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月第39卷第1期
湖北文理学院学报
泼墨桃花Journal of Hubei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
Jan. ,2018
王亚楠
(郑州大学文学院，河南郑州450001)
摘要:《桃花扇》清刻本中有大量具有重要价值的批语，孔尚任自述这些批语为“借读者”所 作。而清末李慈铭提出批语为孔尚任自作的观点，后来梁启超、王季思、徐振贵、叶长海和吴新雷
等都支持这一观点，但或简单表示赞同或不能提出确实的证据、论证存在漏洞，因此都不足采信。
实际《桃花扇》的创作、刊刻过程和批语的内容都可证明这些批语确如孔尚任所说，出自该剧康
熙三十八年六月问世后、刊刻前众多的抄本借读者之手。
关键词：《桃花扇》；清刻本；批语；孔尚任
中图分类号：1237.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5 -4476(2018)01 -0045 -06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云亭山人批点桃花扇》和2016年版“国学典藏”本《桃花扇》均为李保民点 校，两书均在封面、书名页和版权页标明“云亭山人批点”，前者更直接将之置于书名中。“云亭山人”即孔尚 任，为其自号，这是文学史常识。李保民在为两书所作的《出版说明》和《前言》中据孔尚任《桃花扇•本末》(以下简称《本末》）指出剧中批语“当属多人所为”，但紧接着又说“当然，也不排除孔尚任故作狡狯、自我点 评的可能”[1]2。可见他对批点作者为谁不能完全确定，而且“当属多人所为”的可能性更大。既如此说，而 又径直标明批点者为“云亭山人”即孔尚任，这显然是不恰当的。
实际上，有关《桃花扇》中批语作者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自李慈铭（1830—1894)至今一百多年间不断 有学者对此提出自己的意见和看法，主要包括两种对立的观点，第一种观点即相信和肯定孔尚任在《本末》中的说法，这些批语“皆借读者信笔书之，纵横满纸，已不记出自谁手”[2]7；第二种观点认为这些批语为孔尚 任自作，他自作批语而假称他人所作是别有幽怀。
有关《桃花扇》批语作者的争论针对的是《桃花扇》清刻本中的批语，包括眉批和出批。现存《桃花扇》的诸种清刻本中都有批语，数量很大，清末民国间的整理排印本也多予以保留和载录。而《桃花扇》现存刊 刻年代最早的本子是康熙间介安堂本，将其与其他清刻本比勘，可以基本确定它是《桃花扇》
现存清刻本的 祖本，而且其中的批语条目最多，后来的清刻本中的批语都有删减。所以本文以《桃花扇》康熙间介安堂本 为据，对一百多年来有关《桃花扇》批语作者的争论进行梳理、考察和辩证，并提出自己的意见和看法。
一、问题的提出与孔尚任自作说
《桃花扇》康熙间介安堂本每出中都有大量的眉批和出批，这些批语涵括广泛，内容丰富，涉及到《桃花 扇》的主题意旨、情节结构、艺术技巧、人物形象、曲辞宾白等各个方面。孔尚任在《本末》中还给予这些批语 很高的评价，认为它们“忖度余心，百不失一”[2]7。其中个别条目还与《桃花扇》的创作过程和演出情况有 关，弥足珍贵。前者如续四十出《余韵》的一条眉批:“续四十出成，山人自谦曰：‘貂不足，狗尾续。’谁知皂隶 虽是狗尾，文章却是龙尾。”[3]后者如第四十出《入道》的出批：“离合之情、兴亡之感，融洽一处，细细归结。最散最整，最幻最实，最曲迂、最直截。此灵山一会，是人天大道场。而观者必使生旦同堂拜舞，乃为团圆，何其小家子样也!”[3]和续四十出《余韵》的一条眉批:“此一段白是问答，问答完然后唱整套曲。今梨园改此 说白参入曲子，一问一答，可笑之极。苏老有如此敏才，信口成一套北曲乎?”[3]其后的清刻本和多种民国整 理排印本都载录有批语，可见刊刻者和出版者对它们的重视。其中条目虽不完全，但删减的仅占极小一部 分。这些批语作为对《桃花扇》最早也是最细致的批评，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它们不仅对于读者接受和理 解《桃花扇》有积极的帮助和引导作用，而且在许多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桃花扇》的批评、研究，许多
