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连顺教授《新道学生死观》序
    张连顺教授《新道学生死观》序
 
张连顺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取得博士学位后，我希望他留京工作，由于北京各科研、教学单位进人困难，他年龄偏大，且傲骨嶙峋不肯屈膝求人，加之时间仓促不及等待，就匆匆到外地高校任教了。我年至七旬从中国社会科学院退休后燕居超然，脱离那里的人事竞争甚感轻松。回顾在北京近三十年的学术生涯，我几乎每年都有著述出版，包括546万字的《中华道教大辞典》、120多万字的八卷《丹道法诀十二讲》礼品珍藏本、《道学通论》、《道教志》等专著、译著、合著、编著、论文等，已超过一千万字，仅差一本《新道学引论》作为扛鼎之作就可以金盆洗手了。至于这些年我所指导的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港台生、外国留学生、进修生、访问学者等，虽然耗费了很多精力帮他们取得学位，但在人才培养上却有太多遗憾。我平生深得杨石先、黄友谋、钱学森、陈国符、王明、张岱年老师的教诲，自己却没有培养出真正理想的学术传人，甚觉愧对先师。这其中固然有招生制度的原因身不由己，且教学
时间又全被博士论文挤占，基础训练缺失，在这种教育体制下造就人才也难。然而，在我指导的博士生中，张连顺博士却算是异数。他的入学是经由我自己选择的，而且那时他在佛学、宋明理学、道学诸领域已小有成就，知识面广，学术功底扎实，研究能力较强。特别是他对多数学者望而生畏的佛教因明学（“量论”）独能深入探微，令我刮目相看。因为研究哲学的学者，不懂点逻辑学，读不通金岳霖先生的《论道》，不研究海德格尔，就等于没有受过哲学思维的训练，其作品大多缺少哲学味。而要研究中国哲学，不深究《老子》、《庄子》，不谙佛学，不习点中医典籍，不研究道教内丹学和佛教禅宗、密宗，就很难成就中国哲学的高境界。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典里，有七本著作，依次是《道德经》、《黄帝内经》、《周易参同契》、《易经》、《伤寒杂病论》、《孙子兵法》、《鬼谷子》，其中蕴藏了古人的最高智慧，是老祖宗留给我们中华文明复兴的瑰宝。如果再加上佛教的《大方广华严经》，这八本书则是人类智慧的最高峰，至今西方的现代科学和哲学尚未超越这八本书的水平。张连顺在学期间对这些书有所涉猎，当年我因被同仁医院皮肤科的资深主任医师庄逢康大夫查出“基底细胞癌”正在沉思人的生死问题，遂与他商定以《新道学的生死观》作为博士论文题目，他以此取得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哲学博士学位。时光荏苒，几历年所，闻香港中华巢经文化出版社欲将此书出版，欣喜之至！
 
新身不由己陶渊明曾作《挽歌》云：“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四面无人居，高坟正蕉峣。马为仰天鸣，风为自萧条。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不佞年至七旬，原来南开大学化学系同班同学30人，现已逝去5人，连近年佛道二教自称修炼有成的同道中知名人士亦相继逝去。据说他们或在名胜之地立碑供人瞻仰，或自建火化炉以木柴烧取舍利子，岂知人死乃是回归虚无，此类做法如同古人高坟厚葬一样雁过留痕，实属多事！我自从遭遇“基底细胞癌”的那场劫难之后，便与家人约定，死后遗体由火葬场高温焚化，骨灰撒在附近龙潭湖的树丛或水边，得以回归自然足矣。吾之过去没有来得及选择富贵、权势、情感之幸福，却拼力承担了过多的家庭和社会责任，自觉活得很累，如果因死亡而“免去”此生辛苦得以休息，哲人苏格拉底和休谟临终的心境当可乐得体验。《论语·泰伯》云：“曾子有疾，召门人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我近些年越来越体悟到宇宙、社会、人生的本原是道，道生之，道死之，吾何憾焉！
 
