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卷第4期2021年4月
绵阳师范学院学报
Journal of Mianyang Teachers'College
Vol.40No.4
Apr.202]
D01：10.16276/jki51-1670/g.2021.04.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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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福会》与《芒果街上的小屋》的比较研究
蒋歌，李红梅
(济宁医学院外国语学院，山东日照276826)
摘要：谭恩美的《喜福会》和桑德拉•希斯内罗丝的《芒果街上的小屋》均描绘了美国社会中族裔女性们艰辛的成长历程。她们从天真无知、苦恼迷茫逐步走向成熟独立，并在成长过程中逐渐显现出对自我身份餉思考与探索。从成长小说的叙事结构出发，通过比较分析成长阶段中女性身上所展现的异同点，可以揭示华裔和墨裔女性自我追寻过程中的共同性，同时可以探究多元文化背景下二者构建新身份过程中所存在的差异性。
关键词：《喜福会》；《芒果街上的小屋》；成长叙事结构；女性的自我探寻；文化身份的构建
中图分类号：1106.4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612X(2021)04-0128-06
“成长”是美国文学中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与美国传统的成长小说相比，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族裔作家们的作品中所体现出的“成长”主题更为深刻。美国社会进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随着黑人民权运动和女权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族裔作家们开始重新审视西方主流文化和文学作品，并聚焦于民族文化、性别意识的觉醒及本族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冲突。族裔作家的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描写少数族裔青少年在民族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冲突中面临自我身份构建问题的⑴。与白人少年相比，少数族裔青少年的成长又多了一种困惑，多了一份艰辛，其自我认识历程更显复杂和漫长。《喜福会》和《芒果街上的小屋》将女主人公的成长背景置于美国多元文化背景下，反映了多元化的成长价值观和族裔女性成长的特殊性。多数评论倾向于将《喜福会》和《芒果街上的小屋》单独讨论，然而这两部作品确有诸多共同之处。
小说中的主人公同为被美国主流社会边缘化的族裔女性，在成长的道路上，她们受到了三重“大山”的压迫一白人种族的排斥、上流社会的隔阂以及父权制的压迫。尽管身处困境，但她们均为不懈追求自我的勇敢女性。陆谷孙先生在序言中评价《芒果街上的小屋》“是诗化的’成长的烦恼'？是户外的’喜福会'？是在怀旧中’等待戈多’？是不露声的寓言化的女权宣言？……好像是something of everything[2]30虽然小说的场景从《喜福会》的麻将桌转移到了更开阔的户外，但华裔和墨裔女性面临着相似的成长烦恼，她们均在艰辛的成长历程中逐渐显现出对自我身份的困惑与思索。在追寻自我身份的过程中，她们也实现了自己的成长。可以说她们的成长与对自我身份的追寻与认同密不可分，故笔者从成长小说的视角来探究两部作品中族裔女性对自我身份的追寻。
本文以族裔女性的自我成长历程为切入点，从成长小说的叙事结构出发对《喜福会》与《芒果街上的小屋》展开系统的比较研究，通过研究女性成长细节中所折射出的异同点，可以揭示族裔女性艰难的自我追寻过程中的共同性，同时也可以探究多元文化背景下二者建构自我身份过程中所
收稿日期:2020-10-29
基金项目：2018年济宁医学院校级科研项目"中国梦视域下英语文学对大学生价值观影响及对策研究”(JYFC2018RW022)。
