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唐代舞蹈空前繁荣的原因　
在古老的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上，唐代是一个空前繁荣强盛的时代。国家的统一，政权的巩固，军事和经济实力的强大，蔚成了灿烂辉煌的中国封建文化的高峰。一代文学之代表唐诗自不必说，音乐、舞蹈、绘画、书法、雕刻等各种艺术门类也齐头并进，各领风骚，汇成了绚丽多姿的艺术百花园。舞蹈这一古老的艺术，宛如百花园中一丛盛开的奇葩，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它带着青春的朝气，蓬勃的生机，以崭新的姿态焕发出璀璨夺目的光彩，在中国舞蹈史上写下了极其辉煌的篇章。　
舞蹈至唐代臻于极盛不是偶然的，除了时代提供的条件外，还有其独特的原因。　
（一）源远流长的古代舞蹈　
舞蹈，是人类最早具有的艺术活动和艺术形态，是先于其他艺术而发生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它被人称为“艺术之母”。舞蹈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远古时期，初民部落便产生了作为图腾崇拜仪式和巫术仪式的舞蹈；先秦典籍《吕氏春秋・仲夏记・古乐》中已有“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这一关于舞蹈比较完备的记载。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漫长的人类历史进程中，舞蹈逐渐从与音乐、诗歌等其他文学艺术形式的相互依附中独立出来，形成自具特并有着优良传统的艺术门类。只是因为“乐”在中国古代的含义不仅仅指音乐，而是包括舞蹈在内的一种活动，又加上“载歌载舞”是中国舞蹈的基本形式，所以“乐舞”二字常常联称。由于本书着重讨论的是舞蹈与唐诗的关系，所以在使用“乐舞”一
词时多偏指舞蹈而言。　
从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以后，伴随着奴隶制度的诞生，出现了以表演歌舞为生的职业歌舞艺人，这就是史籍中所说的“女乐”，实际上就是表演乐舞的女奴。相传夏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夏桀蓄养在宫中供他寻欢作乐的女乐，竟达三万人之多。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宫廷中也都备有大量女乐，如齐景公一次送给鲁国的女乐就有八十人。此时，不仅有职业歌舞艺人，还有训练舞女的专业舞师，因此舞蹈的技艺也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屈原《招魂》是为招客死秦国的楚怀王之魂而作，其中写到了宫中女乐，辞中说：　
肴羞未通，女乐罗些。陈钟按鼓，造新歌些。涉江采菱，发扬荷些。美人既醉，朱颜酡些。娭光眇视，目曾波些。被文服纤，丽而不奇些。长发曼鬋，艳陆离些。二八齐容，起郑舞些。
其始兴也，若俯若仰，若来若往。雍容惆怅，不可为象。其少进也，若翔若行，若竦若倾。兀动赴度，指顾应声。罗衣从风，长袖交横。骆驿飞散，飒擖合并。鹄惊。绰约闲靡，机迅体轻。　
作者表现的是女子独舞的情景。舞蹈开始的时候，只见她“若俯若仰”，腰身是那样灵活柔软；“若来若往”，脚步是那样轻盈飘忽；“雍容惆怅”，意态是那样从容娴雅。接下来，或行或止，或动或静，舞姿随感情而变化。时而像燕子伏巢而居，时而又像鸟儿疾飞高天。轻柔的罗衣随风飘拂，缭绕的长袖左右甩动。一顾一盼，举手投足，莫不应节合度，其精妙婉丽难以用语言形容。　
正是这一类舞蹈奠定了中国古代舞蹈的一大特征，成语“长袖善舞”即由此而来。经过历代舞蹈家的继承与发展，舞袖的动作愈来愈丰富。宋代郭茂倩编撰的《乐府诗集》中记载的舞袖动作就有几十种，其中包括垂、拂、挥、带、曳、振、翻、举、回、掩、奋、舒、扬、飘等。其深远的影响一直渗透到现代中国的舞蹈和戏曲。　
这一时期舞蹈的另一发展是涌现了一批著称于世的杰出的舞蹈家，西汉杰出乐舞艺人李延年的妹妹即是其中之一。一次，延年在武帝面前起舞作歌称赞她：“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武帝惊叹说：“世上难道有这样的人吗？”遂召她入宫。谁知她不只有倾国倾城之貌，还擅长乐舞，于是进为夫人，深得武帝宠幸。汉代后妃中善舞的，还有汉高祖宠姬戚夫人，汉成帝后赵飞燕等。《西京杂记》载戚夫人“善为翘袖折腰之舞”，从见于河南南阳的汉画像可知，这是一种难度很高的舞蹈，舞者须向旁折腰九十度，然后两臂平展，两袖翘飞，与上身平行。赵飞燕，本是阳阿公主家的婢女，因精习歌舞，体轻如燕，故号为飞燕。成帝召她入宫，封为婕好，后又立为皇后，专宠后宫。相传宫中有太液池，池中有洲，洲上筑榭高四十尺，飞燕舞于其上。适遇大风，似欲飞去。成帝又专造水晶盘，令官人以手托之供飞燕行舞其上，故称为掌上舞。这是舞蹈史上人们津津乐道的一段佳话，“掌上舞”因之成为关于舞蹈最著名的典故之一。从中也可以看出汉代舞蹈所达到的水平。　
祓禊谣曹魏统治集团成立了乐舞的管理机构，名为“清商署”，以表演清商乐舞为主。关于清商乐的来源，一般
