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督抚与“借师助剿”关系
摘 要 “借师助剿“政策是在清政府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提出来的。它作为清政府外交政策的分水岭，在近代外交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然而在中央通过这一决议之后，作为直接与太平军作战的清地方官员，却产生了分歧。以曾国藩为首的湘系和上海江浙官吏在这个问题上出现斗争，分析两派持不同看法的原因，是由于与西方列强的密切程度有所不同，以及互相争取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占据主动，这场争论以湘系的胜利而告终。而湘系在争论中取胜的原因，大概因为湘军是镇压太平天国的主力，为清政府所倚重。这场争论对晚清政局产生了深远影响，它奠定了晚清“外和诸夷，内图自强”的外交基调。
关键词 借师助剿 晚晴督抚
一、“借师助剿”的提出与清政府的态度
“借师助剿”是指19世纪清政府借助外国的军队镇压以太平天国为首的国内反政府运动。“借师助剿”的提出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密切的关系。
（一）西方列强提出“借师助剿”
西方列强对19世纪中期的中国人民的反抗运动，始终视为洪水猛兽。1853年太平天国刚刚定都南京，美国人就提出“愿派兵来助剿” ，当时的清中央政府并没有表态，但是已经有一些地方官员开始积极鼓吹借兵于洋人，例如苏淞太道吴健彰，在1853年太平军进攻南京时，请求列强军舰进入长江，共保南京。上海小刀会刘丽川于1853年9月7日占领了上海，逮捕了吴健彰，那位大人“像一只哀怜的小狗一样乞求饶命，拿出了他们的官印”。这激起了极大的震动，外国侵略者担心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便主动要求出兵平定起义。江苏巡抚便与外国侵略者联合共同镇压了小刀会。至1860年，上海江浙的地方官员更加积极地借师助剿。咸丰帝虽然不满于此，可当时的清政府外忧内患，对此也无可奈何，只能听之任之。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以后，英、法、俄等国领事主动提出出兵帮助镇压太平天国，恭亲王奕对此极力推动：“江浙为财赋之区，地方糜烂几遍，兵力不敷剿办。” 奕还于咸丰十年十一月上奏，正式向咸丰帝提出了“借师助剿”的计划。
（二）清统治集团的态度
咸丰帝在位期间，重用肃顺集团，主持内政外交事物，而肃顺对西方侵略者却怀有敌对情绪，加之与恭亲王存在权力斗争，肃顺便极力劝阻咸丰帝，加之其他种种因素，咸丰帝迟迟
没有接受“借师助剿”的方案，这种思想体现在咸丰十一年一月的上谕中：“借夷剿匪，流弊滋多，又恐夷性猜疑，转生叵测。” 这也导致“借师助剿”之事一拖再拖。
但咸丰死后，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这是因为：第一，咸丰帝病死以后，慈禧太后联合奕发动了辛酉，消灭了肃顺集团，排除了“借师助剿”的最大阻力；第二，太平军攻占了宁波等地，占领了清政府重要的经济地区苏浙，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清政府开始了对“借师助剿”的重新审视。
1862年2月，清政府颁布旨意：“借师助剿一节，业经总理衙门与英法住京使节商酌”，并指示江苏巡抚薛焕“与英法两国迅速筹商，克日办理，但于剿赋有裨，朕不必为遥至。” 接着又发出上谕说：“上海为通商要地，自宜中外同力守卫。” 随后不久，清政府即批准在上海的“借师助剿”计划，这一旨意对一贯主张“借师助剿”的上海江浙官员而言，是一种鼓励了。江苏巡抚薛焕随即与吴煦等人着手筹备“借师助剿”事宜，其实早在这一旨意之前，他们即让美国人华尔组织了洋队，帮助清军抗击太平军，实际上迈出了“借师助剿”的步伐而清政府的旨意只不过是宣告这种行为已然合法了。这样，外国侵略者就在清政府的正式邀请下，参加了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借师助剿”正式实施。从维护清王朝统治来看，这种转变具有重要的意义。大清王朝的垮台本以指日可待，这一转变使它死里逃生，又存在了半个世纪之久。
吴介贤
二、以曾国藩为首的湘系集团对借师助剿的态度
曾国藩认为“太平天国与洋人构衅甚深……自当因势利导” 曾国藩对清廷的这一政策有自己的独特见解和系统的认识，他在上皇帝的奏章中表达了这样的意思：一方面既不可完全拒绝西方列强的请求，也不可对列强听之任之。他认为可以借师于洋人，这样既可以弥补清政府兵力之不足，又可以震慑到太平军，还可以在合作的过程中，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以为长远之计。
但对于外国军队进入内地进攻太平军，曾国藩是不同意的。他在奏章中说：“自古外夷之助中国，成功之后，每多意外要求”。曾国藩根据自己对列强的了解，提出了反对“助剿”的理由。
力主借师助剿的薛焕在1862年在上海成立了中外会防所，远在安庆的曾国藩对此予以严厉指责，他说：“借助西洋一事，未经奏商，遂行举办，此等情形，鄙人前皆为闻。” 他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如洋人因调船已齐兵费太巨，势难中止，我中过当以情理阻之，婉言谢之”。若洋人不听禁阻，则应向他们说明：“我中国用兵，自有次第，目前无会剿苏州之师，即克复之后，亦难遂拨驻守之师。”
曾国藩在给吴煦、李鸿章的信中说，明确表达了反对借师助剿的观点，他提出了借师助剿的原则，那就是：“借洋兵共保华洋之才则可，以助剿苏常则不可。” 他在信中表达了在任何情况下，都得靠自己的力量，朝廷应充分依靠自己的军队，拒绝列强的“助剿”要求。
三、以薛焕、吴煦为首的上海江浙官吏对“借师助剿”的看法
在清政府提出借师助剿的政策后，有没有赞成支持的呢？答案是肯定的，对此最为积极的，当属与自己利益最为密切、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官吏，如前所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肃顺当政时，就开始策划借用洋兵“协防”。1860年时任两江总督的何桂清就提出借用洋兵共剿，办法是“抚夷助剿”，只是未被采纳，与何桂清一起的还有薛焕与吴煦。
早在1853年刘丽川小刀会起义时，上海的吴健彰就已经将“借师助剿”付诸实践了，并且成功镇压了小刀会的起义，以后，随着太平军活动区域的扩大，日益威胁上海官员的利益，于是，以上海为中心的官商士绅的借师活动向着公开化、扩大化方向发展，吴煦曾于1854年阐述了他对“借师助剿”的认识：“今者事已燃眉，箭在弦上，只以一言为觉，允则乐为我用，不允伊自为用，其权只在允否，其咎不在请兵……苟利于国，死生以之，又何归咎之足虑耶。” 这表明吴煦认为借师于列强是解当下燃眉之急的最好方法。吴煦还与外国领事、公使和各国
将军进行交涉，商讨借师助剿的问题。1860年6月4日，吴煦照会英法公使，协商共保上海。而随着上海防务的日益吃紧，他指出“经本署道商之英法二国公使将军会同防剿，分派外国轮船，先后设防至十余处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