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禅和乐”艺术风格的嬗变
作者：袁野璐
来源：《艺术评论》 2019年第3期
    [内容提要]禅和乐是禅和派道教仪式中使用的音乐,1949年随福州移民传入台湾,发展至今已有七十余年,其组织形式由最初的业余性宗教文娱组织“斗堂”,发展成为职业化宗教团体“道经团”。转型过程中,禅和派仪式功能由“自娱”向“实用”转变,伴随着仪式而生的禅和乐也经历了艺术风格的嬗变。文章将斗堂和道经团仪式中使用的禅和乐风格分别进行描述与分析,并从不同角度探讨禅和乐艺术风格的转变方式。
    [关 键 词]禅和乐;艺术风格;风格嬗变;道教音乐;台湾
    “二战”后,台湾兴起了一个新的道派组织,人称“禅和派”。禅和派以仪式中演唱和演奏的“禅和乐”而得名,由福州斗堂发展而来,随着大陆移民传入台湾,原本仅在福州籍精英阶层移民中流传。随着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逐渐传入台湾普通民众的生活之中。
金泽灏    一、 斗堂“禅和乐”的艺术风格
    斗堂原本是清末民初在福州城内兴起的,以道教“拜斗”仪式为核心,以演唱、演奏“禅和曲”为主要内容,以
教化、社交、娱乐为主要目的的业余性宗教文娱组织,由文人、商贾、政要等精英阶层人士组成。20世纪50年代,这些福州地方精英移民入台,按照福州旧俗重组斗堂,演奏演唱禅和乐。董德平《牌板子下子孙的消闲组合》一文中提到:
    组织初期,重视组员身份,过去有此一说,即斗堂份子中多为牌板下之子孙(“牌板”系指有功名之府第,其厅堂中挂有进士、文魁、举人之类横匾而言)[1]。周佑凌
忘记你我做不到伴奏
    从社会阶层来看,斗堂成员属于士大夫文人阶层,斗堂的音乐生活中,无论是仪式形式,还是仪式音乐,也是堂友们好友相聚、打发时间、自娱自乐的一种手段,故而斗堂音乐也凸显出带有文人“重自娱”的审美情趣。
    而通过结合理查德·谢克纳(Richard Schechner)的仪式“效力”理论分析,我们可以从另一个层面看到台湾斗堂禅和乐的娱乐属性。该理论提到,仪式(宗教)与戏剧(艺术)的区别主要在于其目的是在于产生效力(实用性),还是用来娱乐。他在以下几个方面将仪式与戏剧进行了对比:
    如将斗堂和道经团仪式的展演分别带入上表中,可以看出,斗堂的仪式音乐演绎更多的符合“娱乐性”因素。斗堂本身是一个宗教学的娱乐结社组织,官宦子弟在斗堂中通过仪式来学习唱赞和乐器演奏。虽然斗堂内举行仪式有着祈福延寿、消灾解厄的目的,但音乐爱好者也因此集结在一起合奏取乐。斗堂中的文人根据福州民间音乐创作出大量赞曲和挂穗曲,使得斗堂仪式音乐氛围浓厚,成为了当时福州城内精
4 in the morning民族音乐网英分子附庸风雅的手段。
    禅和乐在演出时,分为坛上道众的演唱和坛下乐师的演奏两个部分,其中坛上道众称“诵经团”或“前场”,演唱的内容称为“赞曲”;坛下乐师称“和音团”或“后场”,演奏乐曲除了随腔伴奏外,还有单独的乐曲演奏,称为“挂穗”,演奏的器乐曲称“挂穗曲”。唱腔、曲调、乐器、挂穗曲等共同组成了禅和乐的艺术形式。斗堂禅和乐的艺术风格表现为:
    (一)唱腔讲究
    斗堂音乐在唱法上颇为讲究:“上坛应虔心诚意,道貌岸然,唱赞应求协和,不亢不昂,出音清晰并附有庄严肃穆之情感。礼时求其整齐一致,互相关照而诵经应低沉有力,速缓有韵,一字一鱼明显可数。飞鱼、跳鱼为职业者赶场,非经典道派所取。”[3]
    “不亢不昂、速缓有韵”可以说是斗堂对音乐唱腔的要求。不亢不昂要求的是在演唱时秉持“中正平和”的心态,既不能有慷慨激昂情绪,也不宜畏畏缩缩不敢出声。“速缓有韵”则是要求在演唱时不能急躁,需要把每一个字词的韵味,也就是所谓的“转音”表现出来。斗堂中的赞词并非均分于乐句中,而是张弛有度,以词的韵律断句,前紧后松,讲究抑扬顿挫,再加之赞曲中的拖腔,均以句末结束音的韵母同声延长而不另加虚字,乐曲听觉效果干净优雅,颇有吟诵之感。
