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怎么被打成反革命和右派的？
作者：暂无
来源：《党史博采·纪实（上）》 2009年第1期
现在人们说起1957年的“整风反右”运动，认为右派们都是相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便傻呼呼地“鸣放”，乱说一气，什么顾忌也没有了，奇谈怪论都出来了，结果自投罗网，撞在了口上。这种情况当然有，尤其是上层民主人士和大学中，这种情况可能更多些。但是许多地方实际情况远非如此。我在“整风鸣放”时没贴过大字报，也没给领导和机关提什么尖锐意见。在后来的反右派运动中，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领导想批斗的几个右派都被揪出批斗了，也没我什么事儿。省委要借调一个写材料的人，领导还把我借到省委，给省委组织部长赵一民写材料。大约两个月后，到反右快结束时，我不在机关，机关和我也没有任何接触，但是突然就在《河北日报"上登出了以我为首的“反党集团”的消息。虽在我意料之中，却仍很气愤。我马上拿着报纸到赵部长，我说我得回去了。他看了看报纸说，材料都在你手里，还得你写总结（农村整风鸣放总结），暂时不能回去。我哪里还有心写总结？草草写了个初稿，便立即回机关了。
一进机关大院，只见满院子都贴满批判右派分子白石的大字报。机关具体领导反右的负责人立即我谈话。
其实早在1 9 5 5年反胡风反革命集团时，我俩就是老对乎了。省委在党口开动员大会，省委领导同志作报告时，先说了全国胡风集团情况，然后话锋一转：“别以为胡风分子都是名作家、大知识分子，都在大城市，我们这里没有。我告诉你们，今天的会场里就有胡风分子。”大家都惊呆了，全场静得很，都想听听谁是胡风分子。报告人看到引起了轰动效果，故意停顿了一下，然后得意地说：“现在还不点他的名，很快你们就会知道的。他在我们这里还当了科长，是胡风分子在河北的代理人。”
万万也想不到，他们所说的胡风分子竟是我！很快就整到了我的头上，看押、批斗、抄家。我觉得莫明其妙，我和胡风分子没有任何接触，怎么运动还没开始，就确定我是胡风分子，而且还成了在河北的代理人呢？我当时十分气愤，觉得领导怎么能这样对待一个人呢？从批斗中才了解到是由于陈淼的原故。我和陈淼是华北联大文学系同学，他那时是丁玲的秘书。他想下去体验生活写作，丁玲说你必须一个合适的人代替你，他推荐了我，而且已经国家人事部同意，就要下调令。他知道我不愿当秘书，写信告诉我不要拒绝，干两年也可以要求下去，就可以专业搞创作了。这封信是我爱人接到后当着几个人的面拆开的，她一边看，一边惊奇地说：“呀！要调白石去北京。”领导知道后，谠这是白石的非组织活动，无论哪里调，也不能走。
正赶上不久开展反胡风反革命集团，说作协党内研究的问题，胡风都知道，曾对陈淼有所怀疑。因为作协内部研究的事他都知道，而且常和所谓的胡风分子有所接触。领导曾怀疑到他，让他写过材料。但他一直也没停止工作。后来反胡风运动形成席卷全国的“运动”。政治运动开展之前，机关领导都会
先行摸底，看看谁应该是重点人。当时团省委除领导外多是解放区来的青年小八路，儿童团时便计算了工龄，大学生极少。胡风集团多是大知识分子尤其是作家文学界人士，机关大学生中学文学喜欢写作的只有我一个，尤其是前不久还有陈淼和我的所谓“非组织活动”问题，所以我就成了怀疑对象。机关派人去中国作协调查陈淼和我的关系，结果陈淼正被怀疑，这更证明了领导的怀疑是“正确”的。反正动员大会上也需要制造个轰动效果，所以我就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成了胡风集团在河北的代理人了。
