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兰河传》
  继《生死场》之后，193８年萧红在重庆开笔创作她的自传性长篇小说《呼兰河传》，由于颠沛流离，直到1940年底才在她寓居的香港最后完稿成书。这个时刻，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这使远离家乡的萧红更加怀念自己的故乡和童年,于是，她以自己的家乡与童年生活为原型,创作了这部小说。它在艺术形式上是一部比较独特的:它虽然写了人物，但没有主角；虽也叙述故事,却没有主轴；全书七章虽可各自独立却又俨然是一整体。作家以她娴熟的回忆技巧、抒情诗的散文风格、浑重而又轻盈的文笔，造就了她 “回忆式”的巅峰之作。茅盾曾这样评价它的艺术成就:“要点不在《呼兰河传》不像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小说，而在于这‘不像’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一些比‘像’一部小说更为诱人些的东西：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ﻫ
    1．欢乐童年——寂寞心灵的慰藉
    萧红的一生是被家庭、爱情和社会所放逐的一生,在她的内心深处，始终深藏着难以排解的无家的悲凉感。可以说，寂寞情绪和无家情结困扰了萧红,同时也造就了萧红，成就了她的许多艺术佳构。她把自己的孤独与忧伤、寂寞与怅惘,通过审美沉思转化为作品的情感基调和美
丽的诗魂。ﻫ
    写作《呼兰河传》的萧红经历了内心与外在的种种变故与波折，身边没有了写作《八月的乡村》的“保护人”似的萧军，心目中的故乡也从要逃离的陷阱变成灵魂的寄寓之地。成熟的萧红换了一副眼光看待故乡。故乡，尽管她蒙昧，蒙昧得令人痛心,可是她又是包容的,爱与恨,善与恶,美与丑，都在其中。就像后花园中的小黄瓜、大倭瓜，就像那些蝴蝶、蚂蚱、蜻蜓，就像黄昏时候的红霞，他们不辨生死,既短暂，又久远。萧红用散文的笔调来书写故乡。她到了一种最能表达自己与故乡的血肉联系的笔调。在这种书写中，萧红重新确认了自己与故乡、与呼兰河的关系。他们不再是对立性的,而是对话式的。在这样的写作中,萧红获得了心灵的慰藉。尤其在对祖父的回忆性的描写中，充满了对童年烂漫时光的回味。《呼兰河传》第三章写祖父与“我”。“祖父的眼睛是笑盈盈的”,“身体很健康”,祖父教“我”念诗，给“我”烧小猪、烧鸭子吃。而“我”在祖父的庇护下,无忧无虑，活泼任性。“我”只是玩,“玩累了,就在房子底下个阴凉的地方睡着了。”和祖父开玩笑,“我笑得最厉害，我在炕上打着滚笑。”ﻫﻫ    孤独而寂寞的童年,对于渴望爱与温馨的萧红而言无疑是不幸的，然而对于作家的萧红却是一份难得的精神财富，一泓汩汩不息的生命泉源。在她寄居南国异乡的生命后期，在对男性及男权社会的彻底失望之后，她开始在现实的废墟上重构自己的精神家园。记忆中的故乡成了这
个精神家园的投射和外化。借助对故乡和童年的诗性回忆,来化解内心的忧郁和寂寞。现实社会未能给萧红提供飞翔的天空,她以自己的艺术才情在文学殿堂里寻觅到一片高远的蓝天，于文学和想象的精神世界中构筑起生命的伊甸。
    网上一个帖子对萧红的寂寞这样写道:萧红本身就是寂寞的,她的生，她的情感，她的生活,甚至她的死。萧红出生在黑龙江,十年漂泊,呼兰河是她的起点，香港是她的终点。去逝时,身边竟没有一个亲人，真是孤独地来到这个世界上,也将孤独地离去。在弥留之际,她在纸上写下“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下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从图书馆里淘到一本页面已经泛黄的《呼兰河传》,那气味仿佛是在证明她的寂寞决不矫情。打开书，寂寞的心灵盛开；合上，心灵的寂寞盛开。
    ２.悲悯意识——作家主体精神的投射
