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映红
【摘 要】闽南语民间歌谣中的"过番歌"和"讨海歌"地域特点鲜明,内容比重较大,是对闽台地域文化的一种揭示和还原.对闽南语民间歌谣的个案探析旨在阐释其诙谐性格,而主要源自于闽南语民间歌谣的闽南语歌曲,则是对闽台闽南语民间歌谣的地域性格再造.闽台闽南语民间歌谣的传承和变异关系是闽台地域文学血脉交融的产物,传承性变异使得地域文学呈现出历史性、地方性和创造性的特,充溢活态的、永久的生命活力.
【期刊名称】《集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1(014)001
【总页数】5页(P6-10)
better life【关键词】闽南语民间歌谣;地域文化;地域性格;地域文学
【作 者】洪映红
【作者单位】集美大学,文学院,福建,厦门,361021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I276.2
（一）“过番歌”——华侨华人的创业之歌
“过番”，闽南语“下南洋”的意思。唐代泉州港 （时称“刺桐港”）就已经是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口岸，宋元时期又一跃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港之一，不少中国商人从这里出发前往海外各国，因商贸或其他关系定居国外而成为华侨。清代战争以后，国家衰弱，列强欺凌，兵祸匪患，民不聊生，西方殖民者不断到中国拐卖华工，出国华侨规模逐渐扩大，人数不断增多。
“过番歌”是曾流行于闽台潮汕地区的民谣，讲述过去这些地区的百姓迫于生计下南洋谋生和经商的艰苦经历，是一曲曲谱写华侨华人的创业之歌。闽南有许多民歌、童谣，其中不少有关华侨、侨眷的内容，如反映华侨出国艰难和在外生活状况的《番客歌》、 《过番歌》、 《番平歌》、《番邦水路真难走》、《脊背当盐埕》、《心头压石板》;反映被西方
殖民者掠夺的《华工歌》、《华工血泪歌》;反映华侨在外思念家乡和亲人的《大船行到七洲洋》、 《一身来到大海边》、《娘子在家我出洋》;反映侨眷送丈夫出洋的《送别》、 《雨濛濛》、 《十指尖尖奉一杯》、《欢喜船入港》;反映侨眷思念丈夫的《我君在外头》、《夫妻何时得团圆》、《肝肠寸断》、《日夜来想君》;反映华侨回归故乡的《亲像月缺再团圆》、《番客返来真风光》;反映华侨寄信回来的《报佳音》;反映收到侨汇的《到批银》;反映嫁给华侨，但丈夫迟迟不来举行婚礼的《父母主意嫁番客》;反映华侨回乡盖房子的《大楼托着天》;反映抗日战争时期侨汇中断，侨眷生活困难的《番客婶歌》等。有的一个歌名就有好几个不同的歌词和唱法，如《番客歌》、《番客婶歌》等。由于这些歌谣绝大部分都编唱逼真、生动，符合华侨、侨眷的生活状况，唱起来很感人，深受侨乡人民的欢迎，甚至流传到海外。如《番客歌》的歌词唱道:
歌曲卖汤圆唱出番客有只歌，
番邦趁食无投活 （出国谋生无奈何）;
为着生活才出外，
离父母，离某 （妻）子。
三年五年返一摆 （次），
做牛做马受拖磨;
想着某 （妻）子一大拖，
勤俭用，不敢乱子花 （不敢随便用）。
这首民歌，至今还在海内外广泛流传和演唱。
这些反映华侨、侨眷生活状况的民歌、童谣，一般都比较简短，但是也有很长的，如安溪县官桥镇善坛村新加坡归侨钟鑫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于20世纪20年代编写的一首长达760多句的《过番歌》（又称《番平歌》）。歌词里有离父母、别妻子的悲呼，有翘首故园、梦萦家园的乡愁，一唱三叹，催人泪下，在闽南侨乡中广泛流传，甚至流传到海外，被新加坡博物馆所收存。厦门市图书馆收藏的《新刻手抄过番歌》保留了闽南语生动谐谑的特点，流传久远。刘登翰认为 :“通过对闽南方言说唱《过番歌》不同刊本的发现和比较，探讨《过番歌》产生和流传的历史环境，文本的社会价值和异本的出现，及其作者、辑录整理者、演唱者和发行者的种种情况，并由《过番歌》延及到民间大量存在的反映‘过