因为大会上领导并没有点名，我心中没有一点戒备。那时工农干部被充分信任，知识分子、大学生多是出身不好的富家子弟，是不被完全相信的。尤其是在工农干部占主导地位占绝大多数的地方更是如此。我虽不是工农干部，但是自己认为从十几岁在大学参加革命，经受丁敌人监狱、革命战火的考验，团省委刚成立时就有我，机关的老人儿谁不了解我？反革命怎么能和我挂上钩呢？
后来，领导在大会上宣布我的名字后，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起初我还是实事求是地有问必答。但是看到说真话就根本不让你说下去，必须承认他们怀疑的所谓罪行。我看说什么也没用，便不再回答。有时几十人日夜连轴转地批斗，尽管人们高呼口号，喊破了天，我一句话也不说。让我写检查我也不写。几个月后，机关中所有批斗重点，包括历史真有些问题的人都“解放”开始工作了。我想领导心中也知道我没问题了，但还被看押。领导运动的领导多次动员我写检查。我说我不是反革命，关我斗我这么长时间，写什么检查？到底谁错了？他气势汹汹地说：难道还想让领导承认错误吗？你没反革命问题，还会有别的错误吧，随便承认些错误，你的问题就算完了，何必固执呢？我想明明是你们搞错了，
还一定让我承认错误，所以赌气就是不写。后来各单位运动都结束了，领导才无可奈何地说：你“暂时”回去工作吧。当时我不知道陈淼有没有问题，交待了什么，如果真有问题，我受怀疑那就有口难言了。所以也不好领导追问，只好糊里糊涂地“暂时”回去工作，很快我从报上看到陈淼发表了文章。还注明他是鞍钢一个炼钢厂的党委副书记，我心里有底了，他没任何问题，领导扣到我头上的罪名，也就没有任何根据了。运动中抄家从我笔记本到的那些所谓思想问题文艺理论间题，我自信根本不是问题。同时我也知道了针对“”运动说了“在什么范围内搞错的在什么范围内纠正”，我领导说我的问题还是“暂时”回部工作？应该作出结论。领导说我说过“暂时”回部工作了吗？根本不认账。
在我多次要求下，领导才出了几个结论，我都不同意，不签字。最后在人们劝说下，我才同意了不说审查的原因，只说经审查没有任何问题的结论。中那样和领导对立，就是不写检查；作结论时又多次不同意，在领导的印象里我是个什么形象可想而知了。反右运动一来，预先摸底时，我当然是逃不掉的。又加我的问题虽然作了结论，但是又不是按中央要求的在一定范围内公布，这又给我留下了祸根．
1957年“整风鸣放”时，号召大家给领导提意见，各部室党组长汇报时我参加了，各部室不少人对我这件事不满。都说“”时把白石整那么厉害，关那么长时间，到底为什么？领导一直也没个说法。按当时规定，最后领导对众提的意见是必须公开回答的，领导感到很被动。但形势发展得很快，来了个180度的转变，从“和风细雨”的“整风”变成“狂风暴雨”的“反右”了。领导有话说了：“前些日子各部室都为白石鸣不平，这能是偶然的吗？没有人煽动串通能是这样子吗？”具体主持“反右”的还是主持“”的那
个人，我知道这样说暗指这背后煽动串通的就是我。虽然反右几个月后还没动我，但是把平时和我关系较好又替我鸣不平的几个爱好文艺的都打成右派了，其中也包括我妻子，最后的目标指向谁已经很清楚了。所以前边说我从省委工作组回到机关，那个领导和我一谈话，我就知道早晚会有这一场。
为什么反右那么长时间没动我呢？因为鸣放中我没提什么尖锐意见，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几句应付的话。因此，反右开始后，他们抓不住什么把柄，又知道我的个性，一般凭恐吓、批斗他们是搞不出什么口供的。所以便想在别人嘴里凭恶批强攻，让他们把我“咬”出来，然后整我的材料。但是我在机关没有事，让那几个人承认是受我指使，那怎么可能呢？所以久攻也搞不出口供来。趁省委借人之机，领导把我调离了机关。