皈依佛法的浪⼦：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进来的地⽅。
编辑：⼀束光⼼理事务所(ID：yishuguangxin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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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兽按：总是后知后觉，今天才意识到（1934年9⽉21⽇-2016年11⽉7⽇）已逝世两周年了。
01.
科恩的歌诗
在任何民族的⽂学史上，歌词⼀直是⼀种重要⽂学体裁。例外只是在现当代，当歌曲越来越成为⽂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歌词已经成为各国⾮⽂学圈读者唯⼀接触的诗，它的地位反⽽成了难题：东西⽅的⽂学界依然对歌词算不算⽂学“有争议”。
不过，这个趋势正在渐渐变化：某些特别优秀的歌词，开始进⼊学者研究视野；某些杰出的歌词，已经进⼊学校教科书，成为考试内容，歌词研究，也开始成为⽂学研究界的严肃课题。
例如对鲍勃·迪伦（Bob Dylan）的研究，使英国⽂学史家克⾥斯多佛.⾥克斯（Christopher Ricks）被遴选为⽜津⼤学“诗歌教授”；伦纳德.科恩（Leonard Cohen）的歌词，也早就被称为“摇滚诗”（Rock Poetry），成为美国中学语⽂教学法的探讨课题。
七⼗年代英语歌坛有“四⼤天王”之称，1974年《时代》周刊封的是迪伦，科恩，列侬，范·莫⾥森，此后各种“歌王”名单层出不穷，但⽆论哪种长长短短的名单，都必然有科恩。⾄今，迪伦与科恩是英语⽂学中“歌唱的诗⼈”两位公认的领袖。
科恩今年已经74岁⾼龄。不过，他好像从来都没有年轻过：1967年他开始演唱时，已经是34岁的“⽼⼈”，⽐当时涌现的⼀代歌⼿年纪都⼤得多：⽐披头⼠，滚⽯的歌⼿们年长⼗岁，⽐民谣摇滚“元⽼”鲍勃·迪伦年长7岁，甚⾄⽐“猫王”艾尔维斯.普⾥斯雷这样的“前代⼈”都⼤⼀岁。
六⼗年代是西⽅⽂化上风云变化的时代。嬉⽪⼠有⼝号“别相信三⼗岁以上的⼈”，科恩竟然成为例外。⽽且四⼗多年来，⼀代代新星如潮⽔消失后，他却依然是新的年轻歌迷的偶像，近四年他做了上百场巡回演唱：蜂拥来听的，不仅是怀旧的⽼歌迷，还有新⼀代的年轻⼈。他在歌坛可谓青春永驻，这⾥必然有特别的原因。
与其他歌⼿不同的是，科恩原来是诗⼈兼⼩说家。1956年他还是个⼤学⽣时，就出版了第⼀本诗集，他1965年的⼩说《⼤⼤⽅⽅的输家》（Beautiful Losers），⾄今是加拿⼤⼩说史上的名著，著名理论
家赫琴（Linda Hutchen）称为是“加拿⼤最先锋的⼩说”。1968年他得到的第⼀个奖，是诗歌奖。以歌⼿名于世后，他依然写诗，先后出了六本诗集，四本诗⽂合集。
科恩的演唱⽅式更像是吟诗，苍凉沙哑的男低⾳歌声背后，是⼀种不动声⾊的漠然。他的乐调⼤多节奏缓慢，主旋律低沉单⼀，配器崇尚简单，不花哨不华丽，称为“科恩式单调”。因此，他的歌最吸引⼈的地⽅是歌词，很多⼈喜欢听他奇妙的词句：他的歌词，实际上是⼀种”歌诗”（poems set to music）。
