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含金量”随想
读历代传世之作，常有走进“珍宝馆”的感觉：珠围翠绕，金碧辉映，满
目精华。有时又感到如临华堂盛宴：金盘银盏光错落，珍馐玉液香怡神。由感
觉而生赞叹，怀感慨，进而思文心，索所以然。为什么这些作品能经得起时间
过滤，岁月淘洗，而恒久不衰，魅力长存?答案是，既不靠包装，亦不靠炒作，全靠自身资质：厚重，精粹，秀外慧中。也即人们常说的：含金量高。
金乃稀世珍宝，人间宠物。以金喻文、衡文、评文，古来常见，中外皆然。欧阳修把好文章比作“精金美玉”；白居易称赞好的诗词为“开瓶泻樽中，玉
液黄金脂”；歌德形容莎士比亚的作品是“银盘装着金桔”，并调侃说：“我
们只能拿土豆装进盘里”。显然，写出含金量高的作品，是历代名家的宿愿和
追求。他们期望于文苑的，是多一些“精金”、“金桔”、“金脂”之作，少
一些“土豆”般的平庸文本。追昔思今，脉理相通，这岂不也是当今人们的切
切期盼，殷殷心声！
一
作品的含金量，虽无法以衡器计量，但也并不神秘玄虚，是看得见，摸得着，可分析，能辨别的。
以我国历代经典名著为例，可以说，数行之内，必有如珠似翠之句；篇章
之中，多见堆金砌碧之段。有的开门见金，光彩夺目，引人入胜。如荀子的
《劝学》，从“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开篇，铮
铮灼见，可圈可点，使人一见而惊，不能不入其彀中。有的重金在后，以睿智
隽永之言警世醒人。如杜牧的《阿房宫赋》，结尾是：“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
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读之，思之，如闻暮鼓晨钟，发人深省。有的辞章宏丽，全篇金光灿灿。如王勃的《滕王阁序》、陆机
的《文赋》，几乎句句珠联璧合，段段金镶银饰，使人执卷留连，百读不厌。
有的重在寓意，如庄子的寓言故事、柳宗元的《三诫》，或托物言志，或寄理
于形，皆言近旨远，其教化的价值重千金。
作品的含金量，可以通过分析诗文诸要素，更全面更确切地察知。
诗文之作，要素有二：意与辞。意立而辞从之以生，辞具而意缘之以显，
二者相倚，不可或离。这是二分法，或曰总概括。意，又可分解为义理与情志；辞，则包括文釆和音韵。义理雅正，情志高洁，文采斑斓，音韵铿锵，即刘勰
在《文心雕龙》中强调的“味之则甘腴，佩之则芬芳”，“视之则锦绘，听之
则丝簧”，四美兼备，高度统一，始为至美、足金之上品。若有所缺失，偏善
一隅而不及其余，则等而下之。因此，看一看诸要素是否含金，分而察之，再
合而观之，就大致可知作品总的含金量。
鲁迅在谈读书时曾说：“要看一看真金，免得受硫化铜的欺骗。”那么，
就诗文四要素来说，真金究竟是何模样?泛论觉空，实例易解，不妨以耳熟者为
例：
——“祸，福之所倚；福，祸之所伏”，“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他
山之石，可以攻玉”，“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类精言妙语，集睿智、博雅、哲思、明辩于一身，既益智醒神，亦启蒙祛昧，乃义理足金之
楷模。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老当益壮，宁移白首
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出淤泥而不染，濯清莲而不妖”，“先
天下之忧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横眉冷对千夫指，伏首甘为孺子牛”，
皆情思高远，志气浩然，犹如兰汤圣水，足以直抒胸臆，驱污逐俗，可谓情志
高洁之范例。
写得太多——“世混浊而不清，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弃毁，瓦釜雷鸣”，
