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卷第3期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Vol .12,No .3
2010年6月J .of Wuhan Uni .of Sci .&Tech .(Social Science Edition )Jun .2010
收稿日期:2010-01-22
作者简介：蔡华杰(1982-)，男，福建泉州人，福建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师，博士，主要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控制自然与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
———格伦德曼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述评
蔡华杰1
林美萍
2
(1.福建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福建福州350108;2.福建江夏学院公共管理系，福建福州350108)
摘要：格伦德曼从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定义生态问题，回应生态主义者对马克思的指责，指出马克思的“控制自然”不应对生态问题负责，事实上恰恰相反，生态问题的出现证明了这种控制的缺失。格伦德曼挖掘了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的潜能，从马克思的伦理理论重构历史唯物主义，形成人道主义模式的历史唯物主义。这种重构展现了马克思对人类幸福和解放的终极关怀，说明马克思主义面对当今生态问题时所具有的生命力，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动力依然在场；但这种重构也存在着致命的缺陷，从本质上看，格伦德曼偏离了历史唯物主义。
关键词：格伦德曼；控制自然；历史唯物主义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3699(2010)03-0028-06
生态主义者认为，人类控制自然的观念是生态问题的原因；要克服生态问题，就要改变这种态度。他们还指责马克思继承了培根和笛卡尔的启蒙思想，指责马克思捍卫工业主义，甚至声称马克思主义对生态问题的解决没有任何帮助。作为20世纪90年代后生态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英国阿斯顿大学学者格伦德曼回应了生态主义者对马克思的指责，他从人类中心主义的角度重新考察了控制自然，从伦理的视野重构了历史
唯物主义，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在生态问题上的当代意义。
一、定义生态问题的人类
中心主义视角
格伦德曼认为，定义生态问题和解释生态问题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如何解决生态问题，因此，首先要关注的问题是如何定义生态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环境主义者大都认为生态问题是控制自然的态度所引起的后果。因此，为了克服生态问题就要改变这种控制自然的态度。这种态度可以追溯到启蒙时代，甚至是犹太基督教的传统。在《圣
经》里，人们便看到神将自然界赐予人类的故事:“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作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它们作食物。”[1]与之相对应，克服这种控制自然的态度所要采取的策略就是限制对自然的干预，要求人类退回到改变自然的低水平状态，采取简单的方式来生活。
格伦德曼认为，环境主义的定义实际上是一种生态中心主义的方法，这是以人类的一切行动都应当适应
自然和自然法则这一假设为出发点，纯粹从自然的立场来定义生态问题，这样的定义是不合理的。格伦德曼采取的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方法，因为关于生态问题的定义是一种人类行为，任何关于生态问题的阐述都有预定前提，这些前提存在于阐述者的文化背景之中，它们是历史的产物。生态问题的定义都是和人类的需要、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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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欲望联系在一起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方法提供了评估生态问题的参照点，这个参照点可以是个人、社会，也可以是人类或者未来的一代，但不管怎样，它提供了判断现存生态现象的标准，即从人出发来定义生态问题。据此，格伦德曼还区分了“生态问题”和“生态危机”的细微差别，指出环境主义者采用“生态危机”的说法是别有用途的。他说,“危机”的观点原本来自于医学用语，后来被广泛应用于经济领域，它表示病态转折点的出现，比如，医学中的发烧、经济学中的资本贬值。环境主义者采用“危机”这个术语，无非是想说目前自然处于“病态”，需回到自然的“正常状态”中；而所谓的“正常状态”在他们那里就是不知所云的自然的“平衡状态”，因为他们并没有说明为什么自然应当是以一种“平衡的”方式运作，环境主义者只好说自然本身总是“平衡的”，这就陷入了神秘主义。所以，格伦德曼说“生态中心主义的方法是前后矛盾的，除非它采取一种神秘的立场”[2]20。进一步说，环境主义者大概会主张，人对自然的改造(如抽干河流等)会破坏自然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但是，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这里又重新出现了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即恰恰是人在保护自然复杂性方面拥有利益。