收稿日期：017-09-11
作者简介：王亚楠（1986—）男，河南郑州人，郑州大学文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元明清文学。
第39卷第1期湖北文理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
批评研究者的具体观点即从中而来。
但这些批语的作者的具体身份却无确切记载，也难以确定。孔尚任在《本末》中记述了这些批语的来 源，称：读《桃花扇》者，有题辞、有跋语，今已录于前后。又有批评、有诗歌，其每折之句批在顶、总批在尾，忖度余心，百不失一。皆借读者信笔书之，纵横满纸，已不记出自谁手。今皆存之，以重知己之爱。”[2]7《桃 花扇》问世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以抄本形式流传的，卩《本末》所述:“《桃花扇》本成，王公荐绅，莫不借钞，时有纸贵之誉。”[2]直到后来佟鉉出资帮助刊刻，但刊刻在孔尚任生前是否完成，现在也难以确定。在《桃 花扇》抄本流传过程中，应该有不少人在其上随手批点，后来一些载有批点的抄本又流传至孔尚任手中，《本 末》中所说的“《桃花扇》钞本久而漫灭，几不可识”一句可证[2]7。介安堂本卷首的《题辞》《跋语》都有署名，但可能因为批语数量多而零散，批点者又多随兴而发、即时落笔，没有也不会署名，所以孔尚任才会说:“皆借读者信笔书之，纵横满纸，已不记出自谁手。”[2]
对于孔尚任有关《桃花扇》批语的来源和作者的叙述，此后近两百年间无人提出质疑。但从清末李慈铭 (1830—1894)开始，对于这些批语的来源和真实作者的认识有了另外一种对立的意见。李慈铭在其《越缦 堂日记•<；荀学斋日记 >辛集下》光绪十二年丙戌（1886)十二月初三的日记中认为清代戏曲中只有南洪北 孔的《长生殿》和《桃花扇》是最好的作品，“其风旨皆有关治乱，足与史事相裨，非小技也”，并指出：“《桃花 扇》曲白中时寓特笔，包慎伯（按即包世臣）能知之而未尽。其序及批语皆东塘自为之，不过借侯朝宗为楔 子，以传奇家法必有一生一旦，非有取于朝宗也。”[4]李慈铭最早提出了《桃花扇》批语为孔尚任自作，但仅笼 统下一断语，未加论证，而且其中存在明显错误。他指出《桃花扇》的“序”也是“东塘自为之”，这一点是完 全错误的。包括介安堂本在内的《桃花扇》的清刻本的序都明确署名“梁溪梦鹤居士”，即孔尚任的友人、曾与他合作完成《小忽雷》的顾彩。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古今也毫无异议，序的具体内容更是确凿可信的佐 证。李慈铭在《越缦堂日记》中对《桃花扇》的评论是就包世臣撰于道光七年的《书 < 桃花扇传奇 > 后》而作 的，其中“不过借侯朝宗为楔子，以传奇家法必有一生一旦，非有取于朝宗也”，针对的是包世臣所说的“此作 者所为洞微察远，而不得不借朝宗以三致其意者也”[5]。不过，包世臣并未提及《桃花扇》的批语，也未提及 语的作 。
自康熙末年介安堂本刊刻至清末，《桃花扇》有多种刻本问世、流传，而且传播广泛，但无人对孔尚任有 关批语的来源和作者的记述提出异议。两百年后的李慈铭却突然提出不同意见，而且未作论证，因此很难 使人采信。不过自此以后，学者开始关注此问题，并不断有学者认同、肯定其观点，认为《桃花扇》中的批语 为孔尚任自作，一些学者还进行了较详细的论证。
