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贝”型的上海女孩——卫慧的创作解析
  宝贝型的上海女孩——卫慧的创作解析
  王丽丽
  哈尔滨商业大学基础科学学院,黑龙江哈尔滨150028
  摘要新世纪文坛一个引人注目、惹人争议的文化热点便是七十年代以后的女作家热。
  评论界把七十年代以后看作一种文化上的界定,大约包含了如下意味在她们成长的年代里,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正历经着由压抑人的本能欲望,追求形而上的解放、自由的政治乌托邦逐步过渡到人的欲望合法化,从而被极大张扬、追逐,并在商品浪潮中得以强化的过程。
  关键词新新人类;另类写作;消费;后殖民;大众文化
  卫慧、棉棉、朱文颖、周洁茹、戴来等一大批带有这种时代文化标签的年轻女作家以自己独特的欲望化书写的方式制造着新世纪中国文学的喧哗与骚动,她们的写作被人们称为另类
写作。
  另类写作承接私人化写作套路,内容以都市的浮华诱惑为背景,与个人私密生活相关,将个体体验、个体欲望、个人情绪以近乎写实的手法大胆地呈现,透露出个性化的观念抉择和价值取向。
  并且她们的写作还常与行为艺术相连,如以办、登玉照、签名的形式对自己的作品进行炒作。
  在这批另类作家当中,影响较大、有长篇问世的棉棉、卫慧均来自上海,而且她们作品的内容也大多以上海为背景,渗透着一种具有优越气息、既爱又恨的上海情结,使我们隐约回望到当年的海上之花——张爱玲。
  上海之所以成为催生这批女作家创作的肥沃土壤,并非偶然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金融、商业中心,作为外商投资最活跃的空间,它对主流文化的脱离,它的西化程度远大于其它城市,再加上它固有的海派文化传统,以及曾经的殖民彩,使它受西方后现代文化的影响大于其它城市。
  另类的文化土壤自然会滋生出另类写作。
  因此卫慧、棉棉们的出现并非纯属商业炒作的结果,有其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
  一、宝贝物语
  王德威说过,海派文学象征的是城市与消费欲望的互动。
  物质的膨胀使人们种种欲望蠢蠢欲动,性欲、钱欲、权欲在都市的空间里一一释放。
  物质与消费联系在一起,以消费为目的,甚至道德,感情也可以成为交换的对象,也就是说,所有的一切都被物质化了。
  都市的物质化带来了两种结果,一是人的异化,以物质利益交换为原则,人们能够相对摆脱人与人之间的依靠关系,获得独立。
  但即使他们获得了独立,却又很难确定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
  二是取消人的中心地位,对物质的欲望和争取使人的中心地位逐渐不那么明显,甚至人在变成物的一部分。
  70年代出生的作家,成长于一个崇尚金钱、技术和性的时代,一个强调个人化的时代,与她们的前辈比起来,她们是最缺乏深度和集体经验的一代人,过往那种一致的体思想和体欲望已经被她们消解,终极意义写作上的历史和记忆的重负,被她们轻易地推开了,某种痛苦的历史深度也在她们作品中先验地缺席,代之而起的是如何使自己的个人经验得到充分的表达和维护。
  正如棉棉所说我们都将永远无法离开这些关于我们的青春的碎片。
  于是,她们用身体楔人历史,笔下那种由孤独、快乐、伤感、冒险、放纵、尖叫、自虐、飞翔等心灵体验的碎片构成了混乱的现实。
  她们渴望成为新生活的见证者,更渴望竭尽自己的内心,以此来证明她们已经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话语。
