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道驭器——《论语公冶长》绎读
曾维术
【摘 要】《论语》的编排有其逻辑性,《公冶长》篇以公冶长为题,暗示此篇与言语科相关,更准确地说是以子贡为教育对象,试图让子贡摆脱“器”的局限,以仁(道)来驾驭外显之才(器).而子贡这类型学生要上达仁(道),不能走自诚明之路,而只能由器入道、自明而诚.这个修行方法,对于解决今天的器物危机有重大意义.
【期刊名称】《天府新论》
【年(卷),期】2016(000)005
【总页数】6页(P37-42)
【关键词】《论语》;公冶长;道;器;量子纠缠
【作 者】曾维术
【作者单位】山西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西晋中 030801
【正文语种】中 文
《论语》前四篇有明显的主题，第五篇《公冶长》的主题不容易见出。学者一般认为，《公冶长》泛论古今人物贤否得失，材料零散，并无统一主题。笔者以为，《公冶长》有统一主题，只因《论语》编者运用了“博喻”的手法(《礼记·学记》)，主题须深思后方能觅得。本文尝试一解。
《论语》各篇首章都很重要，因篇名将从首章择出。这种选择应该花了心思，如《八佾》，本可择选首章中位置靠前的“季氏”，但编者选取了靠后的“八佾”，以突出全篇的主题。〔1〕《公冶长》的第一章凭什么摆在篇首、笼罩全篇？
子谓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集解》《集注》对公冶长均无详细介绍。《论释》说出了事件的来由：公冶长解鸟语，某次为救他人之急而泄露鸟儿相谈的内容，招致牢狱之灾。后世学者以其不经，一般不取。这种不语怪力乱神的精神可嘉，然而有可能错失理解《公冶长》篇的入口。事件的重点词是“言语”，而且是非一般的“言语”——鸟语。公冶长拥有特殊的语言天赋而因此获罪。牢狱是政治
世界的象征，政治世界无比复杂，即便心怀善意，仍会因不够谨慎而遭受打击。这是“言语科”容易出现的问题，因言语是外显之物，擅长言语同时意味着承受风险。由此可以理解第二章的出现：
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伤信南容在《论语》里出场三次，《先进》篇云“南容三复白圭”，可见其慎言；《宪问》篇记南宫适问羿奡禹稷之事，可见其不伐而尚德。有此品质方能“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这是对首章“缧绁”的破解。第三章安排宓子贱，又是对前两章的补救：
子谓子贱：“君子哉若人！鲁无君子者，斯焉取斯？”
前两章句式几乎相同，人物与孔子的关系亦几乎相同：都是孔子的亲戚，而且都受到了较高的评价。如此则有可能让后世读者生疑：孔子是否过爱其亲？为了消除这个疑窦，就要安排子贱这章。子贱往往与孔蔑并提，《张迁碑》：“子贱孔蔑，其道区别”。《孔子家语·子路初见》载孔蔑与子贱皆仕，孔子问二者所得如何，结果孔蔑无得而子贱有得，孔子于前者不悦而称赞后者：“君子哉若人！鲁无君子者，则子贱焉取此”。这应该是《公冶长》第三章的背
景，其要点有二：一，孔蔑为孔子兄子，而受批评；二、不但子贱是君子，且子贱之为君子，是从鲁国其他君子那里学来的，足见鲁国君子之多。有此两点足以证明，孔子赏识贤才，绝不受私情所蔽。此外，安排子贱这个人物，还可延续对言语科的教育，与全篇连成一气。在《孔子家语·屈节解》，子贱的故事与子贡并立，前面刚说完子贡如何用三寸不烂之舌，乱齐、吴、越、晋四国以存鲁，后面马上接子贱的故事，消除“美言伤信”的影响。因子贱为了让民众保持信义，宁可舍弃辖区一年的收成。
《家语》从子贡讲到子贱，《论语》则从子贱讲到子贡：
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
子贡当知“君子不器”之义，听闻孔子评价自己为“器”，心中恐怕凉了半截，故续问是何器。孔子答曰“瑚琏”，瑚琏为宗庙贵器，暗示子贡虽是器，然亦是器中之贵者。“君子敬则用祭器”(《礼记·表记》)。祭器与燕器、贵与贱的一大区别，在于常用不常用。发用过多，长时间用于某一用途，则容易局限，所以有“大德不官，大道不器”之说(《礼记·学记》)。道为一、为质，器为多、为文。孔子称子贡为器，暗示其文胜于质。而瑚琏为黍稷器，夏曰瑚，殷曰琏，周曰簠簋，孔子不用周名而远举夏殷之器，盖因夏殷较周为质，如此子贡的品性又再次
得到肯定：虽然是文胜质，但毕竟不是没有美质，循循善诱之意跃然纸上。