番’的歌谣、说唱，可以呈现出作为可与历史文献互证的中国海外移民的民间记忆，所提供的19世纪后半叶以来中国的世界性生存经验，对激发中国现代化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危机意识和自强意识具有社会价值和文化意义。”［1］11从闽台闽南语民间歌谣的内容角度，归纳关注闽台“过番歌”，实际上是从民间记忆的侧面研究闽台的海外移民史和侨乡社会史，对闽台地域文化的揭示、还原和研究很有意义。
（二）“讨海歌”——滨海人家的渔捞生活歌
笔者细致阅览并量化统计由彭永叔、陈丽贞、林桂卿整理编撰的《厦门歌谣》以及多个版本的来自台湾的闽南语老歌经典本，如林志建的《台湾老歌经典》、《台湾常点歌》，张永钟的《20年代台语老歌曲》，林金池《台语早期怀念老歌》、《台语怀念老歌精选》等，认为闽台闽南语民间歌谣中的“讨海歌”在内容涵量上及艺术高度上形成独到之处。闽南因其临海，所以在沿海地区从事的是“以海为田”的海洋经济活动，包括海洋捕捞、海洋养殖、海洋运输及海洋贸易等。反映在《厦门歌谣》中的“海作”歌有15首，远多于只有三首的“田作”歌，这是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从历史上看，闽台是中华民族融合之前海洋部族活动的地方，而闽台文化既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部分，又包含了中华文化的大陆文化传统和
海洋文化基因。闽台滨海，航海捕鱼的人们很多，他们为了生活成年与狂风激浪搏斗，以面海的自然优势甘冒风涛之险向海洋发展。尽管浪翻风吼，帆折船漏，随时有被吞没的危险，但他们在向海洋追求生存的过程中置生死于度外，有着比大海更浩大的讨海人的勇气。以下面两则歌谣为例:
当今讨海人 （厦门）
早时讨海用竹筏，绞排十三枝;三个下力拼，划到大海边，
一下网子抛下去，大尾鲨鱼来食饵，鲨鱼一下滚，鱼网拼命收，
泰勒斯威夫特为什么叫霉霉翻到排仔边，镖仔很快插落去。
钩来挂上排，北方一片乌云来，大风一起大海吼，天一变脸帆拔走，
海涌排边拼，摇排面向天，大海白波波，讨海像七桃。［2］
讨海人 （台湾）
天未光就起床 讨海的人来出门 出渔港 牵渔网为着咱的全家人啊紧来去
古天乐 艾滋
这阵是掠鱼的好时机啊拚落去呒拚咱就会掠无鱼风呒惊雨呒惊
讨海人勇气最出名海涌大海风强嘛无比阮的手骨勇［3］
《当今讨海人》（厦门）结尾处“大海白波波，讨海像七桃”，殊死的搏斗在讨海人心眼中，却是同“七桃” （玩耍）一般，何等气魄!《讨海人》（台湾）是经过台岛知名歌谣词曲人简上仁教授谱曲的，不改歌谣本，词律更见工整，收编于《台语早期怀念老歌》，得到较好保存和传唱。这类以渔捞生活为背景的闽台歌谣还有很多，皆系“我口唱我心”，“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歌谣佳作。如《补破网》、 《海水淹》、《红虾红丢丢》、 《卖蚝歌》、 《搦鲟对目睭》等等，只是它们存留在少数懂方言的老一辈日渐微茫的口中和脑中，失去传承的环境，随时都有弱化和消失的可能。在城市化进程日益加速的今天，以厦门为例，曾经渔业繁盛的厦港片区、筼筜片区、同安、集美沿海村庄，已难觅昔日捕捞生活的遗存 （厦港“疍民”习俗作为捕捞生活的遗存进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也是近几年来的事）。打造“国际化风景港口城市”的名片，如果遗失了关于“渔捞生活”的这一片记忆，无疑是城市地域文化的遗漏与缺失。有学者认为，“闽台是‘海口型’文化”，“海洋文化是浸透在闽台民众日常的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之中的一种本土性的文化。大陆文化在进入闽台之后所