梁启超在《桃花扇注》卷首的《著者略历及其他著作》中也表示肯定孔尚任自作说，并认为《桃花扇》中的眉批是孔尚任“经月写定的”。[6]但他也没有提出论据，进行论证。迄今传播最广、印数最多和影响最大的 《桃花扇》整理本是王季思等的注本，但该本为普及之用，没有收录刻本中的批语。王季思在1956年所作的 《桃花扇•前言》中，认同刻本中的批语是孔尚任自己的手笔，并在注释中说明他的根据就是前引李慈铭在 其日记中的观点。王季思主编的《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下册的《桃花扇》的《后记》虽然没有署名，但作者 也应该是王季思，他在其中也认为《桃花扇》刻本中的批语都是孔尚任所作。梁启超和王季思的观点都是直 接受到李慈铭的影响，但又都只是简单提及，未做较深入的探讨。董每戡则在《五大名剧论•桃花扇论》中就孔尚任为何自作批语、却假称他人所作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孔尚任在《桃花扇》中表现了自己怀恋 故国、悼惜明亡的民族思想，但因为其时清统治者以压服汉族文人思想的情况已比较严重，为免触犯 忌讳，不得已以曲笔创作，“故加了‘小引’‘小识’‘本末’……，还愁读者不能‘一句一字着眼看毕'不得不 再加‘句批在顶’、‘总批在尾’来一而再，再而三地点出或暗示一些重要的东西，在忧虑触忌犯讳的无可奈何 的情况下，只好闪烁其词说不知‘出自谁手’了”。[7]50不过这也只是他的主观推断，所以他紧接着又说:“我 这样认为，也许是臆测妄说，或对或错？姑在此提出来，俟高明来决定。”[7]50徐振贵在《孔尚任评传》中认为 孔尚任“唯恐人们不解其中深意”，因此借批语“一再强调”“反复提醒”，希望读者“真正体会”他的创作意图 和写作主旨[8]133。
还有学者在肯定《桃花扇》批语为孔尚任自作的前提下，从中抽绎、总结孔尚任的文艺思想和创作手法
等。如王季思在《桃花扇》注本的《前言》中引用《桃花扇》试一出《先声》的出批，来说明孔尚任的创作思想。叶长海在《中国戏剧学史稿》（修订版)第九章第四节“孔尚任与《桃花扇》批评”中指出“前人曾认为这些批
王亚楠:《桃花扇》清刻本批语作者考论
语是孔尚任自己的手笔”，页下注即说明所谓“前人”就是指李慈铭，他认为“这是可信的”[9]。他并试图从 这些批语中总结、归纳“孔尚任对戏曲创作技巧的作法和想法”，主要论述了格局、人物塑造和结尾等三个 方面。
吴新雷先生在《< 桃花扇 > 批语发微》（《戏曲研究》第61辑）和《 < 桃花扇 > 批语初探》（章培恒、王靖 宇主编《中国文学评点研究论集》）中也肯定孔尚任自作说，并从四个方面做了较为详细的论证。第一，续四 十出《余韵》中有眉批指出孔尚任的生日是九月十七日，吴先生认为只有孔尚任本人才能明白他的生日，“从 而证明了加批者是孔尚任自己”[1°]136。第二，第二十六出《赚将》写许定国部将用其夫人侯氏之计赚杀高杰 事，有眉批云:“康熙癸酉，见侯夫人于京邸，年八十余，犹健也，历历言此事。其智略气概，有名将风”；“满心 满意，而不知引羊入俎也”；“或传用美人计，卧而擒之。曾问侯氏，云未尝有妓也。”[]吴先生认为“这是孔尚 任亲见亲闻的口吻，癸酉是康熙二十三年（1693 )，孔尚任正在北京任职‘国子监博士 ’期间，与他‘京国闲 曹’的生活经历符合。足见他为了创作《桃花扇》曾亲自调查访问，
向侯夫人进行了采访，这样的批语只有他 本人才写得出来。”[1°]137第三，从批语和剧作曲白的“文风语气”和“用词造句”进行比较。第七出《却奁》中杨龙友向侯方域说明阮大铖赠送妆奁的真实用意，转述中有“同类相残，伤心惨目，非河南侯君，不能救我”一句[2]54。而第二十三出《寄扇》的一条眉批作“闻《桃花扇》之名者，羡其最艳最韵，而不知其最伤心最惨目 也。”[3]吴先生由此认为“伤心惨目”是孔尚任的习惯用法，进而可以证明批语为孔尚任自作。第四，“批语中 有一些夫子自道的内容，也可作为旁证。”[1]137吴先生举了两个例子。一是第二十七出《逢舟》中苏昆生和侯 方域联咏两句诗:“归计登程犹未准，故人见面转添愁。”[]11眉批言:“此《湖海集》中句，借用恰当。”[3]具体 见于孔尚任《湖海集》卷六《秦邮端梅庵至舟》，其中“未准”作“未信”[11]。吴先生认为这两句诗为《桃花扇》借用，“只有孔尚任自己心里明白”[1]137。二是续四十出《余韵》有眉批：续四十出成，山人自谦曰：‘貂不 足，狗尾续。’谁知皂隶虽是狗尾，文章却是龙尾。”[3]吴先生认为孔尚任自谦的话只有他自己“心知肚 明”[1]137，旁人无法知晓。吴先生的几点论证看似有些道理，实则都经不起推敲。关于孔尚任自作说，目前 尚缺乏确凿可信的证据和严密规范的论证。