众所周知，子贡为言语科最杰出的代表。若《公冶长》篇意在调教言语科，为何不以子贡为题，而偏取公冶长？盖因言语科之人才华横溢，相当自负，若直接指其缺，恐伤其自尊，因此以公冶长开篇。公冶长为夫子之婿，夫子之亲尚有如此缺陷，则弟子不能免也；公冶长完全是无心之失，则有心而失者敢不勉励改进？如此开篇，不得不让人感叹《论语》编者多么温柔敦厚！
子贡为人多才多艺，他最初追随孔子，恐怕也是羡慕孔子多才多艺。《卫灵公》篇载：“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按《史记》，这段对话发生于陈蔡之厄，“子贡作”，对老师和自己的遭遇有点不理解，夫子于是跟他谈了这番话。从中可以看出，子贡所理解的孔子主要是“多学而识”，这个形象其实是一面镜子，折射出子贡本人的性情。这些才艺当中，除了言语，还有经济才能，《先进》篇：“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史记·货殖列传》将子贡列入货殖业前三位，仅次于范蠡，可见其治产能力之强。而从《货殖列传》所载范蠡师傅计然之学，可知古代经济学家善于运用数学模型来发展经济，则子贡的“亿则屡中”并非凭
空猜测，数学模型是少不了的。最后，借用一下古希腊的学术，言语与西方所谓理性有深刻关联，两者其实是同一个词：λóγο〔逻格斯〕。亚里士多德有一著名论断：“人是理性的动物”，其论证基础在于语言。子贡所擅长的，恰是西方学术看重的东西。
以知(智)闻名的子贡，在《公冶长》篇获得了“器”的评价。孔子时代的贬称，到了近代变成了赞颂之辞，相反，谁缺乏“器物”，谁就落后于时代。要厘清这个古今转变，我们需要对“君子不器”作详细分析。首先，孔子本人是否多才多艺？无疑是的。则器用本身并非就值得反对。若无器，则道无法落到实处，有空玄之弊。道器为一对阴阳，谁也离不开谁，最佳的状态是平衡。但为何又要说君子不器？因道无形，器有形，人天生就处于有形的环境当中，容易被形局限，故须将“不器”提出来说。正如子贡所见之孔子，一眼即可见“多学而识”，而“一以贯之”却非容易看出。若无“一以贯之”的东西，“多学而识”未免零碎，否隔不通。这正是西方分科之学的问题。量子物理学家薛定谔对此有所反思：“我们从祖先那里继承了对于统一的、无所不包的知识的强烈渴望。被赋予最高学府的名称〔即university〕使我们想到，从古至今数千年，只有普遍性才是最受称赞的方面。然而近一百多年来，知识的各种分支在广度和深度上的扩展却使我们面临一种奇特的困境。我们清楚地感觉到，要把所有已知的东西融合成一个整体，我们现在才刚刚开始获得可靠的材料；但另一方面，一个人要想充分掌握比一个狭
小的专门领域更多的知识，已经变得几乎不可能了。”〔2〕
其次，在道器平衡的前提下，器物越发达越好。换一个意象更好理解：道为质，器为文，在文质彬彬的前提下，文越发达越好，所谓“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反过来说，文化越发达，所需要的质就越醇厚，否则不可能持久。中国有几千年灿烂的文化，全赖中国有源远流长的修道传统，对虚、无、质、朴、空有深刻的体悟。有此循环互证，很难想象中国这个文明体没有高度发达的器物，器物不发达其实是无法成为礼仪之邦的。
中国在明代以前是天下的器物中心，这点恐怕已无疑问。还剩最后一个问题：不少人认为，明代以后，中国人的器物落后于西方了。这个问题需要分作两层来分析：第一，近代中国确实有文敝的问题，而文敝的深层原因不在于文，而在于质。质不够导致文敝，德不足导致器物、制度退化。第二，即便中国退化了，西方是否就是先进的呢？未必，退化可能是全球性的。前面已经说过，分科之学导致西方学术更加远离整体性，局部的“突飞猛进”只能成就子贡层次的“多学而识”，而无法成就孔子的“一以贯之”。在质不足的情况下，文增多，文敝就越严重。正如一个家庭如果感情深挚，则家庭成员越多越好；一人如果素不相识、毫无感情，人的人数越多，秩序就可能越混乱，甚至有可能发生踩踏事件。
这可能是人类所临风险的意象。西方学术越割越细，相互否隔。城市专家一个一个局部去解决问题，结果高架桥越架越高，地铁越挖越深；转基因专家为了一个局部问题而引入一个基因片段，然而无法保证这个片段不搞乱整个生态；人工智能专家一心研发像人类、超人类的电脑，却不知这些产品对人类的前途命运有何影响。
危险迫使我们转变。薛定谔在《生命是什么？》显示，他转向了印度思想。东方学术是解决现代器物危机的一条出路，让我们回到《公冶长》中思索子贡的修行方法。
在“瑚琏”章之后，《论语》编者引入了“佞”的问题：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不知其仁，焉用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