关于生态问题的定义，帕斯摩尔给出了一个非常宽广的定义：如果一个问题源于人类对待自然的现实后果，那么这个问题就是生态问题。格伦德曼基本上认同这个定义，但需再加上一个条件：人类对待自然的现实后果以有害于人类福利的方式反作用于社会。也就是说，帕斯摩尔的定义考虑到了自然本身也会产生生态问题，比如洪水泛滥、火山爆发、陨石坠落等问题，而格伦德曼所关注的生态问题是由社会因素引起的，并且生态问题需在社会行为的范围内解决。
这个定义里的关键用语就是“人类对待自然”。这一用语的特点是什么呢?格伦德曼认为，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生活在自然中，生物学将人类定义为高等的哺乳动物。但是，自然是人类为了生存而进行各种各样竞争的范围，因此，同其他动物一样，人类必须在自然界中获取他们自己的地位。可是，人和动物又有所不同，人类以其特定的方式来维持他们的生活，这种方式就是控制自然的方式。那么，这里就存在着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界的一员生活于自然界中；另一方面，人又要通过控制自然来维持他们的生活。这两个方面能否相融呢?控制自然是否会破坏人类赖以生活的基础———自然呢?格伦德曼认为，环境遭到破坏并非在于对自然的控制，而在于对待自然的特定方式。因此，生态问题的准确定义应当是人类对待自然所引起的后果，而不是人类控制自然所引起的后果。也就是说，控制自然并不必然引起生态问题。格伦德曼重申:“人在自然中生存和人控制自然是可以协调一致的；人生活在自然中又控制着自然。”[2]23
二、马克思的“控制自然”
未必引起生态问题
既然定义生态问题不能使用“控制自然”的术语，那控告马克思的“控制自然”引起生态问题就不能成立。
马克思是启蒙思想家培根和笛卡尔的追随者，然而，不管是培根还是笛卡尔都成了生态文学里的替罪羔羊，因为二人促成了“控制自然”世界观的建立，从而，马克思也被当今的环境主义者所批判。格伦德曼认为，马克思确实采取了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观，但这并不会产生研究生态问题的道德障碍。对待自然的现代方法并不等同于对自然的侵犯，现代性只是把自然看成一个具有效用的客体，它能满足人类的需要和欲望；但是，培根认为，如果要利用自然，那就不是通过违反自然规律，而是服从自然规律。马克思根据培根的这一论断，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分为两种。第一种关系就是自然只是被人“占有”，例如在捕猎和采集时代就是这样一种关系。第二种关系是自然不只是被占有，而且被改变。在《政治经济学批判》里，马克思曾描述了这样一个状态，即大自然提供给农业社区里的人们所需要消费的物品，不需要有任何的工具去改变自然。这种自然状态可以看成是自然赋予人类的免费礼物，这样的一种自然状态令人认为就不需要发展技术来改变自然了。但是，马克思认为即使是在这样一个时代仍然需要发展某些技术。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更加明确地指出，人类如果没有技术就根本不能生产任何东西，并且生产力的发展在相当大程度上依赖于地理因素:“过于富饶的自然`使人离不开自然的手，就像小孩子离不开引带一样'。它不能使人自身的发展成为一种自然必然性。资本的祖国不是草木繁茂的热带，而是温带。不是土壤的绝对肥力，而是它的差异性和它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并且通过人
所处的自然环境的变化，促使他们自己的需要、能力、劳动资料和劳动方式趋于多样化。社会地控制自然力，从而节约地利用自然力，用人力兴建大规模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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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占有或驯服自然力,———这种必要性在产业史上起着最有决定性的作用。”[3]可见，人类试图从自然那里获得自然原本所没有的东西，或者试图在某种程度上控制自然，这就预先假定了生产者怀有超越食物和住所需求的某些目的，从而预先假定了具体技术的使用。为了阐述人类的这一特点，马克思使用了“控制自然”这个术语。
可见，马克思在使用“控制自然”这个术语时，是和预先假定的目的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控制”是和进行“控制”活动的人的利益密切相关的。在马克思那里，自然本身并没有目的，是人将目的赋予给自然的。重要的是,“控制”的结果应该服务于“控制者”的利益，如果危害到控制者的利益，我们就不能说他“控制”着某物。比如，迈达斯国王能够点石成金，但我们不能说他“控制”着他的公民、控制着他的私人生活，他这样的能力是弄巧成拙的，根本不能养活他自己。而一个音乐家倘若能娴熟地摆弄她的乐器，人们就可以说她在“控制”着她的乐器；倘若她以粗暴的方式对待她的乐器，比如用锤子弹奏小提琴，那就不能说她“控制”着她的乐器。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控制自然”，它并不意味着对自然采取随意的态度，
而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所以，马克思的“控制自然”并不意味着对自然的侵犯，人类在改变自然的过程中不能专横地利用或操控自然。“`控制自然'不应对生态问题负责，事实上恰恰相反，生态问题的出现证明了这种控制的缺失。”[2]15也就是说，人类没能很好地“控制”自然，从而损害到人类自身的利益。
三、格伦德曼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控制自然”并不一定引起生态问题，马克思本人也没有从“控制自然”的观念中引出对自然的破坏，在这一点上，格伦德曼是赞同马克思的。环境问题的出现恰恰是“控制自然”的缺失，因此，解决问题的出路在于重新获得对自然的控制。这成为格伦德曼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