二、对孔尚任自作说的驳正
《桃花扇》批语孔尚任自作说实际存在不少漏洞，难以自圆其说。一些学者注意到此点，撰文进行了批 驳。如黄炽在《灵犀相通正中肯綮试论< 桃花扇 > 早期刻本的批评》中从三个方面驳正了董每戡的观 点，皆有事实和理论依据，合情合理，特别是第三个方面。第一，关于《桃花扇》中《小引》和《本末》
的创作时 间和内容问题；第二，关于孔尚任“忧虑触忌犯讳”“闪烁其词”的问题；第三，关于部分纯为夸赞揄扬性质的 批语的问题。
此外，有学者注意到部分批语的文字内容前后矛盾，以此为据推断批语非孔尚任自作。如杨玉成《小众 读者：康熙时期的文学传播与文学批评》（《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19期，2001年9月）。而王瑷玲认为这些 矛盾更类似批点者之间的“对话”或“论辩”，而且存在孔尚任虚设、伪造的可能，因此“并不能作为证明批语 非孔尚任所作的确证”[12]。但所举例子不够恰当。如第二十一出《媚座》中的三条眉批：龙友多事。”“龙友 更多事。”“龙友非多事也，稍衔恨香君耳。”[3]此出写马士英在万玉园中设宴，杨龙友提议征召秦淮歌妓侑酒 赏花，并特别建议李香君，殊属由献媚而无事生非，以致引起下出马府家人到媚香楼强娶香君之事。王瑷玲 认为前两条眉批与后一条眉批意见对立，应是不同的两人所作。但结合正文、细察语意，视此三条眉批出于 一人之手，应更恰当。这三条眉批的前后相接和语意转换，恰恰反映了批评者具体、切实的阅读接受过程。对于杨龙友的无事生非，批评者先前所见仅是行动，因而也只是指出“多事”，直到杨龙友说出：“可笑这个默 丫头，要与侯朝宗守节，断断不从。俺往说数次，竟不下楼，令我扫兴而回”[2]14，才透出他“多事”行为的心 理动机。批评者明乎此，于是加以揭示，谓:“稍衔恨香君耳”。有了明确的心理动机的存在，杨龙友先前的 行为也就合情合理了。批评者最后认为“龙友非多事”，并非推翻自己前面的判断，而重在揭示杨龙友的心 理动机，说明他的“多事”的合情合理。王瑷玲另外指出，《桃花扇》批语的作者还存在第三种可能，，卩“孔尚 任是在收集了若干批语后，又拟作了部分批语，
以增强它的完整性，故整个批语事实上是个混合体。”[12]但也 “由于缺乏明确的证据佐证，所以无法如实地加以判定”。
吴新雷先生对于《桃花扇》批语为孔尚任自作的论证看似言之有据，言之成理，实际存在不少问题。以下分条 行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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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关于孔尚任的生日。为何只有孔尚任本人才能明白自己的生日呢？他的生日又不是不可告人的 秘密。孔尚任《湖海集》卷十一“丙寅丁卯存稿”中的《与冒辟疆先生》云：“先生以弟马齿之故，远就三百里，同住三十日，……”[11]108说明冒襄是知道孔尚任生日的准确日期的，而此时孔尚任尚在淮扬一带佐理治河，距离《桃花扇》最终定稿问世还有十余年的时间。而且知晓孔尚任生日的也不只冒襄一人，《湖海集》卷十二 “戊辰存稿”中的《答缪墨书》云:“马齿日增，碌碌无成，宾客醵金来寿者，尽海内之英。”[11]122《湖海集》卷十 三“己已存稿”中的《答周冰持》云：“碌碌贱辰，赖诸君点缀，以成一日之盛。”[11]17皆可为证。
第二，第二十六出《赚将》中有关剧情本事的三条眉批，介安堂本中三条是分列、独立的。而且，尽管前 后对许定国夫人的称谓不同，但揣摩语意，可以确定中间一条即“满心满意，而不知引羊入俎也”，与前后两 条并非一人所作，而前后两条则为一人所作。吴先生将此三条眉批合并为一条引用，这首先是不