作者简介：蒋歌(1992-)，女，山东济宁人，助教，硕士，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李红梅(1981-)，女，山东日照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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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的差异性。
一、从天真顺从到迷失自我
成长小说中的主人公在成长过程中经历挫折或不幸的遭遇后会踏上寻人生意义的旅途，从无知走向成熟，对人生、社会和自我产生更加深刻的认识。著名学者芮渝萍认为成长小说在叙事结构上有相当的趋同性，将常见的情节结构归纳为“天真一诱惑一出走一考验一迷惘一顿悟一失去天真一认识人生和自我模式”⑴。《喜福会》和《芒果街上的小屋》中的女主人公在无知的鞭策和外界的影响下渴望寻自我。然而作为美国社会的弱势体，她们最初深陷种族歧视与性别歧视，对自我的认知产生了严重的错位。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家斯皮瓦克认为在双重权利话语的压制下，第三世界的妇女被自我牺牲的意识形态所迷惑和占有，从而发生了严重的自我错置和误认卩g。长期以来男权社会与白人主流文化准则已内化在族裔女性的潜意识里，她们不由自主地接受自己作为“他者”的地位，按照社会的意愿牺牲自我，甘愿扮演族裔女性的驯顺角，由此便引发了她们成长的第一阶段：从天真顺从到迷失自我。
尽管两部小说的女主人公均为被美国主流社会边缘化的“他者”，但其迷失自我的程度却因为某些内部和外部的原因而有所不同。《芒果街上的小屋》中，作为墨西哥移民后裔的埃斯佩朗莎不仅承受着白人的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还要面对本族男人的性别歧视。小女孩时期的天真与无知导致她对受压迫情形的顺从，继而在生存困境中渐渐迷失了自我，周围的女性也大都如此。主人公埃斯佩朗莎的名字在西班牙语中意味着“哀伤”和“等待”，象征着父权社会中美好的传统女性。最初她以为男孩和女孩本就生活在不一样的世界里，男孩有不一样的权力。周围的女孩玛琳和萨莉都寄希望于嫁人来改变自己的命运0玛琳希望嫁给一个有钱人从而逃离芒果街,“她在等一辆小汽车停下来，等一颗星星坠落，等一个人改变她的生活”[2]16，然而结果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萨莉寄希望于结婚来摆脱父亲的家暴，但婚后又陷入了丈夫禁闭的牢笼。埃斯佩朗莎129打第一份工时被一位年长的东方男性欺骗而遭到强吻，归根到底是因为她太驯服于男性而没有果断反抗。芒果街上的大多数女性都不具有独立的自我，在墨西哥传统父权文化中，女性仅仅是依附于他人的母亲、妻子和女儿；在白人主流社会中她们又是处于社会底层的“下等人”。不难看出，大多数墨裔女性过着完全依附于他人的生活，已经完全迷失在困境中。
与墨裔女性相似，《喜福会》中华裔女儿也因为种族和性别的双重压抑而迷失了自我。从小沐浴着“美国梦”长大的她们一心想要融入美国主流社会，将中国母亲视作专制和迷信的“他者”，但主流社会又将她们排在“族裔女性”之列、正宗的美国白人之外。在成长后的社会生活中，她们愈发感受到处于权力与话语边缘的无助，从天真陷入了困境、迷失了自我。华裔女儿许露丝与丽娜•圣克莱尔都选择了和白人男性约
会或结婚以便更好地融进主流社会。她们在婚姻生活中处处迁就白人丈夫，甘愿扮演温顺妻子的角，却并没有过上幸福的生活。露丝的温顺体贴最后换来了丈夫泰德的背叛与抛弃，陷入了婚姻困境的露丝却宁可咨询心理医生也不愿向自己的母亲倾诉。丽娜带着东方女性的温柔和谦卑与自己的上司结婚，但丈夫哈罗德却利用她的温顺对其进行压榨，不仅在事业上没有给予公平的对待，在生活中工资是她七倍高的丈夫还要与其实行AA 制。但丽娜忍气吞声，未作任何反抗，最终在不平等的婚姻中失去了自我。
墨裔女性和华裔女性都受到来自主流社会的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不同的是，与完全迷失自我的墨裔女性相比，有自己事业的华裔女性还没有完全依附于男性，因此她们迷失的程度并没有那么彻底。致使二者迷失程度不同的最重要一个因素就是受教育程度的高低。教育可以为一个人的成长和独立提供必要的知识和能力。墨裔女性受到男权传统社会的压迫程度更高，受教育程度更低，她们中的多数人并没有接受高等教育，没有能力确保经济独立，更谈不上实现精神上的独立。希斯内罗丝曾说父亲让她接受高等教育的目的只是希望她能嫁个好人家，并不支持她靠写作谋生。而受过高等教育有自己事业