施特劳斯的作品  简简单单的物质消费,无拘无束的精神游戏,任何时候都相信内心冲动,服从灵魂深处的燃烧,对即兴的疯狂不作抵抗,对各种欲望顶礼膜拜,尽情地交流各种生命狂喜包括性高潮的奥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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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是她们的宗旨。
  70年代的卫慧、棉棉对于上海的书写是立足于寻求愉悦和享受刺激的,她们没有旧上海繁华精致不在了的感慨,而以一种享受生活,享受上海的姿态描绘时髦、前卫和浮躁的都市人生,描绘这座正引导着我们全部时尚的城市,一个新时代的神话,特别是其最隐秘和最敏感的一部分——那些在时尚中冲浪的青春期的少男少女们的日常生活。
  《上海宝贝》中的倪可是有钱又有闲的白领一族,她们过着优雅而脱俗的小资生活有从买
来的布沙发,施特劳斯牌钢琴,七星牌香烟,德芙黑巧克力、毛衫、长裙、西装,自然还有外国白领情人如德资跨国投资顾问公司的马克……有钱有闲有情人就有资本快乐地放纵一把。
  于是,卫慧笔下的女主人公们在物质极大丰富的条件下,开始了放纵欲望的享乐之旅。
  《上海宝贝》中的倪可在感情上可谓是一个玩世不恭、情欲分离的空心人。
  她爱着纯真的天天,但天天却是性功能有障碍,于是她在风度翩翩、性功能强大技巧高超的德国男人马克那里得到满足。
  作者还引用了米兰·昆德拉在《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中的经典爱情论语为其作辩护同女人做爱和同女人睡觉是两种互不相干的感情,前者是情欲一感官享受,后者是爱情一相濡以沫。
  而女主人公倪可正是这样一个把感情当成游戏,拿青春作赌注的人生。
  辞掉一份工作,离开一个人,丢掉一个东西,这种背弃行为对像我这样的女孩来说几乎是一种生活本能,易如反掌。
  从一个目标漂移到另一个目标,尽情操练,保持活力。
  卫慧们如是说。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这些所谓的新新人类,其实内心中包含着许多复杂的情感,这正是一种现代生活节奏极度变化,不的因素大大增加,人们缺乏安全感、信任感从而无从把握个人的幸福与前途而陷入迷惘的无根状态。
  而这种深深的焦虑又衍生出一种存在的荒诞,她们既对物质化的市侩文化感到不满,又无法到有效的反抗方式,于是沉迷刺激,及时行乐。
  落实到现实生活中就是一种玩世不恭的狂欢状态和情爱分离的内心挣扎。
  二、虚无的后殖民
  作为生长在中国商业化和城市化过
  程中的另类作家的卫慧们,物质生活的丰富使她们的都市情绪不同于以往,城市不再指向现代化,而是指向了物质化,在她们的小说中,对洋烟洋酒香水的津津乐道和对酒吧夜生活的依恋无疑是消费社会的一幅社会时尚图,表现出的是人们对物质主义的绝对认同,对中产阶级价值观的认同与宣扬,对所谓成功人士的仰慕和憧憬,对消费时代中自我身份的渴望与焦虑成为时代的主调。
  在《像卫慧一样疯狂》中,卫慧详尽地描绘了上海白领们对奢华物品的占有欲,复现着中产阶级的另一张脸孔。
  小说充斥了大量西方文化符码和意象,她们俨然成了引领时尚生活的代言人,以上海这座城市优越者自居,向我们炫耀自己在品牌方面的渊博知识,这些幻化为符号的物品,不仅是摆设和道具,而且是欲望的直接目标和标志牌。
  在凝聚着大量符号的品牌中营造出一个欲望乌托邦,正是消费主义时代的独特景观。
  曾经在新感觉派作家作品中出现的意象,不经意地在她们的作品中复活,酒吧、舞厅与音乐、街头的霓虹灯以及吧内晦暗闪烁的灯光,都依然是其文本依托的背景。
  这样的环境中充斥着的不仅仅是饮食男女的情感,更多的是一种对身体物质消费的强烈欲望。
  卫慧小说中的女性形象都是西化、世俗、自恋、焦虑的摩登而前卫的都市女郎。
  她们深受西方文化侵染,带有明显后殖民彩的文化心态。