在谈及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时，即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旧的生产关系已经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须通过阶级斗争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建立起新的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具体到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要废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抛弃私有制，以解除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许多人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结论———废除私有制，对生态问题的解决没有什么帮助，这种解决之道从生态方面来看存在着致命的缺陷。许多反对工业主义的人士认为，对于生态问题来说，从生产力的本性来看，正是生产力引起了相当大的生态破坏，因此，如果任其自由发展，人们将会见证更大的灾难。而且，如果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情况来看，资本主义在过去的时间里已经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因此，没有理由设想出一个新的社会形式去发展生产力。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框架内解释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失去了它的批判动力。
马克思的分析无效了吗?由于经验事实否定了马克思的前提，我们要抛弃马克思的框架吗?格伦德曼的答案是否定的。确实，马克思主张发展生产力，并且赞扬资本主义以迄今为止未有的方式发展了生产力，而且生产力的发展还是实现共产主义的不可避免的条件。但正如上文所述，生产力的发展虽然引起对自然控制的增加，但“控制自然”并不一定会引起生态问题，因此不能在发展生产力上指责马克思。更深入地研究马克思的思想不是要“重构”出一个“绿”马克思，这种“重构”赞美马克思的“绿”言论，比如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谈到“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便经常被解释成青年马克思渴望人与自然的和谐。格伦德曼认为，这些专门“重构”出一个“生态的马克思”并没有什么可以引人兴趣的视角。因为，马克思不是一个生态主义者，尽管他原本可以成为一个生态主义者。
那么，究竟如何重构历史唯物主义呢?格伦德曼首先区分出“生产力增长”的双重含义:“(1)指增加对自然的控制;(2)较少努力即可获得财富(物质产品)，或者说是富足的增加。第一种含义是说人类获得了对自然越来越多的控制，从这个意义上看，个体发展成普遍的人类，人类扩大了对周围世界的控制，即可以根据人类的需要和乐趣来塑造这个世界。让我们称之为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了简洁，我也称之为`哲学'含义)。第二种含义主要是经济方面的，从这个意义上看，生产力的增长通过经济方面的效率标准来衡量。我称之为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或称为`经济'含义)。”[2]4这样的区分是很重要的，因为控告马克思的人常常把马克思的“生产力增长”等同于第二个含义，认为马克思只关注经济方面的增长。
格伦德曼认为，对于马克思来说，真正的财富并不只是通过物质产品来表现出来。马克思没有忽视物质
生产须遵循自然规律的方面；同时，马克思也考虑了质的标准(比如他赞扬古代对产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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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关注)，强调改变自然要同个人的福利联系起来。马克思知道纯粹的“经济”含义的缺陷，这使马克思反对经济学家激进的立场，即所谓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仅可以使经济效率最大化，而且可以使人类福利和快乐最大化。由于资本主义提高经济效率的非理性形式，它反而降低了人类的幸福感。在经济方面的发展只是为实现真正的人类社会提供了前提。
格伦德曼认为，马克思提供给了人们超出“经济”含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从“哲学”含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出发，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今天仍具有很重要的启发意义。马克思将他的分析和科学大厦建构在伦理理论基础上，这个伦理理论可以归纳如下:“马克思主要关注的是作为整体的人类和个体寻求解除束缚人类发展的所有`奴役效应'的可能性。”[2]226这种“奴役效应”不仅包括资本主义条件下产品的不受控制和拜物教的存在即马克思所说的异化，而且包括自然的不受控制，或者说控制自然的缺失。在《政治经济学批判》里，马克思将“真正的财富”定义为个人的自我实现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对自然控制的增加，这是不断前进的、没有终点的上升过程。格伦德曼将重构出的历史唯物主义称为人道主义模式的历史唯物主义。这种人道主义模式处于马克思讨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中心位置，如果只从“经济”含义去理解历史唯物