    (二)以诗入词
    “二战”后初期台湾的斗堂音乐,功能上大多以消遣自娱为主,间或为堂友礼斗祈福的功用上。虽然斗堂中进行的是道教仪式,但是从传承的乐谱上看,斗堂音乐中除了与宗教相关的赞曲以外,还有大量以文雅的诗词散文为内容而作的曲调。
梁逸峰 红日
    比如用于晚课仪式中的《楚山云》《和风吹绿柳》《春光将暮》《春风花草香》等,其中《春风花草香》据传是雍正皇帝所作,借由四时景物感叹应该珍惜时光。《和风吹绿柳》据传由宋仁宗所作,表达出作者出世的思想。还有用在“玉阳铁罐科仪”中的《渔樵耕读》(道情)、《山坡羊·酒友》(刘伶不戒)等。其中《道情》,又叫《渔樵问答》,是清代书画家、“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所作。
    这些诗词本身与科仪内容无关,多是些通过描写自然风物来劝世育人之类的内容,是斗堂中文人聊以自娱、附庸风雅的手段,也有着劝解子弟的作用。无论是福州斗堂还是台湾斗堂,以诗入词的赞曲无不带有文人音乐的审美情趣和风格特征。
    (三)曲调丰富
    斗堂自古有“书山赞海”之称,意为赞曲和赞词数量之大,如山海一般。在仪式中,同样一段仪式,也有多条赞词可供选择,每一条赞词,都可以配上各种不同的旋律曲牌来演唱。于是,无论仪式环节多复杂,都可以做到词曲不重样。在目前笔者搜集到的斗堂科本和曲谱中,一个仪式环节最多甚至有十多条赞词可以用来演唱,而一条简单的“礼御”,甚至存在十数种不同的旋律唱法,几场仪式下来,音乐曲调和风格几乎可
以不重样。
    在斗堂中,仪式活动为音乐服务,且为赞词配上不同的旋律成为斗堂堂友聊以自娱的手段。福州乐师杨寿宇说:“一般道士在仪式中的曲调只有一两个,而且都是固定的,斗堂的调子有很多,作为后场和音的乐师很难把握每一次经师演唱的曲调是什么,这也给和音增加了难度。” 斗堂由于其业余的性质,在与其他斗堂进行攀比时,不能以仪式的专业程度来作为比较的手段,只能以赞曲旋律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来彰显自己的与众不同。这也成为斗堂中文人的一种雅趣。
    (四)丝竹乐伴奏
    斗堂和音团使用的乐器主要有笛子、扬琴、二胡、椰胡、逗管、双清、笙、三弦等,不用唢呐和锣鼓。以乐器的材质和组合来看,和音团这种以丝弦类乐器和竹管类乐器组合而成的小型乐队编制,可以看作是丝竹乐合奏形式。丝竹乐有“柔、雅、轻、细”的特点[4],善于表现活泼、轻快、柔美、细腻的乐曲风格,丝竹乐的演奏也多与文人雅集联系起来,以丝竹乐和音的斗堂,也可看作是雅集的一种。
    在台湾传统社会中,道教仪式通常与民间信仰活动结合紧密,用北管乐伴奏,音乐风格热闹、喧嚣,尤其是带有唢呐、锣鼓粗犷、质朴的音乐风格,相较之下,斗堂的后场音乐的丝竹乐更多体现出精致、柔美的风格和精英阶层知识分子儒雅气质,对于台湾民众来说,斗堂音乐相较于传统民间信仰和道教仪式,更加典雅和安静。
    二、斗堂转型对“禅和乐”艺术风格的影响
    20世纪70年代左右,在台湾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的影响下,来自福州的移民在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方面都有所下降,扎根于精英文化中的斗堂开始衰弱,斗堂内部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打破阶级冲突,大量吸收台湾本土人士,开拓道教市场,最终将斗堂转型成为职业化道教团体——“道经团”。