  在卫慧这里,上海仿佛斩断了所有与中国文化的联系,她笔下的人物是全盘西化的,是用各种品牌的消费符码堆砌起来的,其中她小说中对于英文的炫耀和崇拜,正是作者殖民心态的一个重要表现。
  英文在这里绝不仅仅是一种外语,它成了一种文化身份的象征。
  在情爱观上,女主人公们奉行的是情爱分离、最大限度的解放自己的身体,放逐自我,消
解自我,让自己变成一个百毒不侵、游戏人间的人。
  在这里,我们认为卫慧的写作没有拒绝男性的趣味,而是竭力配合。
  不仅不反对男性的窥视,而且主动地展示,这样的写作姿态其实是对世俗的迎合,是对女性主义的一种曲解。
  因为女性主义是倡导性爱合一,两性和谐健康地发展。
  女性的真正解放是建立在自尊自信自强的基础上,而不是把自己沦落到空无无聊、矫揉造作的境地,从而失去了明朗的生活方向,而以一种虚无的人生态度来否定一切、嘲弄一切、消解一切。
  在这一点上,我们隐约感到以卫慧为代表的新生代作家们和海派文学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它继承了新感觉派作品中表现的那种现代社会的繁华和糜烂,及时行乐与世纪末的悲凉相交织的气息。
  虽然就历史背景来看,海派小说产生的二三十年代和卫慧出现的90年代,分别是中国现代社会进程快速发展的两个阶段,在经济和文化两方面都有明显的相似性其一,是社会转型和商业性的现代消费文化环境的形成;其二,是一场启蒙性文学运动之后,部分作者对主
流文化的反拨和纯文学性的消解。
  但在女性主体的性别态度以及后殖民彩的文化心态等方面又有其自己的特点。
  新感觉派小说在享受现代物质文明和男女的性爱禁果时,有狂喜,有感官刺激的解放,又有精神的分裂和迷惘。
  而在卫慧这里,她一心要表现她以及投射着她的自我形象的新人类们是如何标新立异惊世骇俗的。
  对于后工业社会生活与文化,完全没有批判意识。
  我们看到卫慧的《上海宝贝》正是充分显示了这种外来文化的中心化和本源文化的边缘化,所谓上海宝贝,无非是深度的殖民者文化内在化的产物。
  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最早接受消费主义文化的必定是富人阶层。
  因为只有他们才有足够的购买力实现他们所向往的消费欲求。
  城市的相对发达,媒体的相对集中,传播更为迅捷,都是消费主义文化扩张的有利条件中国所谓的中产阶级是个复杂的体。
  正如王晓明分析的那样,中国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原有的阶层发生变化,财富、利益重新分配,在几乎实在腐败的权力网络中骤然生出一个新的暴富阶层,不免让人觉得惊诧。
  所以新富人享有的中产阶级空间并未真正实现大众的诉求,为我们构建出一个的都市空间是虚无的。
  你不是希望营造欢乐祥和的气氛吗?它正可以从旁配合,让公众相信社会正在高速地现代化你不是急于掏空老百姓的口袋吗?它正可以制造‘中产阶级’的幻觉,鼓动人们追踪时尚,放手‘消费’。
  你不是非常讨厌公众的警觉和反抗吗?它正可以缩小公众的视野,已有人们只关心鼻子底下的那一小块利益,看不见前后左右的种种危机。
  可见当下大众文化有与主流意识形态同流合污的嫌疑,卫慧、棉棉90年代的都市文本恰恰不自觉地充当了这一角。
  总之,海派文学涌动着城市的消费欲望,给人的行为观念和价值取向所带来的一系列变动。
  商业化的社会用各种物质符码拟构着人们的美好生活,用物质营造出一个欲望的乌托邦。
  海派作家对城市中的饮食男女从肉体到灵魂,从言谈到行为方式,彻头彻尾物质化的描写,显示出他对于现代都市生活和现代都市人处境的一种思考。
  对苦苦挣扎在都市边缘的女性精明算计、权衡利益的生存哲学多了一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