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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青岛滨海学院2018年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诗经》在韩国的研究与传播”（2018RY03）。作者简介：吕娜，青岛滨海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中韩语言文化比较。
《诗经》在韩国的传播与研究
《诗经》在韩国的传播与研究
吕娜 贾世秀
（青岛滨海学院 山东 青岛266555）
摘要：中韩两国自古以来交流密切，韩国一向重视中华传统文化，也很早就受到了《诗经》的影响。力图通过考察《诗经》在韩国的传播和研究情况，探索《诗经》对韩国文学、语言、教育、建筑等方面所产生的影响，以便更好地弘扬中国文化，促进《诗经》跨文化研究的发展。
关键词：《诗经》 韩国 传播 研究 影响艾心
太难>败给你的黑幽默中图分类号：I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9）11-0057-03
一、《诗经》在韩国的传播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是中华文化的瑰宝，
在世界文化和文学的殿堂中当之无愧地占有一席之地。由于中韩两国特殊的地缘关系和长期密切的政治文化交流，韩国的文化，特别是文学当中很早就融入了《诗经》文化因子。《诗经》的东传有信使记载，“早在公元一世纪初就有一些朝鲜人背诵《诗经》《书经》和《春秋》等”。[1]另外，陈尚胜在《中韩交流三千年》一书中也提到朝鲜人在三国时期已将《诗经》作为他们的基本教材。[2]《诗经》从传入朝鲜到被广泛接受并背诵，必定要经历一段时间和过程，由此推论，《诗经》可能早在公元前就已经传入朝鲜半岛。
据旧唐书记载，高句丽“俗爱书籍”，而所读之书首先就是五经。又于公元372年设立了国家机关太学，《毛诗》成为其中的教育内容。其中的《毛诗》指的便是《诗经》。据中国《南史》和朝鲜《三国史记》记载，公元541年百济王朝遣使请求梁朝派遣讲授《毛诗》的博士，梁武帝派学者陆诩前往。百济王朝也曾派学者去给日本皇子讲授五经。公元765年，新罗王朝规定《毛诗》为官吏必读书目之一。[3]
你是天边最美的云彩公元958年，高丽光宗采纳侨居高丽的中国后周文人双冀的建议，建立了科举制度，其中将《诗经》定为士人考试科目。《三国史记》记载新罗《国学》云：“教授之法，以《周易》《尚书》《毛诗》《
可有可无的影子
礼记》《春秋左氏传》《文选》，分而为之业……基能兼通五经三史、诸子百家书者，超擢而用之。”[4]睿宗4年（1109），高丽王朝的国学分为七斋，其中经德斋主修《毛诗》。睿宗曾多次亲临清燕阁要求讲授《诗经》。
李氏王朝于1392年建国之后就积极吸收中国文化，热心倡导中国学术，从中国输入大量汉籍。据《朝鲜王朝实录》记载：“1419年（中国永乐十七年）世宗即位，依地方官署之求，刻《四书五经》等经书布于成均馆、校书馆、
四部学堂以及地方官署。”[5]
到了明代，图书交流仍然是中朝双方往来的重要内容。尤其在永乐年间，朱棣几次赠书于李氏王朝，其中包括《四书》《五经大全》等朱子学经典。清政府也将许多汉文典籍赐给朝鲜使团，并由他们带入朝鲜，其中以雍正、乾隆时期赠书最多。
由此可见，汉文化和汉字被引进朝鲜半岛之后，讲学《诗经》在朝鲜半岛形成一股强劲的研学风气，延续数个世纪之久。《诗经》在现、当代韩国也占有重要的地位。目前韩国有85所大学开设了中文系，为学生开设必修或选修《诗经研究》的课程，开课年级一般是大学3～4年级，课程名称为《诗经》或者《诗经讲读》，大部分大学将学分定为3学分。[6]
二、《诗经》在韩国的研究
陈瑞的全部歌曲从研究内容来看，韩国对《诗经》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进行，一是经学角度，二是文学与文化角度。首先研究诗经学的韩国学者主要有金兴奎、金周汉等。金兴奎是韩国诗经论研究的奠基人，发表了《正祖时代的诗经讲义》《茶山丁若镛的诗意识与诗经论》《朝鲜后期的诗经论与诗意识》等文章。著名学者金周汉发表的文章多是对韩国《诗经》研究史的梳理，虽然内容上各不相同，但主线是对古代朝鲜学者学习和接受汉、金文学，特别是汉儒的诗学理论观点进行的考察，因此各文章之间又具有内在统一性。其次，从文学与文化角度进行的研究主要是考察《诗经》的思想内容、风俗观念、教化作用、语言特及引用情况等。研究诗经的论文中对“国风”的研究最多，如《沈大允的国风论：以<；诗经集传辩证>为中心》（1999）；关于《诗经》思想内容方面的论文，如权志妍的《诗经行役诗》（1995），沈雨一《诗经》中所体现的家庭伦理研究（1999）等。这些学者都为《诗经》研究作出了贡献。
从研究方法来看，自近代以来，由于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韩国学者在研究《诗经》时将传统的研究方法和西方一些现代研究方法相结合。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后，韩国学者的学术视野更加开阔，研究范围更加广泛，并不断尝试新的研究方法。韩国学者主要运用的研究方法有传统的文献学研究方法、历史学研究方法、文艺学研究方法、比较研究、接受美学以及原形批评和结构主义等西方研究思想和研究方法，其中以比较研究居多。
从论著的数量上看，据统计，从1945年至2010年出刊的译本有12册、著作9本、学术期刊论文75篇、
博士论文26篇、硕士论文48篇等。[6]其论著总数远远比不上同时期中国《诗经》研究的文学成就，但与其他国家相比，还是相当可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