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顶一万句》杨百顺人物分析
摘要：《一句顶一万句》是一部“热闹”的小说。书中人物众多，关系复杂琐碎。每天遇见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说着不同的话。可是，即使生活是热闹的，却碰不到一个可以真正交心的人，心永远是孤独的。文中主人公杨百顺就是这样一个孤独的人，他的生活充满着变数，却无可奈何，他只能在这孤独中不断寻，只为到一个说得上话的人，只为说这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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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孤独 “说的上” 改名换姓
刘震云的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以底层劳动人民的生存体验为素材，通过上部《出延津记》和下部《回延津记》两个部分来描写了一个家族穿越百年的历史变迁，表达了底层人民独特的孤独体验。故事看起来离我们很遥远，可是当读完它时，心却被深深敲打。这看似只是旧时候底层劳动人民的精神生活，却真实的折射出了现代人荒凉贫瘠的内心世界。这种内心的荒凉和贫瘠并不是知识或者物质所能填补的，它需要的是能够互相真心相待、坦诚倾诉的心灵伴侣，正如鲁迅赠给瞿秋白同志所言：“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同怀视之”。伏明霞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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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顶一万句》中《出延津记》部分的主人公杨百顺出生在一个卖豆腐的家庭，河南延津人，家境窘迫。杨百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如按照法国著名符号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朱莉娅•克里斯蒂瓦在她的《恐怖的权力──论卑贱》中指出：“卑贱物赖以生存的那个人是个被抛弃者，他（自我）置放，（自我）分离，（自我）定位，因此说他在流浪。”①那么文中的杨百顺则是身体兼精神上的流浪者，是一个悲剧型人物。他是《一句顶一万句》中最具孤独代表性的人物。
（一）只为寻一位“说的上”的人——杨百顺孤独的原因分析
杨百顺的一生可以说一直在流浪，从杨家庄做豆腐、曾家庄杀猪、蒋家庄挑水，再到县政府种菜，后与吴香香结婚卖馒头，他从没有一个的居所，颠沛流离。尽管他名为杨百顺，却事事不顺。在家中与父亲有隙，与兄弟有隔，后与师傅因为物质上老曾的续弦过分地看重物质利益,在分配报酬上相互计较产生了隔膜。杨百顺认识到,靠伦理道德规范建立的人际关系并非牢固可靠。不久,杨百顺出于对稳定生活的渴望与吴香香结婚,并改名为吴摩西。但是他们的婚姻生活并没有达到杨百顺的期望。最后,吴香香干脆和邻居老高一起私奔。《一句顶一万句》的“出延津记”部分从根本上颠覆了父子、师徒、夫妻、兄弟传统伦理关系。
