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研究论丛
Collection of Women ’s Studies
2010年7月第4期总第100期
July.2010No.4Ser.No.100
环境危机已成为当下涉及到整个人类的重要问题。然而，环保行动并未成为凝聚人类共同体的事业，却因其与政治的交织而分化了人类社会。各个体都通过特定的立场去定位自身的环境责任，作为弱势体的女性与自然的关系也成为了女性主义研究的关切领域。已有的研究基本上都得出了相似的
结论，即女性是“环境退化的最大受害者，也是拯救
环境的未来希望之所在。”[1](P10-11)
实际上，这个环保
女性的定势形象是女性主义视角分析的理论预设产物，忽略了社会、历史和文化等更大范围的意识形态在角建构中的综合作用。
本文探讨美国女性的环保角在特定历史环境
作者简介：1.周铭（1981-），男，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讲师，研究方向：美国文学；2.金莉（1954-），女，文学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美国文学。
*本文是福特基金会资助、北京外国语大学性别研究中心承担的“环境保护与社会性别”项目（项目编号：10850650）美国部分的阶段性成果。
从道德天使到实践先锋*
———美国女性的环保角嬗变
周铭1金莉2
（1.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100872；2.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北京100089）
关键词：美国女性；环保；文化角摘
要：本文探讨美国女性的环保角在特定历史环境中的塑造，将之放于美国的拓荒时代、资本主义工业化发展时代和
环保运动兴起的三个历史阶段进行考察，发现美国女性的角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依次经历了“花园里的天使”、“病态的落伍者”和“实践先锋”的嬗变过程。
中图分类号：X22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4-2563（2010）04-0087-06
From an Angel of Morality to a Pioneer of Practice:Changes in the Role of American Women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ovements
ZHOU Ming 1JIN Li 2
(1.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t the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2.School of English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at
the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Beijing 100089,China)
Keywords:American women,environmental protection,cultural role
Abstract: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cultural role of American women environmentalist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namely the pio-neering period,the industrial period,and the period after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has become a concern.It recognizes that this role has undergone a gradual shift from an "angel of gerden"a "morbid outsider"and then to a "pioneer of practice".
中的塑造，将之放于美国的拓荒时代、资本主义工业化发展时代和环保运动兴起的三个历史阶段进行考察，发现美国女性的角并非一成不变，而依次经历了“花园里的天使”、“病态的落伍者”和“实践先锋”的嬗变。
