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完晚饭，小学生阳阳跟着父亲学习“whale”（鲸鱼）这个英文单词的发音。尽管已经纠正了几十遍，但心思没放在学习上的小家伙，依然发音错误。父亲终于忍不住发火，小男孩的情绪也很激动：“我已经尽力配合你了！”
沮丧的父亲问：“孩子认为自己享有的一切都是天经地义的，学习都是为了大人学，你说该怎么办？”
我正好在撰写世界上最大的青少年志愿者服务组织机构Me to We的报道，就给他讲了一个故事。今年8月，20名中国的初中、高中学生通过Me to We，从喧闹、繁华的上海前往遥远的肯尼亚。在马赛地区唯一的一所女子高中Kisaruni里，当地女孩的话让她们特别震惊。这所女子高中，是Me to We的全球合作伙伴“解放儿童基金会”（FTC）援建的，在拥有宿舍之前，女孩们来上学需要步行几个小时。但她们说，不在乎学习难不难，因为得到这样一个机会已经非常感谢了。她们觉得学习难了，以后才会更加成功；自愿5点早起学习，晚餐后夜修，没电灯就用太阳能小灯，眼里写满了努力：我们要知识，我们要未来。这正是我们的孩子最欠缺的原动力……他听到这里眼睛一亮：“我怎么才能把阳阳送到肯尼亚去？”
其实类似的“吃苦教育”，在国内已经兴起，但FTC和Me to We跟下乡、军训有着更本质的不同。他们的宗旨是让孩子去帮助孩子（ Children help children），并坚信哪怕12岁也可以改变世界。
建房背水
在记者所述的肯尼亚之行中，全程参与的还有谭盾夫人、儿童教育专家黄静洁，以及他们年仅8岁的小儿子响响。
孩子们在肯尼亚干了几件“轰轰烈烈”的大事，其中之一，就是跟北美前来的学生会合，一起帮助Kisaruni高中建造一所宿舍。黄静洁记录道：“先学习用2/3沙子和1/3水泥做成混凝土，然后在非洲工人带领下垒墙，对体力要求最重的是把山石从坡上搬下，用来垒墙。开始孩子各自为阵，一人抱一块石头来回跑；不久他们发现站成列队来传递更有效，于是协作起来。劳动磨练身心，协作更是团队精神的体验。砌墙让孩子们学起一门新手艺，砖与砖之间要留出均匀空隙，然后用夹板夹住往缝里灌水泥。这需要两人合作。用铁丝拧紧钢筋架子，然后步调一致地把这个庞然大物扛上山。孩子们有的活泼呼喊鼓动，有的默默做工悉心配合；有的力大无比，有的手巧心灵……”
这所宿舍的建成，不仅能改善当地学生的生活质量，还可以免去她们每天长途跋涉前来上学所要花的时间。“对于我们这些想改变世界的学生来说，能看到自己的努力成真是一件很满足的事。”男孩Justin说。
为肯尼亚妈妈背水，则是孩子们必修的体力活。
肯尼亚水资源匮乏，每天太阳升起来的那一刻，马赛地区的妈妈或者女儿们就要开始准备去马拉河取家人一天所需的水了。在“水路”上跋涉一次，一般需要两个小时，一天要来回多趟，不仅累人，还特别危险，一不小心就会惨遭河马的攻击。但如果没有这个水，就无法做饭洗衣、灌溉农田、豢养牲畜……有
位妈妈给孩子们演示了她们是怎么背水的。在一个
黄大桶里，装满40斤水，然后把这个水桶用一条围巾挂在头颈上，在烈日下背着走几公里。而孩子们则是2-3人一组，前背后推，才走了10分钟，大家就腰酸背痛了。
在肯尼亚，很多女孩从小就要跟着妈妈做家务，一生的梦想就被她们要背水，而不能去上学的现实打碎了。而Me to We则在Kisaruni高中建造了净化水系统，把雨水接下来再引进这个系统，让女生放学带水回家，做到背水、上学两不误。这给孩子们带来了深刻的启示：知识带来改变，改变创造未来。
了解完水资源与学校的生存关系之后，孩子们又面对着如何让社区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命题。营地安排孩子们与马赛妈妈学手工。这些特的项链和手镯，肯尼亚妈妈们做好后，可以送去Me to We的商店售卖，拿着钱就可以送孩子们去上学了。而Me to We则通过全球400多个分支机构，销售这些手工艺品。再把自己每年50%的净利润捐赠给FTC，回馈到社区。
“家庭有收入，社区自生资源，教育改变人生。这是一堂没有教本的人生课。”黄静洁说。孩子们的辅导员Ryan则对她说：“Me to We 引领孩子来非洲最大意义不是造房背水，更重要的是把社区建设和领导力精神带回去影响更多人。”
