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章颖,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从宏大叙事到小叙事
———从《江南三部曲》看格非小说风格的演变
○章颖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
610025)
[摘要]格非凭借《江南三部曲》于2015年摘下茅盾文学奖的桂冠。该书可以看
作是格非小说创作的转型之作。作者一方面通过非史诗性写作,拆解了宏大叙事的目的性与对英雄人物的塑造;另一方面也凭借对文本主题的翻转,解构了宏大叙事当中与意识形态相关的部分叙事。在宏大叙事解构之后,作者以人的欲望重新串联文本,突出了对个人命运的书写,将读者引向对个体生
存空间的思考,达成了一次小叙事的凯旋。《江南三部曲》既可以看作格非小说叙事的革新,也能从中窥探茅盾文学奖评奖风格的转变。
[关键词]格非;《江南三部曲》;小说风格;宏大叙事;小叙事
文学评论
Wen xue ping lun
品位·经典
从《人面桃花》到《山河入梦》再到《春尽江南》,格非用接近十年的时间,为读者描绘了一幅二十世纪百年历史中一个古老民族蜕变的画卷。2004年,《人面桃花》面世,一经出版就在批评界引发热议。此后格非接连创作了《山河入梦》和《春尽江南》,由这三部作品组成的多卷本长篇小说《江南三部曲》也于2015年摘下茅盾文学奖的桂冠。格非颇具匠心地在这部小说中完成了他的文学试验,即通过对叙事形式和方法的革新,打破了传统小说对一元中心式的宏大叙事的追求,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小说风格。这种风格的创新之处在于:去除了先锋小说晦涩难懂的内容,保留了其对文体创新的先锋性,以现实主义的写作方式创作了一篇极具后现代风格的长篇小说。
一、《江南三部曲》的反“史诗性”写作《江南三部曲》中对宏大叙事的解构体现在几个方面:从内容
上说,格非的反“史诗性”长篇小说写作本身就可以看作小说叙事的一次创新,在具体作品内部通过对主题的戏谑和反讽,也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传统小说对一元式、确定式主题的追寻。从形式上说,大量的体裁拼贴,造成了文本内部“犯框”,强烈的不真实感打破了文本内部的平衡和读者体验。由此,格非实现了解构宏大叙事的目标,即利奥塔提出的对一元确定式的人类集体思维的否定。文学文本中的宏大叙事更多“是指以其宏大的建制表现宏大的历史、现实内容,由此给定历史与现实存在的形式和内在意义,是一种追求
完整性和目的性的现代性叙述方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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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三部曲》的反“史诗性”体现在它强调故事的偶然,小说情节依靠偶然性事件向前推进。而这与“史诗性”小说中要表现出揭示“历史本质”的目标,在结构上的宏阔时空跨度与规模,重大历史事实对艺术虚构的加入,以及英雄形象的创造和英雄主义的基调[2]截然相反。除了小说情节在故事的偶然当中向前推进之外,作者无意塑造英雄人物也是《江南三部曲》反“史诗性”写作的体现。史诗一开始就被称作英雄史诗,因此英雄人物是史诗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人物。出于意识形态的要求,1949年之后的文艺理论路线中格外强调对英雄人物的塑造。这种现象在新历史小说中开始得到改变。《江南三部
摇头玩 许嵩曲》近百万字的篇幅中没有一个英雄人物出场,每一个人物都受到欲望和好奇心的支配,脱离了高大全的人物塑造之后,作品中出场的人物性格中都有缺点和不足。
宏大叙事的写作模式通过对重大历史事实的描写和对历史节点的反映,确实有助于表现国家民族宏大的历史场景,也有利于塑造英雄人物形象。但问题在于,在宏大叙事之下个体的生存空间只能被无限挤压,个人命运被忽视似乎也成为必然,当无限地将所有个人体验简单化地压缩为历史必然的同时,叙事会变得过分生硬,同时也会充满各种政治口号和政治观念。
《江南三部曲》并不是一部史诗,而是一部寓言。个体在时代中的疼痛是近代中国的问题症结。从陆秀米到谭功达再到谭端午,格非虽然舍弃了史诗式的写作。但他笔下的三个主人公依然切中了百年中国的苦痛和挣扎,甚至在《春尽江南》中出现的小孩谭良若,都在隐隐约约地指向未来将面临的问题与困境。