蒋歌，等：成长小说视角下族裔女性的自我探寻
的华裔女性虽然可以确保经济独立，但并没有完全实现精神上的独立，她们还需去追寻精神上独立的自我。不难看出，墨裔和华裔女性在寻自我的道路上必须经历成长的第一阶段，即从天真顺从到迷失自我的阶段。二者希望摆脱困境并渴求到迷失的自我，进而促使她们踏入成长的第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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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迷失自我到顿悟觉醒。
二、从迷失自我到顿悟觉醒
人作为变化着的认知主体在成长历程中会对同一事物产生新的看法。当某个事件触发了以前不曾获得的认识时，一种“顿悟感”就会油然而生⑷。换句话说，顿悟就是人在某事物的刺激下对人生、社会和自我产生了新的认识，而这些刺激通常是挫折或不幸的遭遇。处于成长中的主人公也只有在顿悟后才能认识到事情的本质和意义。作为成长小说叙事结构必不可少的要素，顿悟是主人公成长道路的转折点。而成长引路人会对主人公由无知到顿悟再转变为成熟起到必不可少的引导和影响作用。《喜福会》和《芒果街上的小屋》的主人公们正是在成长引路人的引领下顿悟，进而从迷失的状态下觉醒并回真正的自我。
埃斯佩朗莎在成长引路人的影响下不断开启自我发现之旅，逐渐从迷失的状态中顿悟，开始对自我身份和生存处境进行反思。埃斯佩朗莎的妈妈是她成长过程中引以为鉴的榜样。才华横溢的妈妈会唱歌剧、会画画，知道怎么修理电视机，但是辍学后早早嫁作他人妇，被困在家里“用针和线画画”，为家庭奉献了全部的青春才华。妈妈不希望女儿再重复自己的生活，鼓励女儿用功学习，不要因为在学校遭受的歧视而自我否定、放弃学业。她希望女儿勇敢挣脱多重枷锁，做一个独立自强的女性。埃斯佩朗莎的好友阿莉西娅是她成长道路上的另一个正面引路人。从小生活在父亲威严下的阿莉西娅，因为妈妈早逝而过
早地担起了“母亲”的角。然而阿莉西娅是个觉醒了的、有自己想法的“新女性”，为摆脱父亲的操控，她废寝忘食地学习，成功地考入大学。而反面引路人玛琳和萨莉只想通过婚姻改变自己的命运，但她们并没有因为嫁人而改变被压迫的命运，只不过是从父亲的牢笼逃脱到丈夫的牢笼罢
To受到这些正面和反面引路人的影响，埃斯佩朗莎从迷失的状态中觉醒，用自己天生敏锐的观察力渐渐洞察了事实的真相，即女性不要做驯服于男人的羔羊，要通过受教育来改变自己的命运，要勇于追求自我价值，才能获得自由和独立。
类似的，在华裔女儿成长的第二阶段也有其母
亲作为成长引路人，启发她们顿悟，寻回迷失的自
我。母亲将女儿从迷失的困境中拯救出来并引导她
们到生存之策，犹如她们的灵魂导师。她们通过
讲故事启发女儿打破沉默，发出自己的声音，引导女
儿重新审视自己的身份和处境。迷失自我的女儿也
只有在真正理解母亲的故事后才能到完整的自
我。第一代移民美国的中国母亲认为只有告诉女儿
们自己的过去，才能拯救与她们心生隔阂的女儿，进
小镇姑娘 唐红而激发女儿们反抗其受压迫的处境。母亲顾映映通
过向女儿丽娜倾诉自己的痛苦经历，让她明白不要
把自己的幸福依附在男人的身上，“我得用痛苦的尖角去戳痛我女儿，让她醒悟过来”⑸血。她引导丽娜走出不平等的婚姻，打破沉默，发出自己的声音，寻求女性的自我和自爱。女儿们也正是因为真正听懂了母亲的故事后才理解了母亲的良苦用心，开始觉醒并质疑白人主流价值观，重新审视自我身份和地位，也开始懂得中国文化的优势所在。
总之，埃斯佩朗莎和华裔女儿们在成长引路人
的激励和引导下最终顿悟，逐渐在自我发现的旅途
上越走越远。不同的是在成长引路人方面，华裔女
性重视家庭内部母女之间的精神联合，而墨裔女性超
越了这种家庭联合，倾向于与本族社区所有女性之
间的联合。无论如何，二者都能在成长引路人的带领
下顿悟并重新审视自我身份和社会处境。至此，主人
公们的自我探寻之旅即将进入精彩的下一段，即以具
体的实际行动来完成从顿悟到成熟的蜕变。
三、从顿悟觉醒到成熟蜕变
从成长小说的叙事结构来看，主人公成长经历
的最后阶段是不断地认识自我和人生。经历众多的
挫折磨难后，她们逐渐走向成熟，开始对自己的族裔