一、“花园里的天使”
将北美大陆视为“花园”是美国民族文化建立之初的基本概念之一，但“花园”的含义却随着时间和环境的变化而有所改变。对于首批踏上美洲大陆的欧洲人来说，这片绵延的荒野更多地承载着他们的宗教理想和文化期许。美洲大陆被看作一个逃避旧大陆积弊和迫害的应许之地，一个纯洁无暇的“新伊甸园”。但严酷的自然条件和生存的压力很快迫使他们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致力于征服自然、开拓荒野。在拓荒过程中，美国文化变得富于阳刚气概，充满了征服的豪情；而土地被女性隐喻化，以“处女地”的形象成为征服客体。[2]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和利益去重新塑造地貌和物种分布，清洗于人不利的“杂草”和“害兽”，促
成了当地环境的显著转型。美国相应地从一个充满神圣彩的原始伊甸园转化为一个人类主导创造的文化意义上的花园。①
在“花园”意义的转化过程中，美国逐步形成了男耕女织的劳作模式，进入了以男性为主导的农耕文明。男性的角从“伊甸园里的新亚当”变成了花园的主人，通过不断发展的工业技术开垦着荒地，追求“播种”带来的资本利润和征服快感。而女性却被限制了与土地发生现实关系的可能性，在宗教戒规、文化习俗和法律制度各个方面被剥夺了土地的拥有权和使用权，却在象征层面上成为与土地互相指涉的对照意象。[3](P1-6)在拓荒初期，女性被囿限在家中处理家务杂活，为社会养育更多的劳动力。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替罪羊的神圣化”的角转换，逐渐变成了“花园里的天使”。在社会权力中被边缘化的她们被美化成了社会的道德脊梁，是保持共和国美德传统、彰显上帝荣耀的希望，担负着拯救道德腐败、为男性提供行为楷模的使命。而根据当时的流行看法，女性
为了担负“道德天使”的任务，她们又应该去接触神圣而纯洁的自然。当时的一位女性弗雷德里卡·布雷马（Fredrika Brema）就认为，家庭是保持美国共和美德的港湾，女性理解自然、接受自然可以使美国免于堕落，不至于拒绝上帝的恩典。在这样的一种矛盾要求下，花园成了美国女性唯一能够涉足的自然空间。这个狭小的空间是她们与自然的交界，既带有自然的性质，又充盈着浓郁的道德、宗教和文化的彩。
一时间，通过自然进行“教化”成了当时中产阶级女性所热衷的事情，她们伺弄花园，并将自己的经历和感受付诸笔端，形成了当时特有的“花园文学”。艾尔米拉·菲尔普斯（Almira Phelps）于1829年发表了《植物学的普通讲座》（Familiar Lectures on Botany）一书。书本一反通常所见的理性研究模式，而采取了女性视角，展现了一个充盈着爱意与敬意的自然世界。她的作品广受妇女欢迎，不断再版，在接下来的40年内销售了275000册。苏珊·库珀（Susan Cooper）是以描写美国拓荒经历而闻名的著名作家詹姆斯·费尼莫·库珀（James Fenimore Coop-er）的女儿，她继承了其父对自然的关切和文学天赋，用细腻优美的文字写下了著作《乡村时光》（Ru－ral Hours）。其他代表作还有安娜·沃纳（Anna Warner）的《自己动手做园艺》（Gardening by My－self）、西莉亚·萨克斯勒（Celia Thaxler）的《岛屿花园》（An Island Garden）等等。
从思想内容看，女性的“花园文学”出地履行了它的“教化”使命，关注的重心在于彰显上帝的荣耀。首先，这一文学题材体现了强烈的道德诉求。其自然书写带有当时女性作品特有的道德说教意味，教育人们恪守当时的社会行为规范，弘扬了家庭美德、个人修养和社会责任等道德律令。其次，
“花园文学”具有浓重的民族意识，表达了当时新兴美国的民族身份诉求。那些作品呼吁美国人民关注美国本土的动植物，劝阻人们不要过度砍伐树木和捕杀动植物，尤其是古老的树木，因为它们见证了美国成长的历史。此外，
“花园文学”也遵守了当时的性别规范。
①值得指出的是，此文所探讨的概念范畴限于美国社会占据主流和强势地位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从极端意义上来说，对土著印第安人的驱逐和清洗也属于他们为了建立农业文明而改造地貌的努力之一。关于美国“花园”意象的变迁，另参见Marx,Leo.The Machine in the Garden:Technology and the Pastoral Ideal in America[M].New York:Oxford UP,1964.