人的生、死、性，恰如地球的三极，生为南极，死为北极，性是地球最高极珠穆朗玛峰，道教内丹学是专门研究人的“生、死、性”的学问，因之拙著《丹道法诀十二讲》之“出生入死第十二讲”特别讨论了生死问题。其实出生和死亡，是一个人生命过程的两个端点，人之成为“我”，乃其有限之物，生为我之开始，死为我生之完成，因此只有死亡才能实现我生命的完整过程。生和死超出人的生命极限之外的部分，人无法在知觉和体验上接触生死本身，也就不能自己主宰“生从何来，死归何处”的问题，佛教因之称作“无常”。人之为“我”，在于有一个属于我的“身体”，有身则必为身体限制，必为生死限制，故老子称之为“大患”，因而难脱佛陀的“苦海”。设使人生而无死，生命无限，则明日复明日，朝夕无穷，自然没有“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紧迫性，也不必教育后代，甚至不需要后代，更不必建功立业，专制君主可以永享富贵，社会不再发展死水一潭，则永生等于永死。如此看来，恰是死亡赋于了生命的意义，死是生的前提和根据，也是人类生命和社会发展的原动力。
世人皆曰有始者必有终，有生者必有死，既无能力抗拒死亡，故转而追求死亡的价值。二战时美国之盟军在加莱海岸登陆时鼓舞士兵面对惨烈的伤亡，高呼“我们都欠上帝一死！”大革命时西方自由战士亦云“不自由，毋宁死！”裴多菲诗云：“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故欧美志士以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为价值观奋斗多年，终于建成民
主、法治的现代宪政国家。中国之墨者钜子孟胜，传有从容就死之义。孔子曰“杀身成仁”，孟子曰“舍生取义”，“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是倡导为道义随时随地可死。其实在儒者眼中，我非独立自由之个人，而是夫妻、父子、兄弟、朋友、君臣此“五伦”中人，儒者要“正人伦”，此谓之“仁”。儒者教人为完善此伦理之人格和职责，立德、立功、立言，死而后已。其价值观讲“内圣外王”之道，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维护君权“三纲五常”为核心，视“帝王之功”为人生最大的事功。然而道学之价值观却与儒学大相径庭，而修道之内丹家甚至要超越生死，追求与无限永恒的道合真，以有限之生命而去拥抱无限的道。《庄子·让王》云：“道之真以治身，其绪馀以为国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是观之，帝王之功，圣人之余事也。”道学以“信道、学道、修道、悟道、证道、合道”六步功夫来治身，“无劳汝形，无摇汝精，乃可以长生”（《庄子·在宥》），进而“千岁厌世，去而上仙；乘彼白云，至于帝乡”（《庄子·天地》）。
   
原来凡有限之物，必受时空限制，惟有人的心灵和智慧，却可以超越时空之界限。《无上秘要》卷四十二引《洞真太上隐书经》云：“夫仙者心学，心诚则仙；道者内求，内密则道来。
”这就是说，仙道修持之术本质上也是一种“心术”，破解“心术”是创立新道学的关键步骤，认识了心，也就认识了道。道是宇宙的终极本原，是自然界、生命界、人类社会、心灵世界一切运动的原动力和总规律。道以“虚、无、空”为体，以“灵、明、觉”为相，以“生、化、现”为用，具有无限性、绝对性、永恒性、质朴性、生化性、潜在性、不可言说性。实际上世界上一切有限之物都以无限之物作背景，而人类文明之大厦亦必有一无限之物作为坚实的支点，否则此大厦必然倾圯。各异质文化中之道、佛、上帝、安拉、绝对精神、真如、大梵等，皆为此类无限之物，亦由此衍生出各类宗教。人类的死亡是宗教产生的渊薮，各类宗教都是为人类解决死亡问题的。佛陀以一大事因缘来到世间，此大事因缘即人的死亡问题。佛法认为人的生死有“分段生死”和“变异生死”，有一个“去后来先作主公”的“阿赖耶识”带着业力不断转世轮回，想死也难，其最终境界是脱离轮回进入无余依涅槃无生无死的大寂灭海，谓之成佛。按照佛法唯识学，这阿赖耶识的“净分”，即无我执、无我见的无漏种子，又称第九无垢识，是佛陀的“真如实相”，丹道称之“灵明性体”，即人的“真我”。世界各大宗教修持的功夫境界，都是从揭示心灵的终极奥秘入手，直至在心灵的“基态”发现“真我”。丹道则从炼气、炼神入手进行“性命双修”，也是一种凝炼“常意识”（识神）、净化“潜意识”（真意）、开发“元意识”（元神）的系统工程。显然，元神、无垢识、真如、实相、明体、真性等，都是绝对的、无限的、整体的、连续的、超越时空的心灵基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