科恩的诗写得像歌，歌写得像诗：他的诗与歌词风格⼀贯。1961年出版的诗集《⼤地⾹料盒》（The Spice-Box of Earth），其中多⾸⼏乎就是歌。⽐如这⾸与集⼦同名的诗：“我的⼥⼈可以睡在/⼀⽅⼿帕上/ 如果是秋天/可以是落叶⼀张//我见到猎⼈们/跪在她的裙前/ 哪怕睡着时/她都转⾝不理。”写的是诗，词句却如歌⼀样平易。
⽽科恩的歌词，也经常取⾃⾃⼰的诗，例如1961年写的诗的《你有好多情⼈》（You Have Lovers），⼆⼗多年后才配上曲。1967年他唱的第⼀⾸歌，即他代表歌曲之⼀《苏珊娜》（Suzanna），也是他以前的诗作。“苏珊娜带你来到她住的⼩河旁/你能听见船⼉在飘荡/你可以度过这晚在她⾝旁….正当你打算告诉她/你没有爱可以给她/她却给你她的波浪/让河⽔来回答”。他也经常把诗与歌词合在⼀个集⼦推出，例如1993年的《奇特的⾳乐》（Strange Music）。
让河⽔来回答”。他也经常把诗与歌词合在⼀个集⼦推出，例如1993年的《奇特的⾳乐》（Strange Music）。
⼀般认为，诗与歌词最明显的差别，是诗遣词造句精妙，书⾯阅读反复咀嚼才觉得美；⽽歌词不得不平易晓畅，唱得出听得懂。科恩的诗和歌词却相似：他⾮常成功地化艰深为平易，或者说，把深刻藏在平易之后。这样的歌诗得来不易：他的许多歌词反复写了⼏⼗遍：2001年的《新歌⼗⾸》（Ten New Songs），写了整整⼗三年，平均⼀年多写⼀⾸，其中的著名歌曲《在我的秘密⽣活中》（In My Secret Life）⼗多年中改了⽆数遍；如此细磨出来的歌词，语⾔却毫⽆雕琢，好像是信⼿拈来。“我⽣⽓时微笑/我撒谎我骗⼈/我做的事不得不做/只要能往下混。”
今日方知我是我在让歌词获得诗意上，科恩⽆与伦⽐，是英语⽂坛第⼀⼈。有⼈甚⾄评论说：“他让迪伦显得孩⼦⽓”。从名声上说，他是歌⼿兼诗⼈，从艺术上说，他是诗⼈兼歌⼿。在当代诗歌史上，⽆此诗风；在当代歌曲史上，也⽆此词风。如果他本来就是风格平易，倒也可以理解。但是他是著名的先锋作家，⽂风以艰涩著称，可见是他有意追求。这样，我们就不得不⾯对“科恩现象”，探问他成功的原因。
02.
科恩的禅缘
1934年，科恩出⽣于加拿⼤蒙特利尔⼀个犹太中产家庭，家中⽤的是意第绪语，但蒙特利尔位于说法语信天主教的魁北克省（所以他后来的歌词经常⽤法语重唱⼀遍），把他带⼤的保姆却是爱尔兰天主教移民。科恩接受的是英语教育，就读的是英语授课的麦吉尔⼤学。他的⽂化背景如此混杂，⽆怪乎他的第⼀本诗集有⼀个奇怪的标题《让我们⽐较⼀下神话学》（Let Us Compare Mythologies）。
他的⼀⽣注定有宗教情结，但也注定难以独尊⼀种宗教。科恩被翻唱最多的歌曲《哈利路亚》（Hallelujia），有好⼏种版本，⼀种是《旧约》中⼤卫王⽤阴谋夺美⼥⽽忏悔的故事，另⼀种是情歌，科恩每次演唱各采⽤⼏段混合起来。
关于科恩的犹太教信仰，研究很多，因为他常⽤《旧约》中的典故。然⽽，科恩从1973年41岁时，也就是他的歌⼿⽣涯开始后不久，遇到了他的终⾝精神导师Roshi（⽼师），法号“杏⼭”的⽇本临济宗禅师佐佐⽊承周（Joshua Sasaki）。科恩开始接触禅宗，常年坚持修炼，记者报道他在飞机旅途上都盘腿坐禅。
在接受杏⼭指导近⼆⼗年后，1992年科恩59岁时，决定进禅寺修炼。修炼地点是洛杉矶远郊圣巴纳多斯⼭中的临济