在19世纪早期的美国，写作对于女性来说并不符合社会对她们的角期待。花园则为女性提供了一个文学创作的题材。女性的“花园文学”并不过多涉及公共事务，重心只落在围绕住宅的花园上，女性在此与自然得到密切接触；女性作者的写作态度则非常谦恭，并不争夺作者应有的创作权威。她们没有像男性一样要么从事高深莫测的科学研究，要么采取毫不在乎的野蛮征服，而采取了温柔的中间路线，在文字间倾注了对自然的情感和热爱。[4](P24)因此，“花园文学”所表现出的自然是持家化的自然、女性化的自然、温柔弱势的自然。
值得指出的是，美国女性“花园文学”的出现呼应了当时欧洲大陆对自然的态度：自然在文化中被视为一个审美对象和艺术表现客体，而不因为其内在的特质和生存权力受到重视。[5](P89)“教化”所对应的概念显然是文化的、社会的和道德意义上的，与自然环境本身其实是一个渐行渐远的过程。
二、“病态的落伍者”
1890年，美国国情普查局宣布美国的边疆已经终结，长达百年之久的“西进运动”正式结束。这段历史进
程大大扩展了美国的领土，也以极快的速度让美国脱离了农业景观，再次转型为城市化、工业化和商品化的社会。美国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在1893年的著名论文“美国历史上边疆的重要性”（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中认为，美国人的基本特征就是边陲精神，这种精神使得美国人完成了对于边陲的不断推进和征服：“研究边疆的向西推进，研究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研究开拓边疆所带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化，就是研究真正的美国历史”。[6](P4)拓殖意识和征服意识跃升成为整个美利坚民族的集体体认，并在工业化的社会背景下进一步强化。美国的文化氛围变得更加强硬和粗犷，曾经被膜拜的高雅斯文传统因为太过“女性化”而遭到摒弃，关爱自然的女性被称为“落伍的”、“病态的”和“即将消失”的文化代表。
与从“伊甸园”转为“花园”相比，美国的工业化转型带来了自然空间在社会意义上的进一步闭合。曾经广袤的自然空间演变成为诸多经济地盘相聚的城市，余下的则成为具有严格划界的国家公园和私人农场。这三类的空间虽然彼此有别，却都是被资本所拥有，成为利润的来源。在城市中，经济个体在小环境中拼命追求利润的行径导致了公共环境和公共利益的严重损害。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的名著《丛林》（The Jungle）对当时城市环境的临摹甚至惊动了总统和国会。国家公园的设立被认为是保护自然之举，其实目的主要在于圈定林木和矿产资源。况且，供观光之用的铁路线、公路线、人行道分割了动物繁衍与活动的范围。在私人农场中，过度放牧损害了草场；而且武器技术从前膛到后膛装载的进步以及连发步的发明增加了狩猎的能力，那些食肉动物要么因为危害家畜、要么成为乐趣的来源而被赶尽杀绝。[7](P20-37)
表面完美的爱
上述空间都被资本经济整合为同质性的社会生产领域，显示了男性对自然空间空前的控制和重塑。对生产和发展的唯一重视导致了“顺天时而动”的农业价值观全面解体，也进一步导致了人与自然空间的异化。在男性展示其空间破坏力量时，女性却扮演着清洁者和哺育者的角，成为了“城市持家人”。[8] (P64)密西根州的卡洛琳·巴勒特（Caroline Bartlett）夫人联合其他妇女发起了要求当局进行肉类检查的请愿，并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扫街运动，创建了“妇女城市环境美化团”（Women’s Civic Improvement League），像持家一样维持城市环境的卫生。“芝加哥的垃圾夫人”玛丽·伊莉莎·麦克道尔（Mary Eliza McDowell）有感于当地的垃圾状况，在当局坐视不管的情况下发动众运动，成为芝加哥妇女城市俱乐部的城市废品委员会的主席。在城市之外，女性将关爱的目光投向了动物，宣扬“动物福利”，反对将动物物品化和商品化。1883年，卡洛琳·怀特（Caroline Earle White）成立了第一个动物保护组织——
—“美国反活体解剖组织”（American Anti-Vivisection Soci-ety），以求保护动物免遭人类“研究”的厄运。
女性对“持家人”角的坚持表示了与自然的天然亲缘，体现了边缘话语意识，也因此遭致了男性主导的工业社会的抨击。他们认为女性缺乏理性与知识，过于感情用事。1909年，曾任美国神经学会主席的著名医学家查尔斯·卢米斯·达纳（Charles Loosmis
②“歇斯底里”（hysteria ）的词源来自希腊文的“子宫”，专指女性的“非理性”疾病。在维多利亚时代，医
学文献对此多有探讨，表现了当时文化对女性的深度偏见。对女性生理和心理的社会文化构建，另参见薛春霞：“当疯癫不再是偶然———20世纪美国女性的心理问题和文学诉说”，《妇女研究论丛》2009年第5期。
