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精神分裂相处的十二招（二）
和精神分裂相处的十二招
6. 重演或预演创伤情境
如果你到精神疗养院去，你会看到患者在和不存在的人对话，在他们的一人对谈中，有时还显得很有活力。由于他们和不存在的人对话，所以一般总认定他们一定是听到有人对他们说话，才加以回答。虽然有时候的确是这样，但许多时候事情并非如此。
我们精神分裂症患者非常敏感，情感很容易受伤。羞辱、敌意的批评和其他心理上的攻击，都为我们带来很深的伤害，留下的伤害也比一般人更严重。因为我们是这样的敏感，所以我们很自然的需要保护自己，使自己未来遇到攻击的时候，能够有所准备。我们所采取的对策之一，就是在脑海中不断重演我们受伤的情境，试着发展某种反应策略，以便碰上类似的情况时，我们不会在严重受伤。于是我们在心里面对自己说：“当时我应该要说……”或者是：“我早该告诉那个家伙我和他一样好”。我们在心理一次又一次地重演或者预演那个场面，演练的时候，常常会发出声音喃喃自语，似乎有一股难以控制的力量迫使我们这么做。
多年以前，我太太对我的之中行为觉得不堪其扰，于是，我们约定，我只有在清晨淋浴或者是修理草坪的时候，才可以做这类行为。割草机的马达声，往往能盖掉我喃喃自语的声音。
精神分裂症患者必须了解到，我们很容易会自言自语，而这种行为常会让正常人感到烦恼；我建议精神分裂症的伙伴们，当我们有需要做这件事时，和我们需要做其他不受社交礼貌欢迎的举动时一样，我们最好赶紧为自己一个借口，一个人退到洗手间或者其他可以只有我们一个人的地方，重演或预演到我们可以顺利的从自己的社交系统中表达出来时为止。
话虽如此，但我还是时常发现自己在社交场合时，会以温和的语调一个人喃喃自语，此时我最感激那些知道我有精神分裂症障碍的人，我想他们因此会预期我有些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当他们看到我一个人自言自语，也就比较不会感到困扰了。
7. 情绪反应
情绪反应是伦敦精神医学学会的乔治·布朗和他的同僚率先于一九五零年度所提出的概念（Brown·Carstairs，&Topping，1958）。布朗以被要求出院的精神分裂症病人做为研究对象，分析患者的家庭互动因素和其病情复发之间的关联性，研究结果发现，那些和情绪反应
强烈的家人相处的病人，比那些和较少敌意或者是情绪反应较缓和的家人相处的患者，要更容易发病。研究更进一步发现，情绪反应和病情复发的关联性，不受病人出院时症状的轻重程度影响。
根据与崁不威这个地方的家属会谈的结果，高情绪反应者是依照下面三种表现来定义的（Brown&Rutter，1966）：
1. 以憎厌、反对、不喜欢等这种严苛语调，像是代表批评意味的音调、频率、节奏或强度的声音来谈话。
2. 以敌意的语调做人身攻击。
3. 情绪上过度反应、不断的过度忧心一些小事情、过度保护的态度、干涉的行为。
上述各项都会增加患者再发病的概率，无法接受这些正是精神错乱的一部分，我们有精神错乱问题的人，必须要了解，我们面对前述态度是很脆弱的。时常和精神分裂症患者接触的人，也必须要知道，我们患者对批评、敌意和高度情绪反应，特别的敏感。
就像是戒酒无名会成员一样，我们精神分裂症患者，必须要尽量避开那些会让我们情绪过度反应的人、事、时、地、物。不过，当然了，这些很难全部躲得掉，当我们处在可能碰上敌意批判的情境时，我建议我们能够建立一套和别人沟通我们有这方面障碍的机制，来保护我们自己。几年前，我做了一张卡片放在皮夹里，每当发现别人对我的批评不公正的时候，我就会把卡片递给那个正在批评我的人看。卡片上写着：
“不好意思！我必须告诉你，我是一个有精神方面问题的患者，当我被严厉指责、蔑视、侮辱或遭到其他的压制时，很容易就会引发出情绪上的病症，能否请您用另外一种不会刺激到我的方法，重新把您的看法再说一次。谢谢您的体贴。”
虽然我不常亮出这种卡片，但我发现，当我随身带着这个卡片时，心理感到笃定得多。
8. 压力和刺激
不久前，三名我们医院的病人，成为地方上探讨精神疾病的新闻节目的访问焦点，他们三个人在节目中都表现得很好，但很不幸的，在上完节目的三个星期内，这三名病人都因为发病而再度住院。我自己在常在参加研讨会的时候或者是研讨会结束不久后崩溃；我同时也发现，即使是逛一趟购物中心，也会因为有太多的刺激，而让我觉得备受压力。
精神分裂症患者必须了解，兴奋刺激的环境就和挫折压力的环境一样，都会让他们受到过度刺激，我们需要发展一些技巧，来限制过度刺激对我们的身心影响。我发现，当我察觉到自己处在过度刺激的状态下时，如果能够很礼貌的告退，离开这个环境，会很有帮助。如果是在研讨会场，我可以退到自己的房间，若是在购物中心，我会退到一个刺激度少一点的地方。