    由于自身的生活经历和出自悲天悯人的天性，萧红在创作伊始就关注着普通人的命运遭际。而“五四”启蒙思想中个性主义、人道主义精神的影响使她在抒写人类苦难命运时,更多地是关注人的生存形态和生命价值,以更深入的笔触挖掘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揭示病态人生和病态心理的形成原因。萧红紧紧抓住生与死——人的生命的起点和终点这两个重要环节进行
了突出的展现和深刻的剖析，从而表现了她独特而深沉的人生悲剧感。ﻫ
    《呼兰河传》将生死的意义逐出人的视野，在人们对生死的更为漠然中写出了“几乎无事的悲剧”。此时的萧红对生命的感觉似乎已超出单纯的生死界限，而更深远地思索着空虚与悲凉。与《生死场》相比，在《呼兰河传》中,尽管环境对人仍然构成压抑，但已不表现为“生死场”般赤裸裸的惨酷,小城与人似乎形成一种平和松驰的关系:“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来回循环地走，那是自古也就这样了,风霜雨雪地，受得住的就过去了,受不住的就寻求着自然的结果。那自然的结果不大好,把一个人默默地一声不响就拉着离开了人间的世界了。至于那没有拉去的,就风霜雨雪，仍旧在人间被吹打着”。呼兰河人麻木混沌地生存(而非生活）着,感受不到生命的珍贵与死的悲哀,一切都是“自然的结果”,都是被动的生生死死。ﻫ
    在萧红看来，最可痛心的最足以惊心动魄的是“蒙昧”,是生命价值的低廉,是生命的浪费。染缸房里，一个学徒把另一个按进染缸里淹死了，这死人的事“不声不响地”就成了古事，不但染缸房仍然在原址,“甚至连那淹死人的大缸也许至今还在那儿使用着。从那染缸房发卖出来的布匹，仍旧是远近的乡镇都流通着。蓝的布匹男人们做起棉袄棉裤,冬天穿它来抵御严寒。红的布匹,则做成大红袍子,给十八九岁的姑娘穿上,让她去做新娘子。”至于造纸房里边饿死了一个私生子，则“因为他是一个私生的孩子,算不了什么。也就不说他了。”
ﻫ    萧红用异乎寻常的态度、语调叙述死亡,——轻淡甚至略带调侃的语调。有时甚至不止轻淡,她还有意以生命的喧闹作为映衬。《呼兰河传》第五章写了小团圆媳妇，写她如何从一个“笑呵呵”的小姑娘到一个“黄瘦”的病人，直到被折磨而死。一个仅仅十二岁的小姑娘，曾经“头发又黑又长,梳着很大的辫子”,曾经“看见我，也还偷着笑”，因为她的生命力、因为她“不怕羞”，被婆婆打出了毛病,接着被庸医、“云游真人”、跳大神的等不断折磨、摧残,终于死去了。
    而尤其可痛心的是,“不惟所谓幸福者终生胡闹,便是不幸者们，也在别一方面各糟蹋他们自己的生涯”（鲁迅)。对生命价值的思考和改造民族生活方式的热望,构成了萧红小说有关生死的描写的主要心理背景。ﻫ
    韦勒克·沃伦指出：“背景又可以是庞大的决定力量，环境被视为某种物质的或社会的原因,个人对它是很少有控制力量的”。《呼兰河传》深层的悲剧意蕴即在于揭示了这种强大愚蛮的背景环境——集体无意识同化/异化、扼杀人性。呼兰河人认同环境，实际上是认同它包蕴的所有的历史惰性、传统习惯和价值观念,所以比起《生死场》中的愚夫愚妇来，他们的灵魂被更深地烙上了历史文化的印痕。面对沉积着层层淤泥的给自己带来灾难的大泥坑,人们宁可想
方设法地绕道而行，或者幸灾乐祸地在围观“抬车抬马,淹鸡淹鸭”中获得“乐趣”;小团圆媳妇只因“见人一点也不知道羞”,“两个眼睛骨碌碌地转”，就被好心的人们放到开水里活活烫死;那个本来口碑很好的王大,仅仅因为自己选择嫁给穷苦的磨倌,便一变而为“坏女人”，最终在不绝的奚落中死去……传统文化的受害者用套住自己的枷锁又去劈杀别人，在自己流血的同时手上又沾着别人的血污,而这种残忍的行为却是以极其真诚的善良态度进行的。这里的一切杀戮都是平静而安然地发生的,发生了就好像没发生一样,这是怎样一个病态的民族灵魂木然的悲寂世界!经受过人文主义启蒙思想洗涤的萧红，回顾遥远的故土仍旧生活在古老精神世界里的乡民，对其满目疮痍的生命状态，于无尽的悲悯中透露出沉重的批判。
ﻫ    综上所述，萧红是一个有着深广的悲剧意识的作家，她那穷困潦倒、颠沛流离的流浪生涯以及不寻常的情感经历使她在创作中具有了“直面真正的人生”的勇气，以一种开阔的悲悯胸怀始终关注思考着人的生存境遇和生命意义,呼唤着人性尊严、人生温暖和理想的生命形态。正是在这一点上，萧红的小说达到了深刻的人性深度,其悲剧意蕴具有了形而上的意味而获得了久远的魅力。
