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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内外的很多学者都曾经对安妮·布拉德斯特里特的诗歌《致我亲爱的丈夫》中诗人对其丈夫那刻骨铭心的爱情深感震撼并将其感受付诸笔端以借此歌颂和阐释婚姻和爱情。不过，虽然诗中歌颂的爱情感人肺腑，但是诗歌表达爱情的形式更值得学者们关注。为此，本文将从诗歌文本的文学性、诗歌语言的本质性、诗歌语言的规律性以及诗歌文本的感知性四个方面探索安妮·布拉德斯特里特《致我亲爱的丈夫》中的形式主义创作风格。
关键词：安妮·布拉德斯特里特《致我亲爱的丈夫》形式主义创作风格
一、引言
长期以来，美国殖民地时期的第一位女诗人安妮·布拉德斯特里特（Anne Bradstreet）的诗歌以其深刻的清教主义思想以及复杂的基督教世界观牢牢地抓住了国外学者的心灵，《致我亲爱的丈夫》（To My Dear and Loving Husband）便是其中一例。尽管如此，专门撰文阐述和研究这首诗歌的学者却并不多见。可以说，多数学者都把精力集中在她的其它诗歌上并在此基础上去探索她诗歌中的清教主义思想、女性声音、
爱我请留言主题曲传统价值、世俗斗争等方面的文化价值和人生观念。[1]（Requa，1974：3-18）探讨之余，学者们也顺便论及《致我亲爱的丈夫》中那夫妻间的深情厚爱，并借此抒发各自的所思所感。至于她对诗歌形式的追求，Rosemary M.Laughlin曾经
以诗人的其它几首诗歌为基础从韵律、组织原则、诗歌意象、主题四个方面做过分析和论述，但是尚未从形式主义的角度触及诗人在这首诗歌中体现出来的形式主义创作风格。[2]（Laughlin，2003：1-17）因此，本文拟从诗歌文本的文学性、诗歌语言的本质性、诗歌语言的规律性以及诗歌文本的感知性四个方面就诗人在本诗中表现出来的形式主义诗歌创作特征做一个形式主义解读，以加深对诗歌创作形式的理解，丰富学界对安妮·布拉德斯特里特的研究。
不过，在此之前得先概述一下本文所使用的形式主义分析方法。其实，根据彼德堡诗歌语言研究会（The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Poetic Language）的主力干将什克洛夫斯基（Victor Shklovsky）等人的观点，研究诗歌得从诗歌语言与日常语言的对比中去探索诗歌文本所特有的文学性以达到从语言的表象出发逐步靠近和揭示语言本质的目的。为此，文学性成了研究和阐释诗歌文本的一个关键词。此外，莫斯科语言学学会（The Moscow Linguistic Circle）的代表人物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和穆卡洛夫斯基（Jan Mukarovsky）也曾提出研究诗歌文本应注重诗歌语言的本质性和诗歌语言的规律性以分析诗歌文本的结构特征。当然，在分析诗歌文本时也不能忽视对诗歌感知性的分析。[3]（Zhu，Gang，2006：2-4）纵观全诗，可以发现诗人在创作《致我亲爱的丈夫》时，也无意当中在这四个方面给诗歌
文本留下了形式主义创作的痕迹。因此，本文在以下的论述中将以此诗歌文本为中心从上述四个方面对诗人的形式主义创作风格作出阐释以弥补学界前人在此处留下的空缺。
二、诗歌文本的文学性
从诗歌的文学性上来说，本文还是借用什克洛夫斯基对文学性的界定方法来对诗歌的独特性作出阐释。如此看来，诗歌语言的文学性就在于诗歌区别于小说、散文、戏剧等其它文类的显性特征，在于它自身所包含的独特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安妮·布拉德斯特里特在创作本诗时所体现出来的文学性
就体现在她对诗歌结构层次的合理安排以及对押韵格式的独特布局上。
对于前者来说，诗人在创作此诗时，既没有沿用英国早期的十四行诗的结构模式，也没有采用意大利十四行诗的结构模式。在这个方面，诗人所做的只是打破以往英国和意大利的十四行诗的结构模式，只身探寻适合自己风格的诗歌结构模式，因为本诗从诗行数量上来说只有十二行，从诗节的分布上来说已完全打破了英国十四行诗那种由Three Quatrains加上一个Couplet的诗节结构模式和意大利十四行诗那种由一个Octave和一个Sestet的诗节结构模式。可以说，尽管在那个英国文学对美国文学产生着巨大影响的年代，诗人依然能够摆脱英国以及意大利诗歌传统的影响而独树一帜，这无疑会给读者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既增强了诗歌的新鲜感，也增强了诗歌自身特有的文学性，让诗歌在诗人所生活的殖民主义时期绽放出本土化和陌生化的迷人风彩，以从形式上的原创性方面保证了诗歌的文学性。从诗歌的押韵格