“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这是《楚辞》中叙事写人的妙笔；“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
“香饭盛来鹦鹉粒，清茶擎出鹧鸪斑”，这是《牡丹亭》中言情咏物的佳句。《三国演义》写孔明之仪表，只用八字：“丰神飘洒，器宇轩昂”；《红楼梦》状贾府之荣华盛况，亦只八字：“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皆精而妙，奇而绝。这些镂金错彩，酣畅淋漓，既饶神韵，复多异香，读来使人赏心悦目生观止之
叹的文字。都是文釆足金的榜样。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
宫墙柳”，“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读之，诵之，皆如饮甘露，清爽唇齿，圆润喉舌，其音节、韵律之美，达于极致，真是“声转于吻，玲玲如振玉，辞靡于耳，累累如贯珠”，堪称音韵足金之样本。
虽然古来常言“金无足赤”，这也适用于诗文的思想锻造和文辞冶炼，但
把以上这些几近炉火纯青的文字，称之谓“精金美玉”，“玉液黄金脂”，有
谁会觉得过分?而在历代的经典名著中，这类真金的含量，并非一鳞半爪，而是层出不穷；并非偏倚一隅，而是参差分布于诸要素，可谓意辞双馨，四美兼备。例如，被誉为“五千精妙”的《道德经》，堪称“金相玉质”的《离骚》，不
愧为“史家之绝唱”的《史记》，确是“艺苑之秘宝”的《文心雕龙》，登上
诗歌高峰的李杜诗篇，家喻户晓、有口皆碑的四大文学名著，当代文豪鲁迅的
那些脍炙人口的小说、杂文、文学史论著，等等，虽然文体不同，风格迥异，
总体来看，都称得上是意辞双馨、四美兼备的“金桔”之作，故传诵者众，引
用者广，久而弥芳，远而弥光。可以说，正是以这些含金量极高的经典名著为
基石梁柱，珙壁穹顶，高阶回廊，才造就了中华文学殿堂的博大与精深，巍峨
与辉煌。
二
文学潮流，如大浪淘沙，总是不断地抹去轻薄芜杂，留下厚重精华。文学
史就是淘金史、识金史、含金量的评价史。文学评论，评论什么?比较文学，比
较什么?说到底，就是评论、比较作品的含金量，评论、比较作品是双馨、四美，还是偏善一隅。“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
善也。”(《论语》)这是孔子对古代两个乐章的评价：前者双馨，后者偏美，
总体含金量明显不同。《楚辞》中，屈原的《离骚》意雄辞伟，四美兼备，而
后继者宋玉的作品，则辞盛而意衰，含金偏于文采，故在文学史上前者居上位，后者屈末座。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说：三唐之诗，金、银也，所以品贵；宋、元以后，则搀铜锡。这一评价，可以从钱钟书的《宋诗选注》得到印证，说明
含金量的高低，乃诗文兴衰的内在决定因素。金不够，铜来凑，以铜充金，以
锡代银，或能热闹一时，终不能出大手笔，成大气候。——这是以往的经典名著、文学潮流和绵延其中的文化传统，共同给予的启示、提示，乃至警示。
“警示”者，告诫也，听来有点刺耳，但若联系实际，直面现状，或许会觉得，“仰览殷鉴，量已知弊”，正是时候了。
当今文苑，长篇山积，短章川流，且大都重包装，善推销，惟恐好酒囿于
深巷。只是佳酿太少，醇醪难觅，虽酒帘盈市，使人“闻香下马、知味停车”
者盖寡。许多作品是用注水法调制，省工减料，虚张声势，名不副实。说是鱼
翅羹，其实是撒了少许味精的粉丝汤；名为八宝粥，只见半生不熟的几粒米、
几颗豆，哪有什么红枣、银耳、桂圆、莲子?有的读者读了一位著名作家的书后写道：“读起来满是口腔快感，可真往瓷实里细琢磨，内容却水得一塌糊涂。”味寡思美馔，酒薄慕琼浆。于是，媒体上呼唤大师、渴望经典、企盼“大雅”
之作的声音不绝于耳，对作品“含金”与“注水”的议论纷纷扬扬，对垃圾、