有两种解释。一说源于古代的“商歌”；一说出于汉乐府中相和大曲的“清商三调”。所谓“清商三调”，指相和大曲中的平调、清调和瑟调，其中清调以商音为主，因此以清商来代表三调。曹操父子都酷爱清商乐，曹操不仅生前沉迷于清商乐舞，常常倡优在旁，夜以继日，在遗诏中还令他的姬妾和歌舞艺人居铜雀台“每月旦、十五日，自朝至午”，望他所葬的西陵歌舞。此后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清商乐舞，从而保证了作为“华夏正声”的汉民族传统乐舞文化，在经历各民族文化的不断交流、碰撞之后，仍然得以延续下去。　
魏晋南北朝是乐舞的变革时期。一方面，由于东晋政权南移，促进了江南民间乐舞的发展，使得乐舞在原有“中南旧曲”的基础上，又添“吴歌”、“西曲”等江南“新声”。另一方面，鲜卑族拓跋氏在北方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带有浓郁民族风格的西北少数民族乐舞陆续传入中原，并在上层社会当中迅速普及开来，“胡乐”、“胡舞”风靡一时。如《陈书・章昭达传》记载章昭达“每宴会，必盛设女伎杂乐，备尽羌
胡之声，音律姿态并一时之妙”。胡地乐舞的传入，不仅使乐舞形式更为丰富多彩，而且对此后舞蹈的总体风貌发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一时期的著名舞蹈，如《白纻舞》、《大垂手》、《小垂手》、《前溪舞》等，一直到唐代仍盛久不衰。　
正是植根于这样一块有着悠久历史和深厚传统的沃土，唐代舞蹈才能够绽开绚丽夺目之花，结出丰硕甘美之果。　
（二）空前活跃的中外乐舞交流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自古以来，各民族之间就有着频繁的文化交流，乐舞的交流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并常常起着为其它交流导夫先路的作用。　
早在周朝，宫廷里就演出了“四夷”的乐舞，“四夷”指的是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也就是华夏族以外的各少数民族。《周礼・春官》记载：“旄人掌教舞散乐，舞夷乐。”旄人，即周王室的乐官，说明少数民族的乐舞已陆续进入中原。战国时期，燕昭王即位的第二年（公元前３１０年），就有“广延国来献善舞者二人，一名旋娟，一名提嫫”，“二人皆舞容冶妖，丽靡于鸾翔，而歌声轻扬”（《拾遗记》）。西汉开拓的丝绸之路，既是中国丝绸运往西方的陆路通道，也是贸易往来之路，同时还是中外乐舞交流之路。张骞出使西域时，带回来的除了物产之外，还有名为《摩诃・兜勒》的乐舞，成为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的前奏。从此不仅西域乐舞源源不断地流向中原，中原乐舞也传到西域以及中亚、印度，对中国和亚洲各国乐舞的发展都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　
丝绸之路上的这一乐舞交流活动，延续了将近十个世纪，到唐代达到极盛。此时交流的规模之大，渠道之广，影响之深，都远非昔日可比。　
唐开国之初便承袭隋制，在隋《九部乐》的基础上，增制《燕乐》，为《十部乐》。即《燕乐》、《清乐》、《西凉乐》、《天竺乐》、《高丽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康国乐》、
《高昌乐》。十部乐中，除《燕乐》是贞观年间所创制，《清乐》是汉魏六朝传统乐舞，其余几部从名称上亦可知均为边疆少数民族或域外乐舞。所以，《十部乐》本身就是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的产物。　
唐代还有不少异域国家前来献舞。如玄宗开元、天宝年间，便有西域康、米、史、俱密诸国屡献胡旋女。德宗贞元十六年（８００年），南诏国献当地民族歌舞“夷中歌舞”到成都，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组织乐舞艺人，用中原字舞形式编制成《南诏奉圣乐》入贡长安，德宗亲往麟德殿观看。此后两年，缅甸骠国王又辗转通过韦皋，献《骠国乐》入长安。此舞表演者文身绣面，玉螺铜鼓，舞姿别具一格，一派南亚风采。白居易《骠国乐》记载道：“玉螺一吹椎髻耸，铜鼓一击文身踊。珠缨炫转星宿摇，花鬘斗薮龙蛇动。”这两次献舞，都在京城引起了轰动。　
此时不仅官方的文化交流远不限于西域一隅，通过民间传入唐朝的域外艺术也涉及了东亚和南亚的许多国家。当时侨居或流寓长安的大量各类外国人士中，就有不少乐工和舞人。如善胡舞的安国人安辔新、安叱奴，琵琶师曹保、曹善才一家，号称“琵琶第一手”的康国人康昆仑，歌手米国人米嘉荣、米和父子等，他们都以精湛的技艺见重于当时。安叱奴还邀得唐高祖盛宠，封为五品官散骑侍郎，激起朝臣不满，由此引出一场朝廷上的风波。此外还有一些不知名的民间艺人，如见载于唐代诗文的石国、史国舞人等。他们别开生面的表演，带给唐人十分新鲜的感受，每每使观者如醉如痴。　
这些带有异族和异国情调的乐舞，就像一阵强劲的旋风席卷中原大地，开元、天宝时期的长安和洛阳尤
其盛极一时。上自皇帝百官，下至工商黎民，莫不受到它的熏染，其影响之大，波及之广，其他文化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