③“世界八大公害事件”是20世纪人类遭受的重大环境灾难，其中发生在美国的是多诺拉烟雾事件和洛杉矶光化学污染事件。多诺拉烟雾事件1948年10月底发生于宾夕法尼亚州的多诺拉镇。二氧化硫及其副产物与大气中尘粒结合导致全镇人口的43%发病，近6000人出现眼痛、干咳等症状，最终死亡17人。洛杉矶光化学污染事件发生在1943年，是最早出现的由汽车尾气造成的大气污染事件。该市汽车排出的废气形成了黄光化学烟雾，至1955年，洛杉矶因此引起呼吸系统衰竭而死亡的人数超过400人。
Dana ）撰文声称，反活体解剖者是一“歇斯底里”
②
的病人，患了“神经性爱恋动物症”（zoophil-psy-chosis ），对动物有病态的喜爱；其发病起因可能是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若不及时医治会引发更加危险的反社会行为。[9]达纳的文章代表了当时社会对环保女性的否定性话语建构，秉承了历史上猎巫运动的文化思维。在猎巫运动中，人们选择的对象常常是那些在农村社会中作用重要的女人。由于她们深谙植物的奥秘，一旦与其他人的关系趋于紧张又传出有巫术作祟，她们立即就变成了替罪羊，因为她
们了解植物习性的传统本领使别人害怕。”
[10](P54)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妇女关注公共利益、为环境问题奔走呼号完全缺乏社会基础。她们对自然和动物的关爱被男性专家们故意渺小化了，被塑造成无所事事、
同情心泛滥的“观鸟的老妇人”形象，其事业的崇高性和严肃性受到极大影响和破坏。环保实践因此被看成是女人气的无聊病态之举，不仅打击了关注环保的女性，也影响了相当一批本来有志于投身拯救自然运动的男性。[4](P171)
三、实践先锋
在发展话语成为主基调的资本工业社会，环境的恶化是这一节奏的必然结果。到了20世纪40年代，环境危机达到顶峰。多年的化学农业实践为人类生存环境带来了灾难性后果。因为滥施农药、杀虫剂、
除草剂，水与土壤遭到严重污染，生物与食物链条受到肆意改变，各种稀奇古怪的疾病接踵而来。曾经成的鸟类因为栖息地破坏和农药积累引起的繁殖障碍几乎灭绝，孕妇和孩童更是成为生态恶果的易受人。工业化的盲目发展则导致了当时世界八大公害事件中的两起：多诺拉事件和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③为了应对危机，
一场轰轰烈烈的环境保护运动在蕾切尔·卡森（Rachael Carson ）的带动下，
于60年代初拉开序幕，并迅速发展成为20世纪最后30年中最重大的社会事件之一。
与以往专注于抽象化的人和自然两个概念的环境保护思想不同，这次由女性发起、推动和领导的环保运动自诞生伊始便带有强烈的社会政治彩。六、七十年代的美国也是社会正义思潮涌动的场域，女权运动、
民权运动等亚文化体从性别、阶级、种族等各方面表达了权力诉求。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社会地理中的弱势体在自然地理中总是分布在条件最糟糕的边缘区域，在环境危机中受害尤甚。这引发了人们对“空间问题”概念的重新拷问，促成了社会正义运动和环境保护运动两股社会思潮的合流，即“环境正义”运动。美国学界相继发表了《美国的南部倾倒：种族、阶级和环境质量》（Dumping in Dixie:Race,Class,and Environmental Quality ）、《迎战环境种族主义：来自草根的声音》
（Confronting Environmental Racism:Voices from the Grassroots ）；《环境正义读本》（The Environmental Justice Reader ）等重要理论著作，所达成的共识是：“在对妇女、有人种、儿童及穷人的不合理统治与对自然地不合理统治之间，
存在着重要的联系。”
[11](P1)
在环境正义运动中，女性冲破了传统的性别符码，公开发出了反对现有社会生产制度和生产方式的声音，并身体力行地起到了实践先锋的角。蕾切尔·卡森的里程碑作品《寂静的春天》（The Silent Spring ）指出并谴责了杀虫剂的大量使用导致各种野生植物尤其是鸟类消失，并对女性的生殖健康和儿童的全身健康造成了危害。男性科学家蔑称此书为
“神经质的女人”写的“既不被科学实验的证据、也不被科学的实际经验所支持”的胡言乱语，但其实际蕴含的意义极其深远：它的发表标志着现代环境保护运动（“生态时代”）的开始，带动了大众尤其是女
④1978年，加利福尼亚州索诺马县妇女地位委员会发起“妇女历史周”活动，以纪念妇女对美国历史和文化作出的贡献。3年后美国国会将之确立为全国性的活动，并加以时间延长，称为“全国妇女历史月”（National Women ’s History M onth ），时间定在每年3月份。