宗“波尔蒂⼭禅寺”（Mount Baldy Zen Center）。开始⼏年，科恩是以居⼠⾝份参加佛寺修炼⽣活，三年后，1996年8⽉，他正式受戒，剃度为僧，师⽗给他的法名为“⾃间”（Jikan）意为“沉默者”（The Si
lent One），这倒是⼀个给歌⼿的好名字。⼤半⽣信奉禅宗，六⼗⽿顺之年，真的出家，科恩为⼈做事之认真可见⼀斑。
刘冠霖科恩在“《⼤⼤⽅⽅的输家》中译本序⾔”中写道：“年轻的时候，我和我的朋友就敬佩中国古代的诗⼈，喜欢读他们的作品。我们有关爱情和友谊、饮酒和分离，还有诗歌本⾝的种种观念，都深受那些古⽼诗篇的影响。”科恩对东⽅宗教的兴趣，与垮掉⼀代的共同倾向有关，但是他让歌词艺术与禅宗精神结合，却是他的创造。
同为犹太⼈转成佛教徒的⾦斯堡问过他是否放弃了犹太教，科恩说：“在我修⾏的禅宗门派⾥，没有祈祷崇拜，没有神祗，因此在逻辑上没有挑战犹太教”。临济宗的“⽆佛可求，⽆道可成，⽆法可得”的解脱教条精神，给他回避信仰教条的余地。夏日的风歌词
在近⼗年的修禅期间，科恩似乎已经绝情于⼈世，⼈们以为他结束了艺术⽣涯。在⼀本旧友回忆科恩⽣涯的纪念集中，编者说：“科恩是⼀个7年未出新碟的歌⼿，16年未出新诗集的诗⼈，34年未出新作的⼩说家”。
不料临近⼆⼗⼀世纪，科恩“出⼭”，变得更加活跃。1997年出版诗画册《与我跳舞直到爱情尽头》（Dance Me To The End Of Love）；2001年出版歌集《10⽀新歌》（Ten New Songs）登上畅销榜；2004年出版歌集《亲爱的⽯南花》（Dear Heather）；2006年出版诗⽂集《想念之书》（Book
of Longing）；2005-2009⼀直在欧洲美国巡回演出。实际上，21世纪的第⼀个⼗年是科恩得奖最多，艺术活动最活跃的⼗年：⼀个⾼龄⽼⼈，创造⼒却达到新的⾼峰。
科恩是不是虔诚的佛教徒，笔者认为并不重要，他可能只是在禅宗中寻⼼灵的平静，但禅宗⾄少给他提供了⼀种与他的精神契合的美学，“扫除⽂障，直指⼼地”的“平常语”美学，带给他做诗写歌的独特风格，以及看待世界的特殊⽅法，也使他能在摇滚歌⼿中独树⼀帜。
佛教对美国诗歌的影响，已有久远历史。⼆⼗世纪上半期胡适与林语堂的介绍著作，影响局限于对中国哲学有兴趣的少数⼈，四五⼗年代艾伦·沃茨（Alan Watts）与铃⽊⼤拙（Suzuki Daisetz）的普及著作，在美国西海岸加州的艺术界产⽣⽐较⼤的影响，使60年代垮掉⼀代⼀些主要⼈物转向佛教：加⾥·斯奈德（Gary Snyder）是领导这个潮流的⼈物，菲
⽣⽐较⼤的影响，使60年代垮掉⼀代⼀些主要⼈物转向佛教：加⾥·斯奈德（Gary Snyder）是领导这个潮流的⼈物，菲利浦·惠伦（Philip Whalen）也削发为僧，艾伦·⾦斯堡（Allen Ginsberg）在晚年转投佛教；著名的⿊⼭派实验艺术家中，麦克娄（Jackson Mac Low）迷恋禅宗；七⼗年代末环境保护主义刚出现时，斯特利克（Lucien Stryk），塞西莉亚·维库纳（Cecilia Vicuna），施加彰（Arthur Sze）等⼈就以禅宗为武器投⼊此运动；⼋⼗年代北美“语⾔诗”（Language Poets）运动渐成⽓候，其中诗歌成就较⼤的如诺曼·费歇（Norman Fischer），莱思莉·斯卡拉⽪诺（Leslie Scalapino），威尔·亚历⼭⼤（Will Alexander）等⼈，以禅宗为理想的诗歌境界。
