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屏世界2020/6
成的，存在于个人之外并被体验为客观世界的真实，比如存在于客观世界的经纪人行业和律师行业，只有我们直接观察、参与、体验，以直接的社会实践才能获得的客观事实才是客观真实。符号真实，是对外界任何事物的符号表达，包括艺术、文学和媒体内容，比如经纪公司和经纪人行业、律师及律师行业，我们只能从像《我》和《新》这种媒介内容中获取这些领域的间接经验，它们所展现出的真就是符号真实。主观真实，是由个人在客观真实和符号真实的基础上构建的真实。大众媒介是最大的仿真机器，它不断地生产出大量的符号和形象，构成了鲍德里亚所谓的“拟像”，人们也往往通过大众媒介所呈现的“符号真实”去认识“客观真实”。《我》与《新》给观众提供了关于职场的拟态环境，使其在头脑中形成了客观真实和主观真实的结合，从而完成关于职场的影像构造，达到对这些行业的主观真实认知。
权振东 亲爱的小孩人们通过对大众媒体营造出的“拟态环境”进行认知和理解，然后形成自己的世界观。职场观察类真人秀对
客观世界进行记录并加以阐释，在塑造职场拟态环境的同时，需要传递积极健康的职场文化和社会价值观。因而，职场观察类真人秀节
目不能一味地追求“窥私”和揭秘行业内幕，需要在精神文化层面上加强主流价值观和职业观价值引导，为大众树立优秀的职业样本。
结语
《我》与《新》从“职场”出发，聚焦社会现实，探讨热点问题，展现了年轻人在社会环境中的生存状态。这两档节目在为观众塑造有关职场的拟态影像和话语空间的同时，也提供了职业价值观的引导，诱发观众对自身职场状态进行反思，舒缓观众职业压力。在今后电视节目形态的发展中，职场观察类真人秀在展现职场生活的同时，应以“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天下”的文艺创作态度，关注更多人文精神，体现艺术的人文价值。(作者单位：山西师范大学)栏目责编：邵满春参考文献:[1]潘源.西方电视理论史评[M].北京：中国电
影出版社,2016:49.
[2]斯蒂文·贝斯特，道格拉斯·
凯尔纳.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M].张志斌，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293.
[3]沃尔特·
李普曼.公众舆论[M].阎克文，江红，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1.
风格迥异的中韩两部电影作品，一上映立刻在中韩两国引起了重大的反响，取材直击社会上难堪、阴暗的一面，影调压抑，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整个社会而言都起到一次反思、警醒的教育作用。
《亲爱的》和《抓住那个家伙》叙述方法的比较分析
一、情节设置方面。1998年，韩国取消了严苛的“电影检阅制度”，建立电影
分级制度，韩国电影人奋斗多年的目标终于达成，他们有了更为自由和民主的话语权，暴力、犯罪、政治等敏感的现实
主义题材有机会被搬上大屏幕与观众见面。[1]2001年《朋友》以分级制推广后的第一部真实改编电影成功问世，创下了票房的新高，此后的现实改编电影不仅受到了本土广泛的关注，在亚洲各国也造成了重大的反响。《抓住那个家伙》是这个时期的佳作，剧本结构别出心裁，获得当年韩国电影大钟奖的最佳编剧提
名。电影别名为《蒙太奇》，对于该片而言，不仅是拍摄手法上的技巧，更是剧情上的拼接、重叠，十
五年前的案件与十五年后的案件交织在一起，牵出作案者的身份。中国导演高书曾精准地评价，“韩国电影强就强在把本民族的气质、文化和特点与好莱坞的规律结合在一起。”打破既定的情节模式，借助犯罪类型电影的外壳来阐述具有本土思考的创伤电影，减少消费苦难的同时有一股张力包围着所有的观影者，产生剧烈的共鸣。叙
论中韩电影叙述方法与主题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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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亲爱的》和《抓住那个家伙》为例阴陈湘妍
摘要：现实题材的故事核心，中韩两国依次上映的两部影片各有独到之处，叙述方法中细分为对情节设置和人物塑造的探讨，在主题内涵上剖析了人性复杂性和社会现实性。通过比较两国现实题材电影的差异性，从而更好地了解韩国电影，同时也为中国电影多样化创作提供一定的学习参考。
关键词:《亲爱的》
《抓住那个家伙》
叙述方法
主题内涵
传媒新思维