主义，那将会导致经济决定论，马克思不是如此，他不仅从经济方面定义进步，而且从精神方面定义进步，这其中也包括了人与自然成功地进行物质交换。马克思的分析为人们今天认识环境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毕竟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和环境主义者所有争论的关键点：如果马克思所理解的什么是生产力的增长是一种狭隘的、数量型的、生产主义的观点，环境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就在所难免。相反，如果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宽广的视野(我认为这是有的)，环境主义的控告就放错地方了”[2]235。
因此，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含义来看待今天的环境问题，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如果一种社会形式束缚人类增加对自然的控制，那么它就要被一种更好的社会形式所代替。这种更好的社会形式就是共产主义，马克思将“控制自然”的概念和他的共产主义目标联系在一起，对他来说,“共产主义就是第一个人类有能力完全自我实现的社会。所有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都是`共同意识支配'的产物。共产主义因此就是一个日益控制自然的过程的顶点”[4]。如果将未经人类改造过的自然称为第一自然，将经过人类改造的自然称为第二自然，这包括所有人类意志的产物，所有对象化的产品。那么这第一自然和第二自然何时才能协调起来呢?这又回到了本文开头所说的人如何才能够生活在自然(即第一自然)中又控制着自然(即第二自然)?马克思并不是简单地取消对自然的改变，而是看到了改变自然的必要性，并且认为人类对自然改造得越多，对自然规律的了解也就越多，这个过程也是第一自然转变为第二自然的过程。只有到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够将第一自然和第二自然融合起来，将人化的自然和自然化的人结合起来。最后，格伦德曼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含义得出的结论就是:“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以合理的方式同自然进行交换的社会。也就是说，严重的生态危机的存在就不能使我们称一个社会为共产主义社会。”[2]232
四、格伦德曼的重构偏离了
历史唯物主义
格伦德曼从人类中心主义的角度来阐释马克思“控制自然”的概念，回应环境主义者对马克思“控制自然”概念的控诉，这主要是因为他区分了“人类控制自然”和“人类对待自然”的两种不同表述，前者意味着人类能有效地控制自然，不使自然反过来危害人类自身的利益，因此这时人与自然就和谐相处。后者则意味着人类以特定的方式作用于自然，这就可以区分出两种方式：如果以友善的方式对待自然，则自然为人类所控制；如果以粗暴的方式对待自然，则自然不受人类控制，因为它危及到人类的生存。因此，可以说,“人类控制自然”属于以友善的方式对待自然，它是“人类对待自然”的一种(见表1)。
表1 人类对待自然的方式及其结果
人类对待
自然
方式
自然是
否受控制
结果比喻
友善
方式
人类控制自然
人与自然
和谐相处
音乐家娴
熟控制乐器
粗暴方式
自然不受
控制
引起环境
问题
迈达斯国王点石
成金、音乐家用
铁锤敲打乐器
马克思尽管存在着“控制自然”的思想，但这是一种弱的人类中心主义，即强调人对人以外的生物和整个自然界给予道德的关心、承认和保护，只是这种道德关心是与人类及其后代的利益和需要联系在一起的，这并不意味着人类以粗暴的方式对待自然。不仅如此，马克思“控制自然”的思想对人们今天进行生态文明建设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所指的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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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杰伦 画沙
种，它以尊重和维护自然为前提，但这并非意味着我们要落入西方环境主义的窠臼，完全否定改造自然、否定运用技术、否定生产，而是在尊重自然的基础上同样强调发展生产力、提高物质生活。这才是我们要建设的生态文明。
格伦德曼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中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自然的不受控制所导致的环境问题，由此影响到人类的福利和自我实现，展现了马克思对人类幸福和解放的终极关怀，从人道主义的角度要求重返人类中心主义，实现对自然的重新控制，以服务于人类的利益和需要。这些思想说明马克思主义面对当今生态问题时所具有的生命力，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动力依然在场。
但是，格伦德曼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中还是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纵观格伦德曼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他的立足点在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阐述的前提失效了，即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不再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就有必要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内用其他的理论补充历史唯物主义和重构历史唯物主义。按照格伦德曼自己的说法，这个理论是马克思的伦理思想，即马克思所关注的是人的“奴役效应”的消失。其实在这里，格伦德曼很大程度上所运用的就是马克思的异化思想，因为从马克思对异化的四个规定看，异化的表现就是人被其所生产的产品所奴役，对象化的产品不受人控制。格伦德曼自己也称“奴役效应”即可通过人的压抑来表现，也可通过异化的形式来表现[2]72-73。笔者认为，格伦德曼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存在一些致命的错误，因此不是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相反是偏离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