九⼗年代后期转⼊“后语⾔诗”（Postlanguage Poetry），已经很难识别美国诗坛体趋势，但是2005年安德鲁·林（Andrew Shelling）编的《北美佛教诗派》，选⼊了28位健在的美国诗⼈，标志着禅宗潮流⽅兴未艾。但是科恩作为歌⼿名声太⼤，在⽂化边缘挣扎的诗⼈们，不认为他是同⾏，他的诗没有收⼊这个集⼦。这可以理解：歌⼿与诗⼈做同样的事却形同陌路，全世界均是如此。
有批评家认为，禅宗对美国诗⼈有两种影响，⼀是精神上的，⼀是形式上的。美国诗⼈也明⽩这“诗意”与“诗艺”两者应当结合，禅的精神与形式本来就不可分割。但如何结合，却是难事，要使美国读者听众喜爱这样的诗，则是难上加难。
某些诗⼈（例如麦克娄，例如“语⾔诗⼈”）以晦涩著称，毕竟⽤⽞语谈⽞，可以写得⽞⽽⼜⽞。个别诗⼈能做到平实中寓深意（例如斯奈德，斯特⾥克等），但是引述禅说，⼏乎给⾃⼰贴上“远东风格诗⼈”标签。
⽽科恩的歌诗⼴受⼤众欢迎，巧⽆痕迹地引⼊禅式语⾔与禅宗精神，就这⼀点来说，科恩的成就没有⼈能望其项背。本⽂将着重讨论科恩歌诗：他的悲观与情⾊的悖论，他的平常语⾔背后的悖论张⼒，并分析科恩是如何把精神追求与形式追求衔接起来。
03.
悲观诗⼈
科恩常被称为“悲观主义的桂冠诗⼈”（Poet Laureate of Pessimism），他的歌给⼈最深的印象是悲苦，最打动⼈的地⽅也是悲苦。他年轻时长期有忧郁症，他的歌不断写到⼈间之苦，即使是情歌也逃不脱悲愁。
“多年前的事了，南希”（Seems so long ago, Nancy），“彩排雷格曲”（Dress Rehearsal Rag）等好⼏⾸歌直接写⾃杀的诱惑。有批评家说他的⾳乐是“割腕⾳乐”（music to slit your wrist by），他完全赞同，甚⾄说唱⽚公司出售他的唱⽚时应当附送割腕⼑⽚。
艺术给他的忧郁⽓质到⼀个出路，但如此悲苦情调，在当代歌坛⾮常突出。《涅槃》乐队主唱科特·柯本(Kurt Cobain)曾有⼀⾸⼴为传颂的歌“Pennyroyal Tea”，其中有奇怪的句⼦：“在冥间给我⼀个伦纳德·科恩，让我可以永远叹息”。1994年柯本果然饮弹⾃杀⾝亡，年仅27岁。
然⽽，“哀伤诗⼈”科恩本⼈却并没有如此了结⾃⼰，佛教使科恩对悲苦达到宗教的理解。他早年的⼩说《⼤⼤⽅⽅的输家》的扉页题词，引⾃雷·查尔斯的著名的歌曲《⽼⼈河》唱词：“有⼈说，别再悲伤”。结识杏⼭⼤师时，他正在录制他的新专辑《旧仪式新⽪肤》（New Skin for the Old Ceremony），完全不懂流⾏⾳乐，⼏乎不懂英⽂的杏⼭师⽗到录⾳棚⾥听了⼀次。
第⼆天科恩请教他时，他说了⼀句：“你应当唱得更悲伤”（You should sing sadder）。这句话对科恩启发很⼤，他感到他必须⿎起勇⽓来探寻⼈⽣的悲哀。
在西⽅⼈眼⾥，佛教是⼀种“悲伤的宗教”，佛陀悟道后宣扬“四谛”，第⼀谛就是苦谛：⼈⽣是苦果，“⼋苦”是整个佛教哲学的出发点。信仰佛教后，科恩把愁苦理解为⼈世常态，这反⽽给他⼀种宁静⼼境。
周润发 陈玉莲正因为有这样的彻悟，科恩⾃嘲说⾃⼰⽐悲观还要悲观：“我不是⼀个悲观主义者：悲观主义者站在那⾥担⼼下⾬，我却早就淋得全⾝湿透”。悲观已经成为他对⼈⽣的⼀个基本态度。⼈们甚⾄称他为“世界级的悲伤供应者”（world-class purveyor of sad）。
04.
