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百方针
1956年5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的文艺方针，简称“双百”方针，其具体内容是：“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
地下文学
是指“”期间由众自发创作，通过非公开渠道如手抄、油印的手段传播的文学。真诚的创作态度，独立的思考，多元的艺术探索构成了它的主要特征。其创作主体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
写中间人物论
大连会议由邵荃麟提出，根据文艺创作中“左”的错误，指出人物描写应该多样化强调描写英雄人物是应该的，但是中间状态的人物是大多数，文艺主要教育的对象是中间人物，因此还要注意写好中间状态的人物。在中污蔑为“黑八论”
革命样板
江青反革命一伙全盘否定十七年文学。京剧现代戏《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海港》《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娘子军》《白毛女》，交响音乐《沙家浜》 被封为革命样板戏。吹捧他们是向封、资、修文艺顽强进攻的突出代表，是文化革命有破有立的伟大创举。
天安门诗歌运动jackson周嘉诚
1976年4月5日前后，在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爆发了一场气壮山河的悼念周恩来总理的众性诗歌运动，史称“天安门诗歌运动”
三突出原则
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 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 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这是从根本任务论出发制定的形式主义的创作模式，完全违背了文艺创作的规律，无视生活和文学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
白洋淀诗
白洋淀是当年无数的知青下放点之一，地处河北，离北京较近。因此白洋淀知青点中有相当数量的家庭背景优越能够接触西方文学作品的高干子弟知青。他们自发地组织民间诗歌文学活动，逐渐形成了白洋淀诗。这是“运动”的落潮期，其诱因和动机来自对“革命”的失望，精神上经历的深刻震荡，和个体对真实感情世界和精神价值的探求。代表诗人有芒克、多多、根子、林莽、方含等。
政治抒情诗
特点是述政治事，抒革命请，内容多事重大事件或者重大命题，而且激情洋溢，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鼓动性，又被称为“政论的诗”或“诗的论政”
楼梯体诗：杂诗的一种体式。为了强调诗句中各音组之间的停顿，把一个诗句截成几段排成若干行，其中有些需要特别强调的音组，还可以诗格抬头往前排，这样整个诗行就形成了高高低低的不整齐状，通常人们称这种形式的诗为“楼梯式”诗。
阶梯诗（凸凹体）
把革命内涵和阶梯形式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它拆句分行，犹如阶梯，外部看像阶梯，而内
部又大量采用对偶、排比等句式，散中有整，骈散结合，韵律自然，节奏感强；它可以造成磅礴的气势，抒发火热的激情，是一种带有本民族特的新诗体。
新辞赋体”： 我不是我男朋友的女朋友
          又称“郭小川体”、“长句体”、“长廊体”。借鉴古代辞赋联辞结采的特点，短句长排，诗行大体整齐，大量使用铺陈、夸张、重叠、排比、对仗等表现手法，注意压韵。这种诗体有效地增强了诗的情感浓度与语言力度，造成一种宏阔与澎湃的气势，产生了较强的艺术表现力。
第四种剧本
“双百方针”在文艺界掀起思想解放运动的直接成果。勇敢地突破“人性”、“人道主义”的禁区，大胆描写人的道德、情操和爱情生活，深入剖析人的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塑造出一批真实典型的人物形象；勇敢地突破只准“歌颂”不准“暴露”的禁区，大胆地干预生活，尖锐地揭露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严重矛盾和冲突。总的来说“第四种剧本”破除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陈规，对新中国现实主义话剧的健康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重写文学史
新时期文学从78年以来，随着20世纪文论大量涌入，文学的各种思潮都推动了文学观念的更新转型，重写的意义是改变这门学科原有的性质，使之从从属于整个革命史传统教育的状态下摆脱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审美的文学史学科，改变过去各种文学史编著中的“非科学的思维定势”
伤痕文学
新时期重要文艺现象。1977年底，刘心武发表短篇小说《班主任》， 深刻揭示了极左路线给青少年一代造成的严重内伤，提出“救救被 ‘ 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 这一社会问题。此后不久， 卢新华又发表短篇小说《 伤痕 》，揭示极左路线对人的命运迫害和心灵摧残。继之，我国文坛上便相继出现了描写十年动乱给党和国家造成的灾难、着重表现极左路线给人民生活命运特别是思想心灵造成创伤的文学，被称之为“伤痕文学。”
反思文学
“反思文学”是继“伤痕文学”之后在新时期出现的第二个文学思潮；代表性作家作品有，茹志
娟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谌容的《人到中年》、张弦的 《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张贤亮的《灵与肉》等。作品着重对“”、十七年甚至更早的历史事实进行思考，从而在意识形态、国民性等方面挖掘现实问题的根源，展开对“人”的价值的思索。
最美的太阳歌词