二、主题的反讽与戏谑
宏大叙事的非合法化在《江南三部曲》中是通过对主题的反讽得以实现的。在三部曲中每一部作品看似都有一个独立完整的主题,然而这个主题在行文过程中以及最后的结尾设置上都已经被作者解构。通常意义上的宏大叙事具有一贯的主题叙事,而这样的叙事又和意识形态紧密联系在一起。《江南三部曲》显然无意于此,《人面桃花》中一批革命者为了实现大同社会而进行社会革命,书中表现的并
不是英雄式的革命人物,而是对革命合法性的质疑和革命者革命目的的戏谑和怀疑。《山河入梦》里所有人都陷入一个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美梦当中,但这样的美梦也笼罩着一种哀伤的气息,书中的每一个人都劫数难逃。到了最后一部《春尽江南》中,看似是改革开放之后商品社会的不断发展,物质需要已经得到极大的满足,但随之出现的种种社会乱象以及人物的自我放逐和精神崩溃却让人措手不及。
藤间斋八代未婚妻
《江南三部曲》的事实主题都是通过对乌托邦幻想的主题之悖反来达成的。在这样一个时代,人们依然受困于诸多问题中,活在现时的人们并没有比过去更加幸福,反而是在虚浮当中更多的人从现实走向绝望。当革命变成一个笑话,而所谓的理想蓝图、社会发展都变成虚妄的时候,书中宏大叙事的合法性已经不攻自破。
三、文本的多体裁拼贴
与其他小说区别更明显的是,格非致力于在形式上对小说文本进行创新。早在《敌人》这部小说当中,格非使用了大量抽象的插图进行拼贴。《江南三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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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了格非对文本形式的创新。2004年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人面桃花》当中,同样使用大量的
插图。除此之外,在文本内部,格非也做出新的尝试。三部曲中很明显都有不同文本体裁的拼贴,作为一本现代白话小说,《人面桃花》中多次出现古文,数十次的在小说当中穿插未来的介绍性的文字。这种跨体裁的拼贴在《山河入梦》中更加明显,书中将某些段落进行无意义地标黑加粗,甚至反复出现数学公式、古诗词、民歌和信件。在《春尽江南》中,形式创新有所减少,但是依然混合着诸如“QQ体”“诗歌”等不同体裁。
在正常的小说中,偶尔出现文体的混杂是很正常的。现代印刷业出现之后,出版商为了提高小说的趣味性,甚至会刻意添加插图等。但是当“叙述者有意把拼贴做过头,元叙述才会出现”[3]。通过大量体裁的拼贴,稳定的文本框架被打破,文本的“陌生化”显得更加生动,也会增加读者的阅读趣味。
格非选择了一条反史诗性写作的叙事方式,在整个叙事过程中,处处充满对宏大叙事的怀疑。作者也试图以形式创新的方式改变传统小说式的阅读体验。这些都可以看作是《江南三部曲》中对宏大叙事的解构。
四、欲望:作为小叙事
当《江南三部曲》中宏大叙事退场的同时,人的欲望作为“小叙事”开始出现。“小叙事”是在宏大叙事破裂之后,重新出现的一种力量。它使解释能力失去稳定,它通过颁布新的智慧规范而显示出来。[4]这种欲望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对爱情或肉体的性欲,一种是对权力的欲望。两种欲望缠绕在一起,编
织起了《江南三部曲》当中对人性的深刻描写。《江
周华健雨人
南三部曲》中乌托邦世界的不可能,恰恰
也是通过对欲望的描写达成的。由人的
欲望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而在作品的
最后,也借由欲望达到对人性的表达。
(一)性欲
无论是《人面桃花》、《山河入梦》还
是《春尽江南》,作者都不吝笔墨于对主
人公最本能的性欲刻画,性欲描写是欲
望叙事的一个侧面。在《人面桃花》中,革
命由欲望而起,革命者张季元愿意为了
革命牺牲生命,可他在面对陆秀米的时候,便会觉得与她相比,世界上的一切都
变得索然无味。主人公陆秀米与三个男
人之间的肉体关系一次又一次改变她的
命运。
《山河入梦》里谭功达是一个虔诚的
共产主义建设者,他对国家的忠诚和社
会主义的信仰本来不应该被怀疑。可是
小说结尾处戏剧性地以他对姚佩佩的爱
情压倒了他对国家机器的忠诚,在个人
的爱欲之下,他选择包庇杀人犯姚佩佩。