究其原因首先是因为内心孤独的杨百顺总是不到一个可以说的上真心话的交心人，觉得哪里都不适合自己，于是他在孤独中寻觅，在寻觅中变得更加孤独。 “士为知己者死”，中国过去文化包括着一种对知己的渴求，为求一知己而寻遍千山万水，忍受着心灵的疲惫和生命的悲观，只由于内心那种全然的孤独，只为寻得一个“能说得上话的人”。缺乏能“能说得上话的人”，那种全然的孤独便会在内心深处打下深刻的烙印。走远路的艰苦，苦苦寻觅，只是为了一个人，为了一句话，这种寻是孤独的，却并且是炙热的。寻知己而不行得，但咱们照样踽踽前行在寻的道路上。 孤独既然是一种主观个人体验，可是与中国过去文化中对知己的渴求并且是密不行分的。在作品中，“孤独——寻——寻不得——孤独”似乎成了一种不行改变的轮回，为了“说话”，杨百顺不停地漂泊寻，蓦然回首，那人却不在灯火阑珊处，于是又陷入了孤独的深渊。他们不停寻，想要跳出这个轮回，到一个“能说得上话的人”，最后却总也逃但是宿命的力量。“孤独”是引发寻“说话”的理由，而“说不上话”又唤醒了内心的孤独，主人公一生的漂泊全是在这个怪圈之中，拼命奔跑，却总也摆脱不掉。中国过去文化中对知己的渴求是使得他们不停寻的根由，在寻的整个过程中他们品味着人生的孤独。
其次在于杨百顺精神上的匮乏。物质和精神是人类可以生存的两个基本条件允许，二者缺
一不行。相比物质而言，人的生存更必要的是一种精神上的满足和愉悦，这种满足和愉悦的获得必要与人进行精神上的沟通与交流，必要“能说得上话的人”的“一句话”。“说话”本身并不十分主要，它只是最普通最平常的咱们每天都在进行的行为，十分主要的是与谁“说话”，“说话”的对象是不是“说得着”的人。杨百顺喜欢“喊丧”却无法得到父亲的认同；他缺少小市民的世俗、市侩和狡黠，他内心有着对坦诚、真实的不懈追求，他把结识的朋友都视做知己，可是他把别人当朋友，别人压根不把他当回事，他时常受到奚落、耍弄，甚至背弃；唯一能“说得着”的巧玲在新乡被人拐骗，等等。这一系列无情的变迁使杨百顺失去了精神上满足和愉悦的寄托，就造成了杨百顺精神的匮乏。这种精神的匮乏与他内心孤独感的形成有着不行分割的联系。
这种精神匮乏形成原因还在于杨百顺缺乏自己生存的目的性。数千年来，人们不停在探寻生存的目的是怎么样的，生活的意义安在。生命是一种整个过程，活着是一种存在，虽然不该太过执着于生存的目的，可是心中对生存依然是应有一份追求。假设生存缺乏了目的，那么每天的生活便是一种枯燥的重复，心中便会产生无边无际的空虚感，便会陷入孤独的深渊。 无法否认，孤独与生存的无目的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生存缺乏目的，终日无所事事，孤独便会在心田开花结果。杨百顺在几年时间内从事过多种行业，他的名字也
伴随着职业的改变从杨百顺到杨摩西，到吴摩西，再到罗长礼；他不知道自己到底应该做什么，归宿在哪里，就像他无法理解詹牧师劝导人们信教的时候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信了神你就知道你是谁，从哪来，到哪去”。他千里的漂泊缺乏目的，缺乏一个非要达到的目标，他只是一片随风飘荡的孤叶罢了。就一般意义而言，杨百顺人生是失败的，他的生存缺乏明确的目的，他的人生因并无实际目的的漂泊而改变，由于生存的无目的性，他的寻充任了他内心的孤独滋生的土壤。
在杨百顺心里说得上话就能解除孤独感，可是“说话”实际上是十分困难的，这其中具有两层含义。一是人和人沟通的困难，知心话难说，知心朋友难，这是人的孤独的处境。“说话”困难的另一层含义则是“解说的困境”，当我们试图解说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其实是很难说清楚的。一句话顶着一万句话，为了讲清这一句话，你必须用另一句话解释这一句话，而这一句话又需要解释，以此类推，以至于无穷，最终，人的言说只能是一腔废话。刘震云在这部小说的叙述中，枝杈蔓生，一件事能扯出十件事，一个人物后面又套着几个人物的这种文体形态，正是言说困境的体现。世界的繁复和不可穷尽，不是语言能够说清楚的。然而，人类又有着强烈的言说世界的欲望，我们固执地相信肯定有一句可以揭示世界真相的“话”的存在，于是，寻几乎是人的与生俱来的本能。“出延津记”的杨百顺—杨摩