“车库决议”
触动黄静洁带着“小尾巴”，跑去肯尼亚去见识“一个人改变世界的力量”，源自两年前，她读到了一本名为《Me to We》的畅销书。这本书的作者，正是FTC、Me to We的创始人克雷格与他的哥哥。而克雷格早已成为响响心目中的大英雄。他曾经得到过三次诺贝尔和平奖提名；获得了
“世界儿童奖”，这是维护儿童权益的最高荣誉，也被称为“儿童诺贝尔奖”；与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约旦努尔王后同台演讲。更重要的是，克雷格创办FTC的时候，年仅12岁。
这位“英雄”的传奇，即使今天看来，都有点“不可思议”。
幸福难不难现在让我们把时钟拨回1995年4月19日。12岁的克雷格一边嚼着早餐麦片，一边伸手拿起当天的报纸，想要翻阅喜欢的连环漫画。这些漫画是他每天早晨都要看的，然而就在那一天，报纸第一页上一条让人无法忽视的标题“12岁男孩惨遭谋杀”，让身为同龄人的他，忍不住读了下去：“巴基斯坦伊斯兰堡（美联社）：伊柯巴尔·摩西4岁那年，他的父母将他‘卖’了，拿到了16美元。从此，伊柯巴尔沦为奴隶。在以后的6个年头里，他大多数时间被锁在一台地毯编织机旁，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地打着小结头，一直到12岁。他获得自由后，随即开始了他的反童工斗争生涯，呼吁全世界展开反对残忍的童工生活。星期天，在距离拉合尔市东面35公里处，伊柯巴尔与两位朋友在他们的穆里德克村里骑自行车时，突然遭人杀害身亡。有人相信，他是被地毯行业里那些暴跳如雷的人谋杀的，他们曾多次出言威胁，要这个年轻的活动家闭口……”这篇报道让克雷格极度震惊。他是一名来自多伦多市郊中产阶级社区的孩子，像所有邻居的孩子一样，整日打篮球、练投篮、玩电子游戏，这篇报道让他突然窥见了人生残酷的另一面。
“我脑际涌现了一连串的问题：什么样的父母会将自己4岁的孩子典卖为奴？什么样的人会将一个孩子锁在地毯织机旁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地干活？左思右想，想了很久很久，但是不到任何现成的答案。我当时
最迫切想要做的事就是赶紧去比我大6岁的哥哥马克。但是，正在上大学的他不在家。我只能靠自己想办法了。”
克雷格带着这篇新闻走进教室，请求老师同意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念一遍，对他们说，我们要帮这些孩子做些事。老师认为，读书固然重要，但是作为一个学生，也要积极做慈善、融入社区，就允许了他的要求。听完新闻，教室里鸦雀无声，11只小手举了起来，一个名为“Free the Children”的课外小组成立了。在克雷格家的车库里，他们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形成的第一份决议是发动同学去征集市民签名，让全社会来关注被忽略的童工问题。他们征集到了2万个签名，交给了联邦政府。接下来，他们又开始筹划一件更挑战认知的事情——帮助亚洲的失学儿童建一所学校。
孩子们带来了他们的圣诞礼物、玩具和书籍，在车库进行了大拍卖；帮邻居除草、看孩子、洗车；跑到不同的学校和周围的社区去演讲；写请愿信给加拿大总理和美国总统……他们的努力得到了加拿大发行量最大的多伦多星报、国家邮报、国家电视台的关注。几个月后，加拿大安大略省劳工联盟大会邀请克雷格去演讲。个头才刚刚露出讲台的克雷格，为台下2000个大人讲述那位被杀害的巴基斯坦童工、童工
们的悲惨生活，以及他们这些美加同龄人的幸福。那一次，他筹到了15万元加币。第二年，这孩子在印度成功建立了一所“童工康复中心”。第三年，他们又在厄瓜多尔的印第安山脉上建起了一所小学。那次建校经历，让克雷格学到了什么是“minga”。
当时他和哥哥带着一热心的学生志愿者，计划用两周完成校舍建设，不巧正碰上收获期。在一条蜿蜒的羊肠小道上，运送水泥和木材上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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