那几个人看我不在机关，便认为我也被关起来了，终于有两个人承认受我指使为我鸣不平，还编造了我们串联过，而且要夺取青年报社领导权。尽管两个人过后又推翻，其中有个人还两次想自杀，但领导认为有两个人的口供便可定案，立即向省委汇报发现一个企图篡夺领导权的反党集团。省委批准并且见报后，这才对我下手。见报是在1957年10月，批斗了我几个月，在机关看押，直到半年后，1958年3月5日送我去劳教，但上级开除我党藉却是我劳教一个半月以后的事。另外说我篡夺领导权，想当《河北青年报》副总编，也是不合情理的。这是根据那两个人（登报时只有两个人承认受我指使）的口供说的。那两个人根本不了解实际情况。在鸣放以前很久，领导已和我谈话，提我当宣传部副部长，并已报省委。当时干部冻结，没马上批，但领导已让我到副部长屋里办公。团省委1979年复查结论中也承认这一点。结论中说“原定组织小集团篡夺青年报领导权问题依据不足。唯一的根据就是xxx、…
…三人的交待材料。从调查和他们的申诉材料看。由于他们屈服于当时运动的压力，加之诱供，各自编造了假材料。交待又推翻，推翻又交待，这些材料相互矛盾。同时反右运动中白石未在机关，……直到报上登了反党小集团消息后，白才被调回。从当时情况看，团省委准备提白石为宣传部副部长（已按副部长使用），副部长职务较河北青年报副总编职务并不低下，不存在什么‘反党方案’。”这些情况机关领导比谁都清楚，但硬是逼供诱供，制造这个反党集团。
他还认不认得我 我回单位后，主持反右的领导带着胜利的讥讽，说你有八个嘴这案也翻不了的开场白以后，对我还算客气：“领导知道你有文化、有能力，是机关的工作骨干，只是脾气太固执了。事情已经很清楚，你想翻案是没可能了，领导还是尽量挽救你．现在摆在你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是从宽的道路。只要你承认个错误，处理会很轻很轻，咱们还继续在一起工作：另一条是从严的道路。你还像以前那样固执，不承认任何错误，处理会很重很重，重到你根本想像不到的程度。现在不要求你回答，给你一两天时间，认真考虑考虑，这可是涉及终身的大事，希望你为自己的前途为你的家庭认真考虑，以后再回答。”
我马上诡“不用考虑了，我选择从严的道路。”我为什么这样强硬，不知道这样做的危险吗？我当然知道。但是我觉得机关这种做法太无理太霸道了。对我连问也不问，我毫不知情，只凭逼出的口供就定案见报，我怎么能容忍这种事情呢！
他听到我这种回答，十分惊讶。他根本没想到这么快我就直截了当地说选择从严的道路，马上说“你怎么能这样呢？难道你不相信我说话是真诚的？”
“相信！我这话也是真诚的。”我开始就这样对抗，从严处理是免不掉的。但是当时我正如他说的那样，真没有想到严到几十年过着劳改和暗无天日的日子。我想顶多把我开除，我到农村去种地。觉得这是机关借机整人，在这里已没理可讲，离开这里我就可以到说理的地方。
我完全想错了，可谁会想到成了“阶级敌人”，会被劳改、专政二十多年！不过我绝不后悔当时采取的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如果时光倒流，遇上这种情况，我还会采取当时那种态度。因为我知道，只要瞎说，就不仅害己，而且必然要害人。我认为一个人，尤其是作为有较高文化的知识分子和党政干部，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不能泯灭良知，歪曲事实。虽然我没想到这个问题的解决会拖这么长，但我始终相信我们党内有那么多有识之士，不能长期是非颠倒、黑白不分。时代也会前进，这些问题终究会得到解决的。
应该感谢改革开放，我终于等到解决的这一天了。■
（作者系河北省委原常委、秘书长）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