西—吴摩西要寻的是这一句话，“回延津记”的牛爱国要寻的也是这一句话，但最终，还得——在路上，这是人类命定的渊薮。杨百顺—杨摩西—吴摩西—罗长礼的名字的变迁，也象征性地预示了人类寻的无望，最终只能给自己“喊丧”来结束这孤独的命运。
（二）“生存”与“伦理”孰轻孰重的辨析——杨百顺三次改名原因分析
《一句顶一万句中》有个非常值得人探究的细节——杨百顺经历了三次“改名换姓”，即杨百顺→杨摩西→吴摩西→罗长礼。熟知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人都知道，姓名对于一个人是何等重要，尤其是“姓氏”，据文献记载，我们祖先最初使用姓氏的目的是为了“别婚姻”、“明世系”、“别种族”，后来逐渐成为一个家族或一种身份的标识，姓名不仅代表自己，还代表背后依托的家族，所以姓名不可轻易改变，除非像帝王赐名、避国讳君讳改姓名、养子改名换姓等这些特殊情况，俗话说“大丈夫，行不改名，坐不改姓”，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这也符合人们逐渐建立起来的社会伦理。可是小说中，主人公三次“更名换姓”，把自己名字改得面目全非，作为谙熟传统文化的作家来说，对于这样一个细节为何要这样的处理是值得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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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百顺”改为“杨摩西”。我们来说说这第一次改名的缘由。杨百顺在蒋家染坊以挑水为生，
一次偶然事故，把掌柜的猴子放跑了，为活命逃跑了，在这之前他早已和父亲闹翻，不能回家，逃亡路上正好碰到传教的老詹，此时杨百顺身无分文，一无所有，为了能挣五十钱买十个烧饼填饱肚皮，他宁愿背老詹回县城。为了能够生存下去，他认传教士老詹为师，于是老詹把杨百顺改名为杨摩西。小说还写到他对“改名”的态度：“没觉得‘杨摩西’这个名字好听，但改了名字，或许就有了事由；着事由就叫杨摩西，不着事由，自己再把名字改回来。”从这个细节发现，杨百顺同意改名，是为了有个“事由”做，工作成为是否改名的条件，工作意味着吃饭，这是他最基本的生理需要，同时，在县城有份活计，就摆脱了被蒋掌柜围堵的危险，从而获得了安全的生活，这体现出他的安全需要，正是基于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的考虑，才迫使杨百顺把名字改为了杨摩西。
“杨摩西”改为“吴摩西”。小说第十一章里杨摩西生活还算稳定，在县府给县长种菜，但他为什么连自己的姓氏都改了呢？这要从文本细节说起，老崔给杨摩西介绍婚事，女方是开馒头铺的年轻寡妇吴香香，老崔说：“不是你娶她，而是她娶你，算是入赘”“既然入赘，就得改姓，你不能姓杨，得姓吴。”作为堂堂男子汉，为了结婚，还要改姓，杨摩西应该断然拒绝，可他没有，当他听说这婚事后，立刻想起了吴香香的模样“五短身材，小眼小嘴，疙瘩鼻，眉心有一粒红痣”还说：“她皮肤白，倒又透出另一种姿......红痣长在白脸上，就是一
颗小樱桃。”这些描写都暗含他对吴香香有好感，渴望得到这份爱情。“叔，等事儿成了，侄子少不了还得登门孝敬您”这句话也佐证了他渴望这份爱情。另外，他与父亲闹翻，四处流浪，虽然眼下在县府种菜，前不久一次莽撞，惹怒了县长，饭碗已经岌岌可危，极有可能再过以前流浪乞讨生活，这时他暗想：“趁此成家，也是个退路。到街上挑水，仍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嫁了吴香香，倒有个现成的馒头铺接着他，也就不用再到街上挑水了。”他这样想法正是想摆脱颠沛流离的生活，个安身立命的地方，通过嫁给吴香香，组建家庭，到家的归属。