ﻫ    3．诗意美质——富于独创性的边缘体小说的内核ﻫﻫ    一切真正有作为的作家，无不以采
用与自己的个性和生命体验相契合的“言语方式”,建构自己的文体风格为己任。萧红是个有着自觉文体意识的作家,她曾经说过：“有各式各样的生活，有各式各样的作家,就有各式各样的小说。”萧红是凭着天赋和敏锐的艺术感觉进行创作的，她以独特的艺术感受力和表达才能创造了一种介于小说、散文和诗之间的边缘文体；这种文体突破了传统小说单一的叙事模式，以独特的超常规语言、自传式叙事方法、散文化结构及诗化风格形成别具一格的“萧红体”文体风格，从而构筑了一个独具韵味的艺术世界。ﻫ
    这种别具一格的“萧红体”小说文体风格主要表现在:ﻫﻫ    (1)超常规的文体语言。萧红擅长于以一种极自然的陌生语言去描写她所熟悉的一切。她对语言的超常规运用使小说语言呈现出新鲜自然、稚拙浑朴的美学情趣，形成了独特的“萧红味”。
    文字,是文学作品诉诸读者的审美情感和认知活动的最原初的物质形态。它直接体现着作家的情感心理和作品的艺术风格。在中国现代文坛上,具有不同艺术风格的女作家都呈现出不同的语言特。如冰心的清莹圆润、蕴藉空灵，丁玲的细腻直白、激切酣畅，庐隐的凄丽悱恻、感伤沉郁……,均各呈异彩，各有千秋。而萧红的语言风格和表达方式别具一格，表现为超常规的句法形式及由此而来的新鲜自然、稚拙浑朴的美学意趣，形成了独特的“萧红味”。
久远之河
    在萧红的文学语言中，直率和自然这两种特性是水融、浑然一体的。且看《呼兰河传》第三章第一节中一段写景文字:
    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象鸟上天了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它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蝴蝶随意的飞，一会从墙头上飞来一对黄蝴蝶，一会从墙头上飞走了一个白蝴蝶。它们是从谁家来的,又飞到谁家去?太阳也不知道这个。
ﻫ    这段文字完全以儿童的眼光来描写自然景物,借用了儿童语言的简短朴素的形式特点,率意而言，显得真诚坦率。这种语言没有着意雕琢的痕迹，它宛如白云出岫，风行水上，一派自然。
    萧红的小说语言的新鲜、生疏不但表现为直率、自然,而且那种超常规的文句蕴含着一种稚拙浑朴的美，一种独特而醇厚的情调。赵园《小说十家》中说萧红的文字是“用最简单以至稚拙的方式组织起来、因而显得不规范”。你有时觉得，她所使用的那种语言是经不起转述的：
ﻫ
    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以前住着我的祖父，现在埋着我的祖父。ﻫ
    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了，我还没有长到二十岁,祖父就七八十岁了。祖父一过了八十，祖父就死了。
ﻫ    从前那后花园的主人,而今不见了。老主人死了，小主人逃荒去了。ﻫﻫ    那园里的蝴蝶，蚂蚱，蜻蜓，也许还是年年仍旧，也许现在完全荒凉了。
ﻫ    以上我所写的并没有什么幽美的故事,只因他们充满我幼年的记忆，忘却不了,难以忘却,就记在这里了。
ﻫ    这里，单调而重复使用的句型,复沓回荡的叙述方式，透出儿童的稚拙和朴实，娓娓道来,节奏徐缓，却又内蕴深藏，浑朴醇厚。作家絮絮叨叨地叙述祖父年龄与自己年龄的变化,流露出对祖父的熟稔、热爱。年龄的排列之间,省略了许多具体内容，表现出祖父一生的平常。“主人不见了”,“死了”,“逃荒去了”，稚拙平淡的语言和口气中蓄积着深厚的沧桑感、失落感。“忘却不了”，“难以忘却”。同义反复中流淌着对故园的脉脉深情。透过那些有意的复沓,
作家正以弦外之音告诉我们人世间生生死死的“单调重复”以及难以言状的人生悲凉。萧红的这种语言表达方式形成了独特而鲜明的个人风格，它同一字千钧、惜墨如金的精粹风格，完全是两种不同的境界,但却同样具有审美价值和意义，因为,“在萧红这里,语言经由‘组织’不只产生了‘意义’，而且产生了超乎‘意义’之上的东西。”它拙而有味,情致在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