情⾊与禅
杏⼭⼤师希望“唱得更悲伤⼀些”的专辑《旧仪式盖上新⽪》，⼤多是情歌。佛教认为“五蕴皆空”，强调⼀切“⾊法”均是错觉。在错觉感官世界中修炼，⼥⾊就是第⼀戒。但禅宗史上出过不少“狂禅”，从禁欲苦⾏转向房中修炼，谓之“以欲治欲”。科恩不是这种狂禅，科恩歌词中的情⾊描写，他认为是⽣活常态，与平常⽣活的其他⽅⾯⼀样，并不妨碍禅悟。
科恩⼀⽣独⾝，却有浪⼦之名。早年他还试图过⽐较正常的⽣活，五⼗年代他移居艺术家聚居的希腊海德拉（Hydra）岛，与⼀个挪威有夫之妇同居，⽣了两个孩⼦，那时他专⼼写诗写⼩说。⼋年后他
们分⼿，⼥⼈回到前夫那⾥，科恩到美国开始歌⼿⽣涯。此后传说他与多名⼥歌⼿或其他⼥⼦有浪漫史，他⾃⼰对浪⼦之名也供认不讳。
陈光标老婆1978年他的专辑《⼀个登徒⼦之死》（Death of a Ladies’Man），标题中的Ladies’⽤的是复数，第⼆年出诗集，⽤同⼀标题，改成单数《Death of a Lady’s Man》，算是节制⼀点⾃夸⾊彩。科恩在《⼤⼤⽅⽅的输家》中情⾊描写之露⾻，使得译者不得不为之向中国读者道歉：“⼤量猥亵龌龊语⾔，有时达到令⼈恶⼼的程度”。但琳达.赫琴认为这是“巴赫⾦式的狂欢”。
他的歌词有不少袒露的情⾊描写，在《歌⼿必须死》（A Singer Must Die）中他承认：“所有的⼥⼈都湿了，法官别⽆选择/ 歌⼿因为嗓⾳撒谎必须”；《你知道我是谁》（You Know Who I Am）中说“有时我要你裸体，有时我要你野性”，这样的句⼦屡见不鲜，但后⾯的句⼦毫⽆⾊情，却有深刻的禅味：“你不能跟我⾛，我是你我之间的距离”。
任何民族的流⾏歌曲都以情歌为主，浪漫情事⽆所不在，陷情痴迷，失恋欲绝，是流⾏歌曲常规题材。科恩的情歌却⼤相异趣，他的情歌是痛苦的，有情⾊之语，⽆沉溺之⼼。情⾊似乎使⽣命更加空洞，更加悲苦。
他在著名歌曲《在我的秘密⽣活中》（In My Secret Life）中唱道：“结束的时候到了/我想念你，⾃从那地⽅毁了/灌满变化的风，长满性欲的草”。在痛苦的歌声中，情⾊与悲观两极会合，格外分明：“⼀
⼿抓住我的⾃杀，⼀⼿抓住玫
瑰”（《街上的故事》Stories of the Street）。
⾁体的亲近似乎使⼈⽣更加脆弱，更经不起意义的推敲。因此科恩被⼈称为“情⾊绝望的⼤师”（Master of Erotic Dispair）。《今夜会很好》（Tonight Will Be Fine）⼏乎全⾸都歌唱情⾊：“有时我见她为我脱⾐/ 柔软的裸体是爱的定义/ 她⾝体动得充满勇⽓/今夜会很好, 今夜会很好, 今夜会很好----”，但是收尾短促冷峻使⼈⼀惊：“----⼀段时间⾥”。这样的歌曲，显然不属于那些只在摇滚中寻刺激的男⼥。科恩说，他的歌迷⼤多是严肃思考的⼈，⽽严肃是必要的：“很多⼈把忧郁与严肃搞混了……严肃使我平和，使我轻松”。
情⾊带来的是痛苦，⽽痛苦需要⼀个出路。这个出路就是接受⼀个事实：失败是⼈的命运不可分割的⼀部分，⽆法完美的爱只是命运的⼀个隐喻。这⾸《往⽇的⾰命》（The Old Revolution）似乎在追求失败：“我终于冲进了监狱/ 我到了我在锁链中的位置”。
《等待奇迹降临》中说的是失败是常态：“当你倒在公路上/ 当你躺在⾬中/ 当别⼈问你怎么样/ 你只能说⽆可抱怨/ 当他们上刑榨你情报/ 你只能装聋作哑/ 你只能说你在等待/ 奇迹降临，等待奇迹降临。”车祸现场与刑讯室，都是奇迹最不可能降临的地⽅，这⾸歌其实是说⼈⽣不要企图侥幸。