改革文学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许多作家开始把目光由历史拉到现实，关注现实中的改革发展，形成了风行一时的“改革文学”；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被公认为“改革文学”的开篇之作；着重表现对农村和城市改革出现的新气象的肯定，对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障碍和热点难点问题的思考，体现了作家对社会、时代的广泛思索。其他如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何士光的《乡场上》、贾平凹的《鸡窝洼的人家》、柯云路的《新星》等。
寻根文学
进入 80 年代中期，文坛出现 “文化寻根”热 ，作家们开始致力于对传统意识、民族文化心理的挖掘，他们的创作被称为“寻根文学”；代表性作家作品有，阿城的《棋王》《树王》
《孩子王》、韩少功的《爸爸爸》、张承志的《黑骏马》、贾平凹的“商州系列”、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等；他们希望从“民族文化心理”的层面，解答为何中国会出现“”十年动乱乃至自盛唐以来国力衰落的疑问； 这是新时期首次出现的以明确的理论主张倡导的、理论与作品同时出现的完整意义上的文艺思潮。
新写实小说
是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小说创作中出现的一股新的文学创作倾向。这些小说的创作方法仍然是以写实为主要特征，但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新写实小说在对现实生活的理解与认识上，把日常生活作为描写的主要对象，在对真实的理解上，追求一种本的体验真实，在对人物处理上，主要体现的是小人物的生存境况，在叙述态度与叙述方式，采取民间的叙事立场，中立化的叙述方式。代表作家作品有池莉的《烦恼人生》、方方的《风景》、刘震云的《单位》等
新历史小说
不是把自己的小说当做演义官方历史的工具，而是从各个角度对鲜有人问津的历史和往事
做种种设想和个人化、民间化的叙述，表现出解构历史的强烈愿望，和对权威历史观的挑战。作者不在于历史的探索而是立足于当代性的要求来表达重新书写历史的愿望。这种重新审视历史的思想方法，被称为“新历史主义”体现这种思想的作品被称为“新历史小说”
朦胧诗
兴起于wav格式铃声 20 世纪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初，是伴随着文学全面复苏而出现的一个新的诗歌艺术潮流。它以“叛逆”的精神，打破了当时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一统诗坛的局面，为诗歌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同时也给新时期文学带来了一次意义深远的变革。北岛、顾城、舒婷、梁晓斌、江河、杨炼是朦胧诗的代表诗人。他们在诗作中以现实意识思考人的本质，肯定人的自我价值和尊严，注重创作主体内心情感的抒发，在艺术上大量运用隐喻、暗示、通感等手法，丰富了诗的内涵，增强了诗歌的想象空间。
新生代诗
“新生代”是继朦胧诗人之后走上诗坛，具有更新的诗歌观念和审美追求的新一代诗人体，是一百多个松散的诗歌团体的总称，另有“第三代”诗人，“后朦胧”诗人等称谓。其诗歌
又有不同于朦胧诗的艺术特征：逃离文化，或曰反文化，非文化；美学精神的“反崇高”；语言上的反意象化。韩东的《有关大雁塔》、尚仲敏的《尚义街六号》、李亚伟的《中文系》及伊蕾、翟永明等的女性主义诗歌。
新生代小说   
也称90年代新生代小说，包括毕飞宇、鲁羊、朱文、韩东、陈染、林白、邱华栋、东西等90年代成名，被评论界称为新状态作家的创作。2有三种写作类型：哲学型，私语型和写实型。2它是90年代边缘化语境的产物，也是80年代先锋文学的发展和延续。
现实主义冲击波
90年代现实主义小说创作，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河北的三驾马车谈歌、何申、关仁山的崛起而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被人称为现实主义冲击波。2尖锐而真实地揭示以改革中的经济问题为核心的社会矛盾，注重当下的生存境况和摆脱困境的奋斗，贯注着浓重的忧患意识。2陆天明的《苍天在上》、刘醒龙的《分享艰难》、谈歌的《大厂》等。
错怪的歌词
女性写作或小说
指那些由女性作家创作的以极端性、尖锐性和革命性强调角差异和性别意识的写作或小说。80年代的张洁、残雪、王安忆、刘索拉、铁凝、池莉等；90年代新崛起女作家：陈染、林白、徐小斌、斯妤、徐坤、海南、张欣、毕淑敏等
先锋小说
1985年，一种激进的叙事实践开始出现，这就是以马原的《拉萨河女神》《岗底斯的诱惑》等为开端的先锋小说潮流，其代表作家还有洪峰苏童余华等人。先锋小说具有实验性，特点有：文化上对意识形态的回避反叛消解；文学观念上颠覆传统的真实观；文本特征上体现为叙述游戏。先锋小说对小说叙述方式和语言形式的大胆探索为中国当代小说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
“归来的歌韩国跨年演唱会2014”
“归来者”是一个十分特殊的诗人体。其中有在中国新诗史上享有盛誉的老诗人艾青，也有在40年代的诗坛上十分活跃的“七月派”诗人和部分“九叶振”诗人，以及崛起于50年代诗坛的一批青年诗人的中坚力量。1980年，沉默了20个春秋的艾青把他复出后的第一个诗集定名为《归来的歌》。从此，“归来的歌”就成了这一派诗人的新创作的共名。
。
文化散文
作为一股文学思潮形成并逐渐成熟于 80 年代后期至 90 年代初期，是90 年代“散文热”中最重要的表现领域。文化散文主要是指创作主体写作时采用一种文化视角，“以二十世纪人文科学和艺术哲学的最新成果为观察工具，避免先贤们的偏颇，文化批判鞭辟入里”，使散文写作“攀上了一个新的思想高度和深度”。代表作家及作品有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史铁生的《我与地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