妥当的。其次，关于许定国赚杀高杰一事，郑廉《豫变纪略》、吴伟业《绥寇纪略》、彭孙贻辑《平寇志》、谈迁《北游录》和李清的《三垣笔记》等都有记载。《豫变纪略》卷八言许定国“以一美人侍杰”。13]《三垣笔记》下卷载:“许 定国欲图高杰，多选诸妓，以二妓縻杰一兵，又选四艳妓侍杰。及中夜伏兵发，一兵已为二妓所掣，故败。”[14]虽然《豫变纪略》的成书时间无法确定、《三垣笔记》在清代仅有抄本流传，但可以推测许定国赚杀高杰一事 在清初流传的过程中已经有“美人计”的内容加入。因此，任何对此事感兴趣、康熙二十三年在北京、能够获 得侯氏接见的人，都可以向侯氏询问此事的详情。孔尚任也有不少友人曾在北京生活和为官，也有可能曾 询问侯氏，因此不能说“这样的批语只有他本人才写得出来。”至于从叙述“口吻”判断，更不足为据。
第三，关于“文风语气”和“用词造句”，两者都比较玄虚，各人体会容有差异，不宜作为确凿的证据。单 就“伤心惨目”一词而论，本出自唐李华《吊古战场文》：“日光寒兮草短，月苦兮霜白。伤心惨目，有如是 耶?”[15]并非孔尚任首创。清代沈复（1763—1825后）的《浮生六记》中也有“因得常哭于芸娘之墓，影单形 只，备极凄凉。且偶经故居，伤心惨目”的句子。[1]
第四，关于借用《湖海集》中诗句的问题。《湖海集》是孔尚任淮扬治河期间所作诗文的结集，邓汉仪、宗 元鼎和黄云曾为之作序。邓汉仪在序中说:“而先生（按指孔尚任）顾以诗授余，余读之，温柔雅丽，慷慨纷 纶，允合古裁，兼抽新秘，……”[]说明邓汉仪读过《湖海集》，而且其序末署“康熙丁卯中秋”，即康熙二十六 年（1687)，其时远在《桃花扇》定稿问世的十余年前。宗元鼎和黄云为之作序，当
然也都读过《湖海集》，宗 元鼎序署“时康熙二十七年（1688)三月上巳前一日”，黄云序署“康熙戊辰（1688)五月朔”。据《湖海集》卷 十二“戊辰存稿”中《与田纶霞抚军》，田雯也曾阅看过《湖海集》。据同卷《与陈鹤山》，陈翼曾对《湖海集》“前集”进行过校订。关于“貂不足，狗尾续”，自谦而对人言说，才有意义，所以吴先生认为只有孔尚任自己 “心知肚明”，旁人无法知晓，也是不合情理的。
此外，还有几点也可说明《桃花扇》批语为孔尚任自作的观点存在疑点和漏洞，是不可信从的。第一，明清两代，在《桃花扇》问世前后，也多见附有批点的著作，而作者不记得批点出于何人之手或无法分辨的情 况。如明林兆珂《考工记述注•凡例》第十则云：批评采之诸家，附以鄙见，亦读至淋漓快意处，拈笔书之，不问为谁氏语也。”[18]又如黄振《石榴记•凡例》第十一则云：“圈点批评，则同社诸子，于花前小饮、月下偶 吟时，随兴着笔，都无伦次，久久不辨谁氏之手。”19]所以，孔尚任在《本末》中的自述是不能轻易否定的。
第二，第六出《眠香》写侯、李成亲，杨龙友作催妆诗相赠，，卩“生小倾城是李香”一首，眉批云:“或传龙友 诗，乃余澹心代作。”[3]余澹心即余怀，该诗原见于余氏之《板桥杂记》中卷，余怀在其中明确说:“余有诗赠之 云：‘生小倾城是李香，怀中婀娜袖中藏。何缘（按《桃花扇》作“缘何”）十二巫峰女，梦里偏来见楚王。’”[0]而孔尚任《桃花扇•考据》中列有“余澹心《板桥杂记》十六条”，其中一条即“李香”，当即原书中卷记述李香 君的一段，则孔尚任必看过《板桥杂记》，并较为熟悉。如此，肯定就不会出现眉批、《桃花扇•考据》和《板桥 杂记》之间的矛盾。这也可证《桃花扇》刻本中的批语并非孔
尚任所作。
第三，孔尚任在《小引》中所说的“今携游长安，借读者虽多”中的“今”，无论指的是康熙二十四年他首 次入京任国子监博士，还是康熙二十九年（1690)他结束治河、返京继续任国子监博士，或是撰写《小引》时的 康熙三十八年（1699)三月，其中所说的“借读者”所看到的《桃花扇》肯定不是康熙三十八年六月孔尚任经 “三易其稿”、最终完成的本子，也就不是孔尚任在《本末》中所说的后来的“借读者”在其上“信笔书之，纵横 满纸”的本子。前后两稿在曲白文辞、人物情节等诸方面应存在或大或小的差异。孔尚任记述的“借读者”前后差异甚大的不同反应也可为证。而仔细考察、比对剧作本文和批语，可以发现康熙间介安堂本中的批
王亚楠:《桃花扇》清刻本批语作者考论