他在那⾸祝神歌《哈利路亚》中说：“当⼀切都搞糟了/ 我站在歌神之前，唯⼀的词便是/ 哈利路亚”。在科恩看来，承认世间苦才能得解脱，祈求奇迹是⼀种奢侈，承认失败，接受失败，是⾃救的唯⼀⽅法。
因此，对于⼀个悲苦的艺术家，解脱悲愁的希望本来就不必有。他在⾃传体⼩说《热衷的游戏》（The Favorite Game）中写道：“当词变成⾁体，伤痕就会出现”。（A scar is what happens when word is made flesh）语⾔不是表现悲哀，⽽是痛苦本⾝，这种态度与禅宗不⽴⽂字相契：语⾔并不是传达真相的⼯具，语⾔只能对真相起破坏作⽤：诗歌并不给⼈安慰，语⾔的挫折就是⼈⽣的挫折。
科恩有⼀⾸歌《⼀批孤独的英雄》（A Bunch of Lonesome Heroes）：“⼀批孤独⽽吵吵闹闹的英雄/ 半夜⾛在路上”，每个⼈都在说“我要讲我的事迹”，但是到最后谁也没有讲成。因为这样的语⾔没有⽤，这样的故事什么都没有说，这些⾃夸伟业的“英雄”很愚蠢。科恩不是嘲笑别⼈，在《跟我跳舞直到爱情尽头》这⾸歌⾥，他说：“我要的那么多/ 什么都摸不着/ 我⼀向就是那么贪”。“我”本⼈也跟所有的⼈⼀样，是执迷的愚⼈。
05.
平常语与禅机
禅宗只能在不可能的地⽅寻真相，只能“往南看北⽃”。科恩有⼀⾸歌，题⽬是《教师》（Teachers），但只有禅师才
禅宗只能在不可能的地⽅寻真相，只能“往南看北⽃”。科恩有⼀⾸歌，题⽬是《教师》（Teachers），但只有禅师才能如此教⼈：“我遇到⼀个⼈丢了魂/ 在我寻的不知之处/ 智者说：跟我来吧/但是他⾛在我的⾝后”。此歌唱出了禅宗的教授⽅式：悟道不由他⼈，只能靠佛性本有，真相只能由⼼⽽得，外在的⽅向只能是迷途。
另⼀⾸歌《电线上的鸟》（Bird on the Wire）说出了这⼀层道理：“如果我⼀直不说实话/ 我希望你明⽩不是只对你如此”。当然对你也没有说实话，但不说实话并不是专门对你，⽽是因为对任何⼈⽆法说出实话。⽤禅宗公案的常⽤⽅法，最能揭⽰真相的说法就是答⾮所问，或是⼲脆不说。回避回答不是没有回答，⽽是不相信语⾔能回答：“若指⽰你，我即迷源。”
禅不应⽴⽂字，但如果⽆⽂不⽴，就像唱歌就不得不有词，那么⾄少应当⽤最简单的语⾔。这就是为什么禅宗强调：只有语句简单，才可能说出最难说的内容。如果说歌词正好也需要语⾔简单，这⼀拍即合并不是科恩的本意。就像科恩名字的发⾳，正好是与⽇语“公案”（Koan）⼀词发⾳相同，歌迷们有时称他的歌为“伦纳德·公案”⼀样。
禅宗的平常语是假象，科恩的歌词平易也是假象。歌既要讲男⼥情事，⼜要宣扬⼈间万般苦，两者如
何能何结合在同⼀⾸歌⾥？这⾥就出现了禅宗的根本性悖论：说⾊即空，本⾝是教条，重复教条不成为艺术语⾔。科恩的歌词不得不⽤平常语⾔，经常包涵巧妙的悖论，这就是“诗性”之所在。
⽐如，爱情是为了“让我们在⼀起孤独”（《等待奇迹》Waiting for Miracle），⽐如胜利只是证明“你战⽆不胜的失败”（《⼀千个吻之深》A Thousand Kisses Deep）。这种“苦涩幽默”（dry humor），这种⾃嘲态度，以及悖论的张⼒，正是科恩的歌词艺术中最吸引⼈的地⽅，也是禅宗给他的最⼤礼物。