同时作品中反复强调谭功达对修建普济
水库有非同一般的执念,这对其而言象
征着共产主义理想的地方,在故事的结尾,成为他对姚佩佩爱情的证明。“他希
望通过这个大坝,能够使姚佩佩判断出
自己所在的位置,意识到自己已经到了
何等危险的地带,从而迷途知返。……假
如它此刻真的像自己所盼望的那样,能
给予姚佩佩必要的提醒,废物利用,那么
当初无数个不眠之夜的呕心沥血就不能
算白费”[5]。
(二)权欲
与性欲一同构成《江南三部曲》中人
的欲望主题的还有权欲。在对人的身体奇迹之海歌词
欲望描写以外,乌托邦的反复颠灭就是
权力在其中作祟。第一部作品中,几个领3
导人的夺权使花家舍这个古典乌托邦沦为焦土。第二部作品《山河入梦》中,权力的争夺构成了作品的核心内容。谭功达幻想中的共产主义乌托邦之所以破灭,最直接的原因就是理想的设计者在权力追逐战中的落败。文本中钱大钧、白景禹两个反面人物为了争权夺位用尽手段,其性格中两面三刀、见风使舵的特点被刻画得活灵活现。
从郭从年之口道破了花家舍不可能长期存在,这个原因也可以看作是《江南三部曲》中乌托邦世界不可能实现的原因。人类永远无法违背人性的原则,人的欲望和好奇心是无法抑制的,尽管每一个人都清楚地知道打开那扇门意味着受到惩罚,但是每一个人都最终会在欲望的诱惑之下打开那扇门。
叙事者想要表达的是人的欲望作为一种小叙事的不可战胜性,当它与宏大叙事发生冲突的时候,主人公会不自觉地牺牲掉宏大叙事的可能。即使在恢宏的历史和乌托邦式的幻想当中,人性依旧难以泯灭,欲望永远是无法战胜的。
从早期创作的诸多小说到《江南三部曲》,格非舍弃了部分晦涩难懂的叙事技巧,保留了古典优雅的
抒情风格。众多批评家将《江南三部曲》视作格非向现实主义的转型,这种转型在《春尽江南》中显示得最为明显。但是在格非看来,“不存
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截然不同;或者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分解,这些是不存在的。它们是参差在一起的。只存在‘小说’的概念,这个概念不断在演变,演变之后我们需要吸取前人的成果,重新整合,这是一个方面。”[6]
《江南三部曲》于2015年以最高票收获茅盾文学奖,作者格非着力于刻画人性的不可压抑。从古典江湖的乌托邦到共产主义乌托邦再到现代革命乌托邦[7],三个乌托邦世界的悖论都在于人性的力量是无法战胜的,同时也是无法改变的。当宏大叙事被解构之后,文学应该以何种方式进行叙事,格非的《江南三部曲》给了广大的作者一个文本实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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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贤身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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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是桥梁
【参考文献】
[1]邵燕君.“宏大叙事”解体之后如何进行“宏大叙
事”[J].南方文坛,2006(6).
[2]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3]赵毅衡.广义叙述学[M].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
[4]利奥塔.后现代状态[M].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5]格非.山河入梦[M].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
[6]格非,于若冰.关于《人面桃花》的访谈[J].作家,
2005(8).
[7]李遇春.乌托邦叙事中的背反与轮回——
—评格非的《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J].中国
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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