做道德的行为，而是它“决定”要做合于道德的行为。人对意义和价值的追寻可能会引起内在的紧张，然而这种紧张是心理健康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人所需要的不是生物学的平衡，而是心灵动力学——心灵动力处在紧张的两极之中，一极代表需实现的意义，另一极代表必须实现此意义的人[9]。
弗兰克将求意义意志受挫称为生存性挫折。这种挫折根源于人在生活中感到的“生存空虚”。生存空虚的主要表现是无聊厌烦。但求权力的意志和求金钱的意志，以及求乐意志的泛滥之下往往也掩盖着生存的空虚[10]。
在他的理论思想指导下，弗兰克对传统的神经症及精神病的基本概念进行了扩展与重新诠释。他认为神经症存在于人的四个基本层面上：生理的、心理的、社会的和精神的(或存在的)。四个维度的不同组合就构成了不同类型的神经症[11]。
心灵性神经症：心灵性神经症是弗兰克意义疗法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它特指由价值和意识的冲突以及存在挫折、生存空虚引发的神经症[12]。心灵性神经症并非由“驱策力”及“本能”的冲突引起，而是产生于精神层次的病态。但它并不直接表现于精神维度，而是从生理及心理状况的异常体现出来[13]。
集体性神经症：现代人的许多特征使他们易患神经症(similar to neurosis)，这种状况称为集体性神经症。这些易感特征可以追溯到人对责任的恐惧与对自由的逃避。集体性神经症需要教育、心理卫生，而不仅仅是心理[14]。
神经症：严格意义上的神经症应涉及的主要是人的心理维度，但在器质性因素与心理因素之外，还包含存在性因素。以两种主要的神经症为例：(1)焦虑症。神经质焦虑的背后有一种对死亡及对生命这一整体的恐惧。这种恐惧会将注意力集中于身体的某一器官，并且以一种病态的方式对某一标志性的抽象情境给予关注。(2)强迫症。每种完全发展的强迫症都是个体选择的结果。患者不需要对其强迫性观念负责，但他可以选择自己对强迫观念所持的态度。
精神病：精神病的症状是心理学的，病原学是医学的，即便如此，它也包括存在性方面。典型的有两种：(1)忧郁症。忧郁症中的存在性焦虑体现为由于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间，以及需要与现实间的紧张而产生的心理上的匮乏感(insufficiency)。这种匮乏感导致病态的恐惧，如对无能力达到目标的恐惧，对审判日的恐惧等，使得忧郁症患者看不到自己及外部世界的价值，进而认为生命是无意义的。(2)精神分裂症。精神分裂症患者将自己视为被观察与被迫害的客体，以致于他们再也无法感觉自己是一种真实的存在。此时，他们的人性层次是不完善的，意识和责任感都会受影响[15]。
3 方法
如果说经典精神分析的目标是使无意识变为可意识的，阿德勒的个体心理疗法的目标是使
法克这个人神经症患者对其症状负责，那么意义疗法的目标就可以概括为使人有意识地对自己负责。通过帮助病人认识并接受生命的精神(或存在)本质，通过确立病人对自己、对生命的价值的责任，意义疗法力图去帮助病人到生活的意义，填补生存的空虚，从而消减生存挫折。因此意义疗法是专门针对心灵性神经症的一种方法。这样，准确的诊断就成了心理的第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者需要根据生理、心理、精神各方面不同的组合，确定神经症的类型：器质性的、心理病原的、还是心灵的，从而选择应采取的方法。当然，过程中，通常不会单纯使用某一方法，而是综合了医学、心理和意义，只不过不同情况下各有侧重[16]。正如弗兰克所言：意义疗法并不想取代现存的各种疗法，只是想使其更完善，使得一贯被遗忘的价值受到人们的重视[17]。
意义与价值一直是意义疗法关注的中心，也是摆脱由生存挫折、存在空虚导致的心灵性神经症的重要条件。对此，弗兰克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生命与死亡的意义：意义疗法首先指出的是，快乐并非生命的意义，怀疑主义与虚无主义也是不可取的。意义疗法将引导人去体验一种存在，并视之为实现价值的一种不断的努力。它还必须向患者表明，确认对某项任务的责任具有巨大的价值，并促使患者向这一方面转变，
以此帮助他克服或忍受客观的困难与主观的烦恼。另一不可遗漏之处是指出每个人的生命都有自己独特的目标，需要以相应的方式达到。人们不应总去追问生命的意义是什么，而应担负起生命中的任务所赋予的责任，在完成这一使命的过程中，生命的意义将逐渐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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