烂菜般的庸劣之作的抱怨和批评时有所闻。正是：注水成风，方知精美难求；
庸劣充斥，更显金玉可贵。
近年来，由于文学面临产量繁多而质量平庸的困境，常见报刊上有关于中
国当代文学“缺什么”的议论。答案多种多样。有的认为缺想象力、创新力；
有的说缺精品意识、经典意识；有的则概括为缺令人信服的真，令人感动的善，令人欣悦的美等等。角度不同，各有见地。如果承认，文学的价值和生命力，
归根到底取决于作品的含金量，那么，鉴往察今，不妨说：当今的文学，包括
小说、散文、杂文、诗歌、剧本、评论，等等，比较普遍欠缺的，还是内在的
含金量。许多作品义理失雅正，情志欠高洁，文采少斑斓，音韵缺铿锵；即使
有所偏善，总体的含金量，离意辞双馨、四美兼备的标准也相差甚远，而铜铁
泥沙污垢的含量却高得惊人。
义理失雅正，有些是宏观性的，即总体思想走向的偏斜。如写人性，偏执
于对恶与丑的淋漓展示，而疏离于对善与美的深入发掘，实际是对人性本质的
误读和扭曲。写帝王，孜孜于表现皇恩浩荡，帝制威武，歌颂有余而批判乏力，实际是张扬皇权崇拜，传播封建意识。有些所谓“酷评”，骂杀与捧杀兼使，
狠话与绝话连袂，出语尖酸刻薄，立论信口雌黄，把本应以义理雅正见长的文
学评论，搞成搅混水的游戏，无理取闹的恶作剧。有些是微观性的，即篇章之
中具体言说的偏颇与悖谬。只举与文艺创作有关的：如“作家写什么都是天生的，像傻子为什么那么傻也是天生的”；“写文章，尤其是写小说，写散文，
说白了就是说废话，所谓语言艺术，就是废话的艺术”；“不要再说什么‘天
道酬勤’啊，‘勤能补拙’啊之类的废话，那是弱者的座右铭”；“凡伟大作家，如福楼拜，根本不在乎行文错误，也不在乎什么批评，正因此，他们才写
出了伟大著作。”这些都出自当今名人笔下，载于有影响的报刊之上，读者千万，流布广远。究竟是义理之金银珠玉，还是铜铁泥沙，多数读者会有正确辨析。但“英雄欺人”、“店大欺客”也是常有的事，因为是名家之言，也难免
给少数人造成混乱和误导，那就是义理失正之过了。
情志欠高洁，最突出的表现，是所谓“欲望化写作”和“下半身写作”。
写人叙事，言情状物，多见低俗、庸俗、恶俗之腐气，少有崇高、圣洁、纯真
之芳香。一些“都市文学”，沉溺于追逐风月，揣摩利害，仿佛城市生活就是
花天酒地，声犬马；好像世事悲欢，不外物欲、情欲，人间情愫，唯在脐下、床笫。某些“改编”之作，以“人性化”为名，消解崇高，亵渎正气，将庄严
的历史人生思考，化为嬉皮笑脸的市井闹剧。这种降格媚俗、趋市拜金之风，
也浸淫于一些名家笔下，或加入合唱，或向其靠拢，于是出现一些不伦不类，
向“性趣”贴近的尴尬书名。鲁迅在一篇短文中愿文人“眼光离开脐下三寸”。当今一些作家下笔为文，却常常相反。且不说小说中有多少“国骂”，散文、
随笔、评论中也时见粗口脏话。作品的格调本来就不高，再有意于远崇高而就
低俗，甚至如蝇逐臭，乐于粪堆上驻足，泥地里打滚，就只会使作品陡增污垢，难见情志之金屑了。
文辞少斑斓，或曰语言不精彩，乃当今许多诗文之通病。不精，表现在遣
词结句、表意行文，多铺陈而少凝练，喜稀释而畏浓缩。由于烦词冗语过多，
一句之内，徒增数倍之字，尺纸之间，虚费数行之文，何来厚重、美感、含金量?不精之弊，使汉语的简约之风泯灭，而乏彩之患，更使汉语的斑斓魅力尽失。诗文之“彩”，有多种元素，如精辞妙喻、对仗排比、引诗联赋、借经用典、
民谚俚语、含蓄借代，等等，就像五彩线、七笔，略备二三，就可取青配紫，抹黄着绿，使原本平淡的文字如获金镶银饰，显出珠光宝气。而当今一些名家
之作，却常常是数页无一精辞，全篇难见妙喻，语少对偶，罕见排比，远诗赋，离典故，清汤寡水一通到底，怎会有文采，有斑斓，有含金量?更有甚者，不仅浮言满纸，还常夹杂一些晦涩拗口、强拉硬配之欧化句式，如“作品彰显了某
种沉默而有力的维度”、“身体是最个人化的在场”之类，这就离金更远，只
能以泥沙计之了。
音韵缺铿锵，既是诗之疾，也是文之病。当今一些新诗，只管分行排列，
不顾配调安腔，读不爽口，听不悦耳，故不易流传。我国的经典小说名著，既
长文采，亦重音韵，情节紧要处，起承转合时，常证以诗词，佐以曲赋，为的