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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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视角将叙述者对故事的感知经验局限在某一个局部主体意识，从而把整个叙述置于这个局部主体意识的能力范围之内。影片采用内聚焦的叙事视角，警官的调查，西珍妈妈独处，十五年前的回忆这三条主线给观众交代了整个叙事过程。在无从获取更多信息的情况下，影片又再次给我们设下了更大的陷阱———制象，相似的案情，相似的场景，相似的情感，直到结局的双重反转才将我们一切错误的猜
想全部推翻，无疑又是最震撼人心的。常规的人物设定、线索节奏的把控、合情合理却又意想不到的剧情发展，饱含的真切情感造就了这一佳作。
《亲爱的》同为同一时期的写实作品，与《抓住那个家伙》不同的是，绝大部分情节都是由真实新闻事件改编而成的，从几个小家庭的遭遇上升到对这一大社会热点问题的关注。同样是以到孩子为最终目的，一部像是商业大片，另一部则像是纪录片，节奏的快慢悬殊过大，快在于情节是影片的主导，慢在于人物的表现是影片取胜的关键。《抓住那个家伙》在影片快结束时才到孩子，而《亲爱的》在影片一半的时长就到了，足以说明了两者的关注点不一样，孩子、父母的感受是《亲爱的》电影中所大力渲染的，两者一同鞭笞着那些社会上无良拐卖儿童的人贩子。两个家庭即两条主线通过一起拐卖事件联系起来，巧合的是，里面有个情节与《抓住那个家伙》有异曲同工之妙，也发生了角间的相互转化，后者是“受害者”与“犯”两者实现身份重合，前者是“受害者”和“人贩子”两者实现身份上的错觉转化。田文军走过去看见失散多年的鹏鹏，确定过特征后直接强行抱起鹏鹏一路奔跑，无论鹏鹏在他背上哭得多可怜，无论后面的“养母”多么痛苦地喊叫，都浑然不顾他们的感受。其实这个桥段完全可以运用合理化的手法去表现，为什么编剧依旧选择这种方式？笔者估计是考虑到“养
母”的心情了，即使是不合法的“养母”，任何人都不能强行剥夺一个母亲的权利，去随意伤害一个母亲的心。影片给李红琴这个母亲留下这么有内涵的一笔，着实体现出待人宽厚、谦逊的东方文化。可能考虑到现实的选题，导演给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尾，杨吉芳依旧站在福利院的窗口边等着妈妈，鹏鹏不得不接
受新的环境，李红琴意外得知怀孕，失落得蹲在医院的走廊里哭泣。最后一个片段以拉镜头收场，一个无助又痛苦的母亲离我们越来越远，有意隔开了观众与人物之间的心理差距。
《亲爱的》留给观众的更多是感动，《抓住那个家伙》更多是内心的震撼。中韩两国因地方与人文差异、历史问题、政治因素导致两国人民的意识不同，电影的叙事手法因此也独具一格。
二、人物塑造方面。在电影中人物塑造和情节设定之间存在紧密的关联性，人物的语言、行为举止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剧情的走向。《抓住那个家伙》中注重的是对案情的叙述，而《亲爱的》则不同，以事件作为引线，强化表现每个角的表现，两部作品中对人物塑造的侧重点
各有不同。
《抓住那个家伙》的人物塑造具有一个层次性，影片贯穿着案件的始终，等到电影落幕，才能得知每个人物的性格特征。值得一提的是，打破了好莱坞类型电影“类型化、定型化的人物形象”原则，使主要人物褪去主角光环，完成圆形化人物塑造。西珍妈妈从一开始就以一个可怜母亲的形象出现在大屏幕，抱着死去的女儿，警察的讲述，一个人落寞的侧影，树下小鞋子的追忆，观众们无一不同情这个沉默又无力的母亲，甚至随着新案情的出现，注意力全放在警察办案的过程，鲜有人继续关注西珍妈妈。不可忽略的是，她有这个人设单独的行动节奏，问吴青浩要到必要的信息后，单独发展成了一条单独的情节线。直到韩哲被捕，
录音带的细节所进一步发现后，她的这条隐藏的主线与其余两条主线这才自然地拼接在一起。在警察放弃了这宗案子后，唯有真爱女儿的母亲依旧不放弃，有了为自己的女儿报仇的念头，即使当个“者”也在所不辞，以同样的犯罪手
段重现了十五年前的案件，了仇人的孙女。不同的是，她看着天真无邪的小姑娘想起了自己的女儿，一天天悉心照顾着。即便是柔弱的母亲也可以为了她最爱的人，改变她原本的模样，变得强大起来，甚至是可怕。该影片也推翻了很多固有的人物印象，吴青浩同小组的几个警察嫌麻烦，追求办事的“效率”，以现有的证据一口咬定韩哲是作案者，从而凸显出警察的污点，司法的失衡。
《亲爱的》由真人真事改编而来，添加的情节不多，相比而言，情节较为简单，立足点在于伦理和法律的冲突上，重在渲染表现人物特征。印象最为深刻的
是赵薇饰演的李红琴，一个朴素善良的农村女人，两次被剥削了“母亲”的权利。活在丈夫的欺骗，坚信自己无生育能力，这是第一次被剥削的引子。相依为命的一对子女，也是丈夫靠非法的手段获取而来的，进而对李红琴实现第二次剥削。尽管如此，她也不失一个母亲的执着，用自己的方式来争取女儿杨吉芳的抚养权。影片的最后，不料造化弄人，李红琴怀孕了，这次母亲的身份来得这么真实，前后强烈的反差冲破了她最后一道心理防线。相较于《抓住那个家伙》，母亲李红琴的行动是一条明线，角的塑造清晰地点明了法与情的矛盾。田文军等人代表正义的法律，李红琴代表真诚的情感，情向法不断地