语无不与剧作对应部分紧紧贴合，毫无矛盾，所以可证这些批语皆为康熙三十八年六月《桃花扇》定稿问世 后以抄本流传过程中众多“借读者”所作。此外，续四十出《余韵》有一条眉批值得特别注意:“此一段说白是 问答，问答完然后唱整套曲。今梨园改此说白参入曲子，一问一答，可笑之极。苏老有如此敏才，信口成一 套北曲乎?”m孔尚任在《本末》中明确记载《桃花扇》的首演在康熙三十九年元宵节。此条眉批的作者既看
过《桃花扇》的演出，他所作的批语又不会仅此一条，则可见《桃花扇》的部分批语应作于康熙三十九
年元宵 节后。《本末》记述康熙三十八年六月《桃花扇》定稿问世后，京城的“王公荐绅莫不借钞，时有纸贵之誉”，孔尚任的“缮本”还曾流传至“张平州中丞”即张勧家中[2]6，可见当时确实有不少“借读者”。介安堂本刻成 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孔尚任去世后不久，此前也可能有其他刻本刊刻完成。而康熙五十七年后，当初的 众多“借读者”不可能全部离世。如果孔尚任自作批语，而又假称“借读者”所作，为何当时无人提出异议？
第四，介安堂本《桃花扇》的批语中有不少夸赞揄扬之语，如果这些是孔尚任自作，则属于他的“自吹自 夸”之言。而《桃花扇》在康熙三十八年六月定稿问世后，“王公荐绅，莫不借钞”，引得一时洛阳纸贵；从《本 末》中记载的几次演出的情况看，《桃花扇》也受到普遍赞赏，则孔尚任就没有理由再自作批语，对作品和自 己进行自夸。所以这些夸赞揄扬的批语应如孔尚任自述，表现了他的友朋们的“知己之爱”。吴新雷先生也 注意到了这部分内容的批语，但他既认为批语为孔尚任自作，为自圆其说，便认为孔尚任“为了避开自吹自 夸之嫌，不便自认，才用借阅者‘信笔书之’的托辞”。1] 136但假如孔尚任自作批语是为了避嫌，他可以不写这 些批语，完全没有必要多此一举。而依董每戡所说，孔尚任在当时为免触犯忌讳，假称批语为“借读者”所 作，又在其中不断点出或暗示“一些重要的东西”，即可能会触犯忌讳、有关“兴亡之感”的内涵，但这些夸赞 揄扬的批语多数又没有实际内容，是直接进行夸奖、给予剧作高度评价，孔尚任也就没有必要写作这些批 语。此外，部分批语对孔尚任和《桃花扇》揄扬过度，与剧作的实际文学成就和地位并不完全相符，也可证明 这些批语并非孔尚任自作。如第十八出《争位》的一则眉
批评价[混江龙]曲：“对待整齐，词华跌宕，关（汉 卿）马（致远）不足比也。”[3]又如同出的另一则眉批评价[煞尾]曲：此曲绝调。自元至今，有压倒云亭山人 者，吾不信也。”[3]再如第二十三出《寄扇》的一则眉批评价[雁儿落]曲：“元人齐拜倒矣。”[3]
综上所述，对于《桃花扇》清刻本中大量批语的作者问题，李慈铭在孔尚任之后近两百年突然提出孔尚 任自作说，后来的支持者或简单表示赞同或不能提出确实的证据，因此都不足采信。对于这些批语的作者 的考证、认定，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缜密严谨地进行考察、研究，不能主观臆断、盲从权威，也不能有意忽视 反证的存在。在目前没有确凿无疑的反证存在和发现的情况下，我们应该肯定孔尚任的自述，即现存《桃花 扇》刻本中的批语出自该剧康熙三十八年六月问世后、刊刻前众多的抄本借读者之手，孔尚任并没有自作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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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沈复.孚生六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8.
[17]邓汉仪.《湖海集》序[M]//徐振贵.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第二册.济南：齐鲁书社，2004: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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