身份进行新的定位，不断在建构新身份的过程中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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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自我探寻之旅。少数族裔女性新身份的建构意味着她们对扼杀自我的社会环境的终极反抗，也象征着她们从幼稚走向成熟。虽然墨裔女性和华裔女性的成长旅途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由于她们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处境不同，旅程背后所隐含的文化内涵各异，二者建构新身份的侧重点与策略也不尽相同。
在一次次的顿悟后，埃斯佩朗莎重新认识了自我和社会，坚持追寻自己的作家梦，为自己的族发声。她希望通过写作来改变自己的命运，进而帮助更多处于美国社会边缘的墨裔移民（尤其是墨裔女性）摆脱原有身份的束缚，建构自我新身份。目睹了芒果街上女性的不幸遭遇后，埃斯佩朗莎既不愿像母亲那样成为一个身陷家庭琐事的贤妻良母，也不愿像玛琳和萨莉一样寄希望于未来的婚姻和丈夫改变命运，而是清醒地认识到要做一名独立自主的新女性:“我决定不要长大变成像别人那么温顺的样子，把脖子搁在门槛上等待甜蜜的枷链o，，［2］119她在卢佩姑姑的鼓励下坚持写作。姑姑虽然身患重病，生不如死，但却一直鼓励埃斯佩朗莎:“你一定要写下去，那能带给你自由。”⑵如此外，代表墨西哥土著文化的月神三妹也为她指路，“你离开时要记得为了其他人回来。你永远是芒果街的人……你不能忘记你是谁，，［211M o芒果街和墨西哥文化深深地扎根在她心中。最后埃斯佩朗莎走出父亲的房子，走出芒果街，勇敢地追求自我价值，通过受教育和写作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在这个新的空间不断建构自我新身份和民族新身份，到了真正的归属感。可以说，埃斯佩朗莎新身份的构建是自我探寻之旅中最闪耀的点，努力追寻作家梦的她已经跨越了种族、性别、阶级的障碍，到了新的自我，同时也实现了从幼
稚向成熟的转变。
埃斯佩朗莎的成长经历是作者希斯内罗丝成长心路的缩影。作为墨裔移民后代，希斯内罗丝从小尝遍歧视的滋味，社会的冷漠以及家庭的不理解都一度让她没有归属感，如她所言:“埃斯佩朗莎是我在爱荷华大学时就开始创造的人物。那时我无论是作为一个有人种，一个女人，还是一个工人阶级背景的人，都觉得没有归属感，很不舒服。”同询但希斯内罗丝拒绝靠牺牲自己的族裔身份融入主流社会, 131而是坚定认同自己种族、性别和文化的特殊性。她想用写作来对抗社会的各种偏见，为自己和自己的族发声,“我觉得我的族，还有我的性别给我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有许许多多的不公正等着我去关注”切。她以“诗小说”的文体，借小女孩的口吻用夹杂着西班牙语的英语来回忆成长中的故事，并从西方文化中汲取自由独立的思想，鼓励墨裔女性反抗父权制压迫，通过受教育拥有自己的“房间”。达到经济和精神上的独立。通过写作希斯内罗丝到了自己内心的归属，“最后我发现房子就在我的心里，我可以选择住在任何地方，我可以创造，边界调和了我内心的风景，我可以同时作为墨西哥人和美国人而存在，，［8］140o她所追求的房子不仅是个人空间，也是适合墨裔族生存的“第三空间”。这是一个民族文化与主流文化相互交融的空间，在这里具有双重身份的墨裔移民可以到归属感。希斯内罗丝在写作形式和写作内容上都突出混杂性，以双重的视角反思墨西哥文化和美国文化，打破传统的二元对立模式，建立一个属于奇卡纳的“第三空间，，［9］450她笔下埃斯佩朗莎的离开和归来象征着民族文化与主流文化的碰撞和交融，埃斯佩郎莎个体身份的构建则象征着一种“新混血女性”身份的构建，既追求独立的女性身份，也认同混血的族裔身份恥。
华裔女儿们在一次次顿悟后认识到美国价值观的不足，也踏上了寻自我身份的旅途。以精美为代表，女儿们都经历了象征性的或真实的回国旅程，以便到迷失的自我。《喜福会》小说的结构以精美代替母亲坐在麻将桌上开始到回到中国与双胞胎们的大团圆结束，这代表她已经回了与中国文化的联系，确认了自己的双重文化身份，也为自己的成长之旅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为了帮助去世的母亲实现到遗留在中国的双胞胎女儿的心愿，精美肩负着使命踏上了“从西向东”去往中国的旅程。在“寻根”的旅途中，精美一到中国就感到不同，“霎时，我一阵激动，只觉得额头上汗涔涔的，我的血管突突的跳着，从骨髓深处我觉得一阵深切的疼痛。我想我妈讲得对，我觉得唯有这时，自己完全变成一个中国人了”⑸239。当她代