出现的本土化改造，其十分重要的方面便是对于海洋文化的吸收，表现为大陆文化的一种特殊的‘海洋性格’。”［4］111从“讨海歌”的角度，重现和还原渐行渐远的滨海人家的渔捞生活，有其学科价值和历史意义，是探讨地域文化性质的一种必要佐证。
闽台闽南语民间歌谣中反映故土风物、人情、婚嫁、节令的各类生活歌、仪式歌、情歌、儿歌等，内容丰富，情趣盎然，毋庸置疑是体现地域文化的一扇必不可少的民俗之窗，每位身处这个地域文学场域的人都接触和享受过诸如《龙眼倌》、 《月娘歌》、 《火金姑》、 《呵咾新妇》、《摇篮歌》、《十螺歌》、《初一早》、《烧肉粽》等歌谣。因为这类资料的搜证、归类和探析相比之下最为完整、规范和多见，此处与笔者的行文角度不同，故不列入归纳。
（一）诙谐性格的阐释
蓝雪霏在阐释台湾闽南语民歌时以为，台湾闽南语民歌的音乐具有“诙谐性格”，她还从方言学、音韵学的角度考定闽南方言歌种之“相谑歌”。闽南方言之“谑”含有相嘲、嬉笑、捉弄、撩逗等意思，“闽南山地以歌唱作为表现形式的‘相谑’与《诗经》国风部分‘郑’之《溱洧》和李白《陌上桑》中的‘相谑’在行为发生情景上是一致的，如人物 （who）:异性男女;
白歆惠粉红乳晕场合 （where）:野外;内容 （what）:调笑;目的 （why）:炙热情感”，并通过一系列论证推论其“演唱方式 （歌词、曲调，即How?）是否可以透过岁月的烟尘从中寻觅到《诗经》时代中原男女野外唱酬的遗音残迹”。［5］198这样的推论是谨慎的，有依据的。事实上，中国各地民间歌谣都不难到这样的民歌“谐谑”指向，但表现情态各不相同。北方多直率火辣，江南多婉转缠绵。闽台在海边，多深沉苦涩，充满漫画式的诙谐、酸辛、情趣。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家喻户晓的《天乌乌》中为“袂食咸淡”而“相啪弄破鼎”的老公婆，还是知名度并不高的《阿丑哥》中“乌甲粗”（黑又粗）的阿丑哥和“花月貌”的“水阿娘”（漂亮新娘），抑或《尪仔某》（夫和妻）中因为“菜脯无好食”（萝卜干不好吃）而“尪某走相搦”（夫妻捉迷藏），因为“菜脯真好哺”（萝卜干好嚼）而“尪某相斟甲相抱”（夫妻相亲又相抱）的中年夫妻，无不画面诙谐谑趣，乡音乡韵浓郁。“搦”、“哺”这样的方言动词，极尽动作的逼真、动态、具象和谐趣，并与歌中的“吃”、“抱”构成方言上的工整押韵。“菜脯”作为闽台民间贫寒岁月中最常见的一种副食，极尽生活的清苦，活态人生的酸辛，以“反讽的力量”勾勒无余。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在一系列台湾闽南语民歌中，也具有相似的表现情态，“如《一只鸟子》、 《一只鸟子哮救救》、 《六月田水》、《丢丢铜》、《大只水牛细条索》、《日头出起侹欹身》、《十七八岁当烦恼》、《草蜢弄鸡公》，均相当突出地finally found you
表现了一种特殊的谐谑性，即滑稽逗笑之中，蕴含着双关寓意。这种双关寓意尤其与性有关”，其“诙谐性格就是闽南民歌性格在台湾的异化”。［5］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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