格伦德曼没有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来辩证地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格伦德曼从其所得到的经验事实出发，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中得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并没有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反而是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这种看法是极其狭隘的，他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发展是通过不断调整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剥削方式等手段来实现的，而这些调整正是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而必须做出的必然选择，但是无论怎么调整，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仍然存在，而这一矛盾的存在势必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不用说现在发生的金融危机就是一个格伦德曼在当时没有预见的事实，即使是格伦德曼在写作《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之前，资本主义国家就发生了多次危机，较有影响的是1974～1975年、1979～1982年的经济危机。格伦德曼对此却视而不见，所以他并没有主张通过废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来解放生产力、来实现对“自然的控制”，只是直接阐述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将实现人与自然成功地物质交换，也不谈如何过渡到共产主义。其实，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就阐述了人与自然进行物质交换时，不仅存在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存在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总是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联系在一起:“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5]344因此，不同的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就会有不同的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对人与自然物质交换的破坏，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
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6]由此可见，在这里，格伦德曼从肯定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来否定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存在，从而偏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不到一条真正通往共产主义条件下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道路。
格伦德曼不仅从错误的经验事实出发去重构历史唯物主义，而且还从马克思早已抛弃并为马克思所批判的所谓“想象的东西”为出发点去重构历史唯物主义，即用伦理的方法去重构出一个人道主义模式的历史唯物主义，这恰恰偏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如前所述，格伦德曼用伦理的方法其实就是用马克思的异化思想去重构历史唯物主义。而马克思异化思想的出点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是迥然不同的。异化首先预设了人的本质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然后才将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劳动同人的本质作对比，最后得出异化的四个规定，这是从非现实的抽象作为出发点。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则不同，它是从现实出发。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这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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