蒋歌，等：成长小说视角下族裔女性的自我探寻
替母亲和两个见面时，她终于寻回了被自己丢
失的中国自我，“她们对我总有一种无法描绘的亲切和骨肉之情，我终于看到属于我的那一部分中国血液了……那融化在我血液中的基因，中国的基因，经过这么多年，终于开始沸腾昂起，，［5］255o精美成功丢弃了美国人心中对中国的偏见，开始为身为中国人的后裔而感到骄傲。精美寻丢失的中国自我的过程不仅代表华裔女儿与母亲的和解，也象征着女儿们寻完整的自我的过程3］。她在寻自我的过程中主动认同中国文化的智慧之根，在文化血脉的归附中得到与主流话语抗衡的精神力量，与母亲达
成和解也意味着东西方文化的融合与平衡，她的自我追寻正如谭恩美本人对《喜福会》的评说：“书中的基本问题是有关平衡的。我们在生命中
寻的那部分平衡在哪里？一个人怎样才能将它回？”⑴］256精美通过中美文化的融合和平衡走出
身份困惑，通过构建双重文化身份对白人霸权文
化发起彻底反抗，实现了成长道路上从天真到成
熟的转变。
埃斯佩朗莎跟华裔女儿们在建构新身份的过程
中不断进行自我探寻之旅，这样的旅程背后必定蕴
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墨裔女性与华裔女性由于不
同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处境，二者构建新身份的侧重
点与策略也不尽相同。首先因不同的历史文化背
景，墨裔女性因其混血的历史，倾向于构建“新混血
女性”的文化身份，以民族文化与主流文化的交融
抵抗霸权文化的侵蚀；华裔女性长期处于流散状态,
努力在寻“根”中回丢失的一部分文化身份，追求
中美文化之间的融合与平衡。此外，基于不同的社
会处境，墨裔女性受到父权制的压迫程度更高，受教
育程度更低，生活处境更为艰辛，在探寻自我的旅途
中她们首先应该追求的是接受更高的教育以储备必
要的知识去获得独立生活的能力，经济上不依赖于
他人才能够人格上独立；而受过高等教育、经济独立、有自己“房间”的华裔女性则更应该关注女性精神上的独立，物质和精神上均不依附于他人才能够到真正的自我，实现最终的成熟与独立。
四、结语
《喜福会》和《芒果街上的小屋》的女主人公们在成长旅途中历经挫折和磨难，由顺从到迷失，由迷 失到顿悟，由顿悟到成熟，相似的成长情节彰显了其自我追寻过程的普遍性。同时她们在成长中不断思索与探寻着自我身份，并用实际行动构建新身份来反抗社会的歧视和偏见。谭恩美和希斯内罗丝不约而同地对本族女性的生存困境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她们通过写作为女性发声，描述了族裔女性体在美国的生活状态和奋斗历程。尽管各自的生活经历和社会文化背景不同，但她们都在作品中赋予了成长引路人极大的重要性，因为成长引路人对主人公的自我发现之旅将会起到必不可少的引导和影响作用。此外，虽然族裔女性的自我发现之旅充满艰辛，但二者分别通过追寻和挖掘中华传统文化和墨西哥民族文化中的宝藏，让其笔下的人物借助各自的文化遗产以及通过女性之间的联合重构族裔女性新身份，颠覆了白人霸权文化和父权主义。而基于不同的历史文化差异，二者身份认同和构建也有各自的特点：墨裔女性因其混血的历史倾向于构建“新混血”女性的文化身份，通过民族文化与主流文化的融合，构建一个适合奇卡纳生活的“第三空间”；华裔女性长期处于流散状态，既努力融入主流社会，又难以割舍与中国的文化联系，通过中美文化的融合和平衡来构建双重文化身份。两部作品的比较研究旨在使读者对二十世纪末族裔女性的生活处境及艰难的自我发现旅程有更深刻的认识，同时反思当下：在全球化与多元化的今天，应尊重和包容文化差异，加强对话交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才能和谐相处，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1］芮渝萍，刘春慧.成长小说：一种解读美国文学的新视点［J］.宁波大学学报,2005(1)：1-5,
［2］桑德拉•希斯内罗丝芒果街上的小屋［M］.潘帕，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
［3］佳亚特里•斯皮瓦克.三个女性文本和一种帝国主义批评［M］//罗刚，刘象愚.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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