是壮声，增情趣，广韵味。这一长处，在当今的小说中已很少见。远诗词，
离曲赋，遣辞不选声，联句不酌韵，几成常态。同样，散文之美者，总是声情
并茂，八音迭奏，“按拍遥传月殿曲，走盘乱泻蛟官珠”，虽不押韵，音韵之
美自在其中。当今之散文，大都不重文采，亦轻音韵。斑斓乃铿锵之载体，文
采元素也常常是音韵元素。文乏斑斓，无金镶银饰、珠联璧合之异彩，亦难有
敲金戛玉、珠落玉盘之妙音。有些散文，出语轻浮花哨，给人以语言快感，却
像廉价糖果，有甜味无韵味。有的散文多见烦辞累句，读之粘牙逆耳，如闻腐
木湿鼓之音。如一句之中同字相犯(实例：“显然迥然不同”)、一音复用(实例：
“满腹抱负”、“但一旦”)，乃音韵之禁忌，却常见于一些作家笔下。常说“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艺术”的内涵，一是文采斑斓，二是音韵铿锵，
不重音韵，声不铿锵，语言的艺术性就要打折扣，含金量就要降等级。
由此看来，以传统文化、经典名著的优长为参照，注重提升义理、情志、
文采、音韵的含金量，既是繁荣创作的当务之急，也是达于中华文化复兴的长
远之计。
三
历史上文学繁荣、创作鼎盛的年代，都有一个“抱玉者联肩，握珠者接踵”，竞相以金多取胜的文学生态环境。从先秦诸子，到唐宋名家，到五四新
文化运动后以鲁迅为代表的灿烂星，都是如此。当今的写作队伍空前庞大，
其中有“取法乎上”者，“精金美玉”的痴迷者，“字字珠玑”、“一字千金”的向往者，但还不是很多；总体的文学生态，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浮躁与平庸结盟：铜铁盈市，灌木丛生，竞相以多产速成、炒作畅销叫板，而不是以抱玉怀珠、含金量高取胜。故制作虽丰，乏黄钟巨鼎之器，花木虽盛，少紫檀栋梁之材。一位评论家曾指出：“当代的一大危机就是劣质文化生产过剩，写得太多
太滥，而文学最终是凭质量说话的。”凭质量说话，也就是凭含金量说话。在
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从观念到实践，真正转到重视含金量上来，形成以金多
取胜的气候和环境，这是涉及诸多方面、需要策力应对的大课题；但关键
还是“反求诸己”：靠作家评论家自身的醒悟和努力。
所谓“醒悟”，就是要真正认识到，含金量是作品的价值、声誉、地位、
生命力的最终决定因素。历史上有人写诗多至万首，无一流传，有的作品不多，青史留名，这只能用“好鸟名花天下惜”，泡沫垃圾人人弃来解释。同样是写
张生与莺莺的故事，《会真记》几乎被人遗忘，而《西厢记》则代代相传，这
只能用大浪淘沙，金石独存来说明。自古名家以金喻文，把最好的诗文比作
“精金”、“金桔”、“黄金脂”，就是因为这样的诗文具有与金相同的特性
和品格：比值高，分量重；耐腐蚀，不生锈；彩绚丽，悦目怡神。正是这种
品格，使其在文学史上具有不朽的价值，显赫的声誉，崇高的地位和日久弥新
的生命力。历史上那些成就卓著的文学家，无一不是拜“金”主义者。有的是
早知早觉，一开始就取法乎上，以金多取胜；有的是走过弯路，中途觉醒，从
而获得成功。而那些始终执迷于速成多产、不知金为何物者，则只是热闹一阵，很快成为过眼烟云。可惜，当今一些很有才能的作家，尚未以前人的经验为鉴，仍处于夸多斗速不言金的迷途不知返，虽创下不少吉尼斯式的高产纪录(如有的几十天写出几十万字的长篇，有的一年出版多部长篇)，但总体来看，却陷入所谓“很快写作、很快出版，很快被遗忘”的怪圈，这就应了郑板桥的一句话：“天下岂有速成而能好者乎?”前几年，一位多产作家去美国访问，得知美国作家心中都有一个伟大的愿望，就是一生要写一部伟大的小说；又得知，那些赫
赫有名的欧美作家写的书比自己还少，“原来他们是用写五本书的精力去写一
本书，而我们的作家是用写一本书的精力写五本书”。他由此想到：如果中国
能多几个作家怀有这样的愿望，中国出现伟大作品的概率就会高一些。应该说，这是一种可贵的醒悟，也是文坛的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