式上来说，诗人分别摈弃了英国以及意大利十四行诗的abab、cdcd、efef、gg和abba、abba、adc、dcd或cde、cde的押韵格式而采用了自己独特的aabb、aacd、aaba格式。[4]（Lu Min，et al：17）这个格式确实让读贯了英国和意大利十四行诗的读者因感觉到作者的别出心裁而不禁眼前一亮，同时也因此而让诗歌自身的文学性倍增。当然，上述两个方面也不代表诗歌文本文学性的全部，只不过是在诗歌文本的文学性方面和其它的文学性特征相比之下表现得比较明显罢了。
三、诗歌语言的本质性
就文学语言的本质性而言，形式主义文学理论家雅各布森和穆卡洛夫斯基也曾论及在对文学作品进行分析时，应该充分考虑文学语言的本质特征。[5]（Zhu，Gang，2006：1-2）同样，研究诗歌文本的结构或者说对诗歌文本进行结构分析时，也还是需要充分将诗歌语言的本质性考虑在内，因为诗歌语言总是会在读者语言的习惯性与非习惯性之间到新的结合
点以让诗歌语言脱离落入俗套的危险或者陷入机械化与模式化的语言惯例之中，进而以一种出其不意的方式将自己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语言符号表征系统，从而在本质上增加了诗歌语言的新奇感，强化了诗歌语言的陌生化程度。事实上，读者在赏析《致我亲爱的丈夫》的过程中，也可以在诗中感觉到诗歌语言的本质性特征。不过，这里所说的“本质性特征”还是基于诗歌语言符号结构来谈的，而不是只从诗歌语言的形式特征出发。这主要是因为上述诗歌从节拍、音步、节奏、韵律以及诗节等诸多方面都形成了
一个有别于英国和意大利的十四行诗的独特的诗歌语言符号系统。而且，这个系统内部的能指和所指符号之间形成了在动态中保持稳定的静态特征以及在动态中寻稳定的动态特征。其实，从结构的角度来说，任何一个诗歌文本都应该有一个有别于其它诗歌文本的本质性结构特征，因为从结构上来说诗歌语言的本质特征也就是体现诗歌语言本质性的特征，诗歌的语义、主题、意象等的确定性都由诗歌内部的语言符号系统结构来确定。所以，要想创作出世间罕见的诗篇就得像安妮·布拉德斯特里特在创作这首《致我亲爱的丈夫》一样，从诗歌文本内部的语言符号系统结构这一能够体现和确定诗歌语言本质性的地方入手，做足这一独特的语言符号系统结构上的构思、安排以及布局等方面的前期准备工作以妥善处理自己诗歌文本内部的能指和所指符号之间的相互关系。总之，诗人安妮·布拉德斯特里特在《致我亲爱的丈夫》中对上述要素的巧妙处理和灵活安排已在很大程度上凸显了其诗歌语言的本质性。四、诗歌语言的规律性
虽然雅各布森和穆卡洛夫斯基等人强调在分析和阐释文学文本时要积极探索文学文本中文学语言的规律性，但是安妮·布拉德斯特里特在创作这首《致我亲爱的丈夫》时表现出来的恰好就是打破文学文本创作中所遵循的所谓规律性。[6]（Zhu，Gang，2006：2）其实，她是想通过她这种逆规律而行的创作风格告诉读者，诗歌创作乃至文学创作是比较灵活的思维活动，任何规律性的认识都有可能妨碍诗人和作者的原创性
创作思维。事实上，只要读者稍加思考，就能发现安妮·布拉德斯特里特创作是十分用心的，也就是说，
她在创作的过程当中，知道诗歌创作不能应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对诗歌文本进行定量创作。如果采用了定量创作的方法，诗歌创作将会面临标准化、规范化、模式化、教条化和规律化等被僵化的危险。然而，一旦诗歌创作陷入了僵化的危险之中，诗人创作出来的诗歌其实也就失去了诗歌语言应该具有的活力和灵光，进而退缩到散文的创作语言或者日常的语言当中，使诗歌文本彻底变质。因此，安妮·布拉德斯特里特旨在用《致我亲爱的丈夫》这个诗歌文本向读者传递她在诗歌创作过程中的一个主张：用丰富而多变的诗歌动态语言符号系统通过吸收和改造已有的诗歌语言来丰富和完善自己的诗歌语言符号系统，同时，打破传统诗歌文本创作中已有的诗歌语言系统规律，从而形成自己在诗歌创作方面不可复制的创作风格。归纳起来，安妮·布拉德斯特里创作的《致我亲爱的丈夫》打破了英国和意大利十四行诗已有的诗歌语言符号系统，用自己特有的诗歌语言符号系统传递本土的诗歌创作声音和诗学主张。
五、诗歌文本的感知性
除了关注诗歌文本的文学性之外，彼德堡诗歌语言研究会包括什克洛夫斯基在内的会员逐步意识到文学文本的文学性定义的外延拓展，随即强调通过文学文本的感知性来产生审美效果的方式，将文学文本的外延从其先前对文学语言的规律性和本质性等语言文字范畴类的研究延伸到对文学文本的感知性的研究上来。[7]（Zhu，Gang，2006：4）与此相似，生活在殖民主义时期的安妮·布拉德斯特里特在创作《致我亲爱的丈夫》时似乎就意识到诗歌文本的感知性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作用。虽然她没有率先将诗歌文本的感知性提出来，但是她在诗中已留下了思考的痕迹。首先，从非艺术感知的角度来说，诗人在《致
我亲爱的丈夫》中已用饱含深情的诗句将其对丈夫的爱这一诗歌感知对象的认知有条有理有层有次地挖掘和凸现出来，让读者既能清晰地感受到诗人这一感知主体对爱情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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