临济禅对佛教教义经常⾔语不恭，甚⾄有意不逊。临济宗开⼭始祖义⽞禅师有名⾔：“逢佛杀佛，逢祖杀祖，逢罗汉杀罗汉，逢⽗母杀⽗母，逢亲眷杀亲眷，始得解脱。”东亚千年以来的艺术家，当代世界许多艺术家，迷恋禅宗的重要原因在于此，禅宗解放诗歌语⾔的功⽤，也在于此：诗歌的使命就是创造新的语⾔⽅式，⽽不是讲道解惑，因此可以说，禅本⾝就是艺术。
科恩修禅近四⼗年，甚⾄出家苦修，禅宗是他⼼中重要的信仰⽀持，但是他在语⾔上，却采取⾮常随意⽽智慧的态度。他甚⾄说他出家的原因是“师⽗说出家对缴税有好处”。他即使做和尚时，都并不声称⾃⼰如何虔诚，他修禅，是因为禅宗是对⽣活固有困境的⼀种回应。⽽他⾃⼰觉得“我是这⼀代⼈中的喜剧⼤师：我很可笑，笨拙的可笑，严肃得可笑，不合时宜得可笑”。
他⼀再说“我不过是个末流诗⼈（minor poet）”，“是⼩丑歌⼿(comic voice)”。因此，科恩在结束他的出家修⾏之后，出的第⼀张歌集《⼗⾸新歌》中就有《如此这般》（Here It Is）这样连篇悖论的歌：“
这是你的王冠/ 这是你的⽟玺钻戒/……这是你的推车/ 你的纸板箱和尿臭。”如此⽤词，也是对临济宗创始⼈著名的“佛性在⼲屎橛”之说的回应。⽆怪乎科恩⼜被称为“流浪汉的王⼦”（Prince of Bummers）。
如此歌词，好像是⽂字游戏，却是科恩⽂字中艺术的真谛。艺术对于他来说，是超脱⿊暗，⾃我拯救的唯⼀⽅法，⽽忧郁本⾝就是艺术追求的动⼒。反过来说，超脱就要放弃执着，悖论的是：要放弃的第⼀个执着就是艺术本⾝。正如禅宗不得不⽴⽂字，⼀旦不得不⽴，语⾔本⾝的⽬的是为了破除⽂字障，要⾔说不可⾔说之物，只有在平常语背后暗藏禅机。
作为禅宗歌⼿的科恩不得执着于歌的艺术，他破歌之执的最好办法就是写出不像歌的歌。这就是临济宗“破除万执”、“杀治⾃在”的峻峭风格。科恩的歌写得很认真，追求形式美，追求出⼈意表的措辞，但正因为如此认真，才得到⼀种随意的潇洒和平易。
⽐如，表⾯上是赞美对⽅的情歌，其中却是奇怪的公案：“我让医⽣查我的⼼脏/ 他说我应当了断/ 他给⾃⼰开了药⽅/ 上⾯竟然有你的名字”（《我们俩总有⼀个不错》One of Us Cannot Be Wrong）。
《颂歌》（Anthem）被认为是科恩最得佛教真髓的⼀⾸歌，“撞钟吧，趁你还能撞钟/ 别去想完美的祭品/ 是有裂缝，每样东西都有缝/ 光就从裂缝洒进”。“有裂缝”（cracked）指的是疯⼦，常⼈⽬为疯⼦，可能就有⼤智慧。因此，不完美才是最好，这种想法显然与犹太-基督教“修赎原罪”思想正相反。
我也是歌手这⾸歌中提到的“祭品”是《旧约》犹太教的执念，耶和华似乎不断地在要祭品。科恩没有改宗，因为禅宗不需要信徒执着，只需暂时忘记他本有的信仰执着即可，所以科恩让⾃⼰忘掉祭献。
科恩说，每次捕捉到美，他就松⼿，避免“落⼊陷阱”。“我不愿执着，我希望重新开始”。⽽“不执著”，是他⼀开始修炼禅定就得到的要诀。他的禅宗⽼师告诉他：“修禅⼈不执”（A Zen man has no attachment）。据说这就是他1984年那个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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