    转型过后的职业化道经团仪式,不再是斗堂精英们聊以自娱的手段,而是通过禅和派道士“存思变神”来为解决信众实际需求而进行的,禅和乐在仪式中的作用注重的则是配合仪式过程、达到仪式目的,是严肃的宗教信仰与崇拜的体现。在仪式功能转变过程中,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仪式时间的变化,这也直接影响着道经团中禅和乐艺术风格的转变。
    斗堂堂友林家曾回忆道:“据迷信家说,过午设供神必不享,移在晚间更是慢神,反引起神不欢。但斗堂本以游戏娱乐为目的,哪管他享不享、欢不欢。”[5]由于斗堂成员都有公职,所以仪式时间需配合公职人员的休息时间,通常在周末或平时傍晚举行。
    而当今道经团所举行的仪式,除了大型醮典需要昼夜不断外,通常会配合宫庙服务人员上下班时间,早上八点开始,至下午五点左右结束全部科仪,极大地缩短了仪式时间。若遇到复杂的仪式,道经团或将其拆分为几场小的科仪,增加仪式天数;或缩减仪式的内容,加快仪式节奏。
    随着仪式节奏的加快,道经团仪式音乐的风格也必然发生变化,这些变化体现在音乐环节的缩减、演唱速度的加快、后场编制的缩小,以及乐器形制的改变这几个方面。
    (一)趣味性音乐环节的缩减
    在传统台湾民俗信仰活动中,法会结束之后的“办桌”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庙方或斋主邀请邻居和道团成员共同赴宴,以享受神明带来的恩惠。办桌需要在晚上六点左右开始,所以道经团的活动必须在此之前完成,还要将坛场拆卸收拾完毕腾出场地,这样一来,仪式中一些花哨的环节,例如道众列队“穿花”和后场乐师演奏的“挂穗曲”不得不省去或者简化,以节约时间。
    在前场诵经团道众穿花时,后场乐师通常演奏《老渔翁》《春风花草香》一类宗教性不强,既可以用来演唱赞曲,又可以用来作为挂穗曲独立演奏的曲调,让穿花环节增添趣味性。随着穿花环节的省略,伴奏的挂穗曲也随之消失。而同样被缩略的音乐环节还有原本仪式中丰富的挂穗。挂穗原本为斗堂乐师在严肃的仪式中穿插的娱乐和展示技巧的方式,为斗堂和早期道经团的仪式增添了音乐性和趣味性。在《经典道赞选粹》中,详细记录了挂穗曲在仪式中使用的时机和可以选用的乐曲,例如《万象巍巍》一曲,赞曲共有五段,曲谱中记载在每一段结束后分别演奏《茉莉花》《亲母闹》《道情》《摘杨桃》《寄生草》五首挂穗曲。这样一来,一首原本描绘仙界圣境的宗教赞曲穿插进五首民间小调,既让坛场诵经者有休息的时机,坛下乐师自娱自乐,又让仪式音乐圣俗相交,人神同乐。
    在当代的职业化道经团的仪式中,除了开场和结束后,以及午供科仪这种需要信众参与的、耗时较长的仪式外,几乎很少在仪式的赞曲中间挂穗,仪式节奏紧促。这些仪式环节的取消,使得仪式中音乐的趣味性和“世俗性”成分被削弱,风格更加统一地朝着宗教性和严肃性转变。
    (二)赞曲演唱速度的加快
    不仅是仪式环节上的缩减,为了加快仪式进程,在赞曲的演唱速度上也越来越快。以《香赞》[六句赞]一曲为例,该曲有六句,另加三句“皈命”,共九句44小节176板,在笔者收集到的20世纪80年代的斗堂仪式录音中,该曲的演唱速度每分钟18板,全曲耗时约10分钟,而笔者2014年10月在高雄天坛斗堂月斗仪式中采录的该曲的速度仅为每分钟16板。其他职业道经团仪式所演唱的《香赞》[六句赞]一曲,速度则明显快了许多。2017年2月在新北三重九皇宫春季礼斗中,保安堂道经团演唱的该曲为每分钟26板,而在2014年10月在台北内湖善德堂的秋季礼斗上,张文政道长的道经团演唱该曲的速度甚至到达了每分钟30板,耗时5分多钟,较同期天坛斗堂快了将近一倍,极大地压缩了仪式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