所以杨摩西基于归属和相爱的需要，同意嫁给吴香香，改了姓，叫吴摩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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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摩西”改为“罗长礼”。 杨百顺少年时期就喜欢甚至迷恋听罗长礼“喊丧”，“喊丧”是乡土中国葬礼仪式上独特声调和仪式，所以“喊丧”的罗长礼在少年杨百顺眼里就是“偶像”。“喊丧”的人，首先嗓门大，具有震撼力；其次在过程中，所有人都要听从“喊丧”人的指挥，无形之中衬托出“喊丧”人的威严和独特价值。小说这一细节，对杨百顺一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他因为听罗长礼“喊丧”丢了一只羊，被他爹赶出家门，自此开始了流浪生活，他一直想成为一个“喊丧”的人，但事与愿违，他一生做过的无数职业都与“喊丧”无关，从做豆腐起，到杀猪，到染布，到信主和破竹子，到沿街挑水，到县府种菜，再到卖馒头……都未
能成就自己“喊丧”的夙愿，在这里看出“喊丧” 不仅是少年杨百顺最重要的生活经验，也逐渐成为他生活的理想，精神的寄托。小说上部“出延津记”结尾时，路人问他叫什么名字，他想来想去，自己原来叫杨百顺，后来改叫杨摩西，再后来改叫吴摩西，“但细想起来，吴摩西从杨家庄走到现在，和罗长礼关系最大”他回答说：“大哥，我没有杀过人，你就叫我罗长礼吧。”杨百顺变来变去，最后竟成为“罗长礼”，在精神层面上成为了“喊丧”的人。杨百顺最后准备离开延津，到陌生的地方重新生活，他把自己名字改为罗长礼，这是一种与先前生活决裂的姿态，这是在告别过去，来重新认识自己，寻被遗忘的尊严和价值，我们不知道他的精神追求会不会实现，但是他把身份标识的姓名改为“喊丧”的“罗长礼”，说明他渴望尊严生活，争取自我追求实现的尝试和努力。
在中国传统里，一个人的姓，在血缘的基础上代表着家族谱系和伦理规范，是不可改变的，可是文中在杨摩西考虑是否要嫁给吴香香的时候写道：“当然改姓和改名又有不同，改名只是改自个儿的称呼，改姓连祖宗都丢了；但杨摩西自生下以来，没感到祖宗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倒尽添些麻烦，最大的麻烦是，改了尽添麻烦的它，反叫天下人耻笑。”这段话让我们看到，主人公对于代表了“祖宗”的姓氏是漠视和不屑的。，杨百顺为了生存需要，却把血缘上伦理的不可改变给否定和颠覆了。这是个人对社会的反叛，是自我主体意
识的“突围”和张扬，小说从民间化个人化叙事视角，透视了底层人们的命运，讲述了这一特殊体的生存哲学，那就是当个体生存面临着来自社会的压力时，像杨百顺这样的普通人毅然选择 “活着”，相形之下，冠冕堂皇的伦理道德和社会规范，在个体“生存需要”面前就显得苍白无力，毫无意义了，这里即把“个体、生存及欲望”的价值和地位凸显了出来，同时也表明底层人们为生存而付出的代价。杨百顺三次“改名换姓”，是走投无路不得已而为之的艰难选择，作家运用轻松诙谐的艺术笔调讲述了这一举动，从侧面看出普通人为了活着而付出的代价和阵痛，揭示了底层人们艰难的处境，毕竟像杨百顺这样大逆不道“异类”“逆子”是极少的，大部分人是挣脱不了社会伦理的束缚。而像杨百顺这样的底层人，为了最起码的生存权利，在“社会伦理”与“个体存在”的艰难博弈中，最终选择了生存，这就是小说对于普通人生存问题的追问和体认，作者从人性的、个体生存的角度，还原了一个真实的人应该具有的生命特征和价值诉求，昭示出人的生存是第一位的，社会伦理的建构要建立在生存需要得到满足的基础上，否则社会伦理就会遭到无情的颠覆和反叛，“生存”和“伦理”孰轻孰重，在这里小说进行了回答，流露出人道主义与存在主义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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