我发现，如果提前知道自己会有一段较长的时间，要处在有高度压力或刺激的环境，那么预先增加我所服用药物的剂量，会有帮助。
出席一些参加者可能会有刺激对话的会议时，我发现，如果能够从参加者围坐的地方离开，坐到离语言交锋处远一点的地方，会很有帮助。在讨论重要议题的会议中，离开常会发生的讨论战场火线，心理的负担会小得多。
9. 音乐和嗜好
因为我们精神错乱的原因，就是理性思维的能力受损，所以我们若能从事不需要用到逻辑思考能力的活动，会有益处；音乐、艺术和诗歌创作，都是我们比较容易掌握，可以尽力表现的领域。因此，我鼓励精神分裂症的障碍者，能够多以这些形式来做沟通表达。
提姆·伍德曼（Tim Woodman 1987）现身说法，“真正有帮助的是艺术。我从绘画中获得很大的满足，它在某方面似乎回应了我说不出来的、对自我统整的渴望。”
拿我自己的例子来说，我发现花一段时间跳舞，非常具有性。这是一种以非理性方式表达自我，帮助自己从不断累积的压力中脱离的方法。通常这类的音乐或艺术表达，所呈现出来的方式不受别人赞扬，但是，我们表达自我这样的一个事实，是最有效果的。这种活动有一个说法，叫做“柴房活动（woodshedding）”（J.S.Strauss，自我沟通（personal communication），December 17,1990），名称取自爵士乐，讲的是音乐家原离人到柴房去，实验各种不同的声音，直到声音一众人会喜爱的形式出现。对于我们精神分裂症患者来说，不管是用艺术、音乐、或诗的创作来从事柴房活动，都可以动态的为我们自己建立一座回归正常世界的桥梁。
不久之前我的一名时常在写诗的女病人，写了一首我觉得对于心理卫生工作者极有启发的诗，诗的内容是：
“请做我的导师
而不是传教者，
在我学习的时候，
请给我回转的空间。”
10. 羞耻和歧视
传统上，我们这些罹患精神心理疾病的人，被社会所拒绝并被安置在与世隔绝的收容场所里。像是“错乱”、“疯狂”、“神经病”这类字眼所形容的东西，都表示是正常人认为毫不重要、可以马上丢掉的东西。就在三十年以前，我们这些被断定为疯了的人，仍然遭受隔离命运，不能够回到社会上，所以，在我们开始回到社区的时候，我们无法收到一般人欢迎。如同我最近所写的一篇文章（Frese，1993 b）所说的，电影经常把精神病患描绘成怪物。而当我们中间有某个人，杀了人或者是以什么奇怪的方式犯罪的时候，媒体总是把焦点都放在犯案者罹患精神疾病这件事上面。
一般人可以公开地、甚至是轻松地表示自己患有癌症或心脏病的同时，精神分裂症的话题，却总是带来恐惧或嘲弄的情绪反应。正常人一想到，和严重精神病患者比邻而居、或者是一起上学、或同在一个办公室的时候，总感到惴惴不安，我们常吓着他们，他们不知道我们会怎么样。
最近全美精神健康消费者协会（National Mental Health Consumer’s Association），提出六项全国性的议题，其中一项议题就是歧视，其主张如下所述：“歧视，虐待，排斥，污名化或其他的社会偏见，都应该要出来，并且在任何机会中予以强烈的驳斥。”为此，还成立了一个“全美污名清除大队（National Stigma Clearinghouse）”（地址为：260 Washington Ave.，Albany，NY 12210，USA），积极的监督并挑战媒体对精障者的刻板报道。
对我们这些重回社会并发现自己并不受欢迎的精神疾病患者而言，我们面对挑战，我们必须同心合力，一起来改变那个有时候我们称之为“变态的正常社会”对我们的观感。现在我们越来越多人，愿意公开自己的障碍特质，我们有责任尽量的和别人分享我们对精神疾病的认识，这样恐惧就会减少，了解与接纳就会增加。要对抗大众对精神疾病负面印象的好方法，当然就是宣传精神疾病患者的正面形象。麦克·杰夫（Mike Jaffe，1993）和他的家人，就为我们人家提供很杰出的服务，他们印制并到处张贴海报，告诉大家：“精神疾病患者丰富了我们的生活”，上面列举实际的例子，包括作曲家罗伯·舒曼（Robert Schumann）、舞蹈家拿斯洛夫·尼金斯基（Vaslov Nijinski）、剧作家由金·欧尼尔（Eugene O’Neill），以及其他许许多多有高成就同时承受精神疾病的名人。
会受伤的人只有一种可能当然咯，提到反歧视议题的时候，我不能够不提“美国残障者法案（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ADA）”，这部近年通过的法律，在诸如平等工作机会的确保上，跨出了一大步，建立了过去二十几年来的法律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