性环境意识的提高。[12](P743)杀虫剂对妇女和儿童的残害触动了广大妇女的敏感神经，引起了她们对环境前所未有的关注。此后，美国女性在环境保护运动中起到了主导作用，用女性的存在重新书写了美国环保史。
美国于2009年肯定了这一事实，在“全国妇女历史月”上宣布此年的主题是向环境保护中的巾帼英雄致敬，表彰名单包括蕾切尔·卡森在内的103位女性。④
对自然环境的热爱和对女性、孩童、少数民族等弱势体的关注将背景和学识迥异的妇女团结成一股聚集的力量，不仅卓有成效地保护了自然环境，而且冲击了传统政治所塑造的社会空间格局，在思想和实践领域都充当了改革者的先锋角。这也使得新的环保运动呈现出以下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科学性。女性向来被男性视为非理性的代表，她们的环保思想也常被认为是多余的感伤情怀。在美国的高等教育向女性开放之后，一批女性进入了传统上被男性占据的科学领域，利用所学专业在普及环保知识、唤醒民众环保意识、争取政府政策支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密西根大学的环境与能源专家玛丽·辛克莱（M ary Sinclair ）反对盲目使用核能，警告核辐射对生态和人类的威胁将是致命性的，并在著作《核能和公共关注》（Nuclear Power and Public Concern ）中详细论述了核能的危险。气急败坏的能源企业在报纸上大骂她是“什么都不懂的
家庭主妇。”[8](P89)辛克莱毫不退缩，与能源公司的总
裁举行了公开辩论。鉴于她在环境方面杰出的学术成就，密西根大学将她置于该校的女性名人堂。在高深的研究之外，美国的女性知识分子还积极撰写科普著作，以触目惊心的事实唤起民众的环保意识。继卡森之后，西奥·库尔本（Theo Colborn ）在《我们被偷走的未来》（Our Stolen Future ）中再次警醒人们杀虫剂贻害无穷。她的调查显示，婴儿在子宫里和接受哺乳时，与母亲一起遭受了很多人造化学物的侵害；这些化学物质能够阻扰身体内天然生长激素的产生，严重干扰孩童身体正常发育的进程。[8](P82)化学物质
对荷尔蒙有影响这一论断震惊了美国，引起了对杀虫剂的新一轮调查。
第二个特征是权力性。近年来，环境保护活动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出现，但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女性在环保运动中开始进入权力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例如，1991年10月在华盛顿召开的第一届全国有人种环境领导人物高层会议上，60%的人为女性。在非政府环保组织中，如绿和平（Green-peace ）、谢拉俱乐部（Sierra Club ），全国奥德班协会（National Audubon Society ）、全国野生动物联盟（Na-tional Wildlife Federation ）、荒野协会（Wilderness So-ciety
）、美国人文学会（The Humane Society of the U.S ）以及保护运动投票人联盟（League of Conservation Voters ）等具有重大影响力的组织，女性都占据着政策制定者的关键位置。曾任世界自然基金会（美国）的主席兼首席执行官的凯瑟琳·富勒（Kathryn Fuller ）认为，女性的性别身份不仅没有耽误她所从事的领导工作，相反还促进了她的组织能力———持家这个传统的女性行为为她从事管理工作提供了最好的训练。[8](P45)
第三个特征是草根性。环境保护发展到近期的一个重要变化是抛弃了原来的精英传统，运动形式从由上而下变为由下而上。
环保不再是政府领导、技术官僚和专家学者从事的研究任务，而成为普通家庭主妇们的生活方式。大多数的妇女参与环保事业是出于与健康和社区有关的问题的关注，而这些问题常被男性所忽视。当洛伊丝·
吉布斯（Lois Marie Gibbs ）发现自己整个的社区建立在有毒的垃圾场之上的时候，她发动了社区中的居民与各级机构展开了斗争，最终迫使美国环境保护局对该社区所有家庭的重新安置提供了资金。凯茜·海因茨（Cathy Hinds ）、乔安娜·托尔（Joanna Tall ）等本应平凡的家庭妇女们在环保事业中都作出了不平凡的贡献，相继获得了有“绿诺贝尔奖”之称的“戈德曼环境奖”（G oldman Environmental Prize ）。由美国普通母亲组成的“生态妈妈联盟”（EcoM om Alliance ）已有9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