妥协、退让。影片除了表现社会性问题以外，也发掘出一些非社会性问题，当被拐卖的儿童回归原生家庭后出现的种种不适也予以表现，揭开那层暗藏的伤疤，发出了最强的呐喊。人物的塑造服务于整部影片的构造，《亲爱的》与《抓住那个家伙》中两位母亲的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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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一个突出主题意义，另一个为了推动叙事的发展。
《亲爱的》和《抓住那个家伙》主题
内涵的比较分析
两部影片都对现实社会以及人性的复杂性予以揭露，以寻小孩为故事开始的契机线索，语义都很模糊，把更多的解读主动权交给观众，均呈现出开放式的结局。若将两部电影进行分析比较，会发掘出更为深刻的思考空间。
一、始终以“人”的角度参与剧情。两部电影的人物角都不是平面化的，在面对不同的形势局势下，都有各自隐藏的性情，无私或自私，稍有不慎会走上极端的边锋。人性的表现大大提升了影片的真实可信度，对他们的好与坏，两部电影都没有直接地表明态度，需要每个人从影片解读中构造出自己的观点。例如
《抓住那个家伙》的三个主角———韩哲、西珍妈妈、吴青浩，三个人都有过错，影片的结局入狱受刑的似乎只有韩哲一个人，实际上每个人都背负着自己的“原罪”，这是影片所暗示的、内在的东西。人性化的处理，在揭露残酷一面的同时也保留了柔软的一面，当得知韩哲犯错的理由是在于筹钱给孙女治病时，心里对他的恨意又少了许多。电影始终都是以“人”的角度参与剧情，教会观众理性地看待每一个角设定。《亲爱的》影片中的李红琴作为人贩子的伴侣，厌恶至极是先入为主的观念，但看到她对孩子发自内心的母爱时，不免让人心生怜意。在结局部分，田文军一家到了孩子，看似大圆满结束，笔者感觉影片的结束才是影片的开始，李红琴是否会生下孩子，成功领养回杨吉芳？田鹏会不会不适应新家
庭新生活，想要逃回去与李红琴一同生活？有太多不确定的因素没有给观众明明白白地交代，影片没有给这个案件一个轻率、简单的结局，而是留下了一个逗号让观众继续想象。笔者想这也是影
片成功的因素之一，电影经制作团队处理后只是半成品，还需要与观众进一步互动后才能算是最终完成。
二、家庭小问题映射社会大漏洞。故事都发生在两个小家庭中，由小而知大，小家庭中发生的案件由此映射到整个大的社会背景里，《亲爱的》中被拐儿童家庭和人贩子家庭，《抓住那个家伙》中受害者家庭和者家庭，关系网将他们紧密联系在一起，构成了剧情走向的主导力量。《亲爱的》影片里的田文军家庭代表着孩子被拐走的无数个家庭，日日夜夜以泪洗面却依旧努力地寻着，内心煎熬的低谷期却频频遭到嘲弄者的泼水，集体组织的鼓励是他们坚持的信念。田鹏代表着被拐卖的小孩，遭受了两次变故，小孩所受到的创伤是在心里跟随
他一辈子的，正如田文军说的一句话：“你想啊，孩子到那边是多久才管她叫妈的。
”准确地替孩子表达出了心声。李红琴代表人贩子家庭，不曾得知家里人在外做的勾当，一心将母爱沐浴在孩子身上，真相大白，“母子”分离，对“代理母亲”而言几乎是个致命的打击。三种类型的人物，个性中蕴藏着共性，共性通过个性表现出来。拐卖祖国的未来无论是对哪一方而言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让人们更加关注这类体，提高对儿童的保护意识，防范犯罪分子有机可乘。
《抓住那个家伙》刻画出更为复杂与无奈的人性，人世间有某种灵性，因果循环，犯下的罪将伴随一生，即便追诉期已到，很大可能会掉进更大的旋涡的。最后韩哲为了救出孙女，弥补自己十五年前犯下的罪，含冤承认了自己是孙女的罪犯。往后如何面对家人，相比入狱的肉体之苦，更为惨重的，他要背负精神的折磨。历史上，朝鲜民族屡遭入侵，对苦难有着超乎其他民族的深切体验，韩国人民对于罪恶有深刻的认知，形成了“原罪意识”的民族心理，而进入现代社会后，全球化的现代性焦虑和失落等症候
也不断影响着韩国国民。[2]
美国心理学家
马斯洛在《人类激励理论》中形成的“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接着在《激励与个性》一书中继续讨论另两种需求：求知需求与审美需求。当代韩国社会问题频发，观众希望出现更多能满足他们更高层次需求的作品。韩国现实题材的电影恍若一面镜子，让全人民认识到自己背负着罪过来到这个世界上，传达一种善待他人的整体认知，正视自我、正视过去、正视整个民族，才能展望更加美好的将来。
结论
《亲爱的》和《抓住那个家伙》这两部同时拥有票房口碑和极强的社会影响力的电影，由于民族、历史等因素的差异，叙述故事的方式大为不同。对于现实题
材电影而言，韩国将人性刻画得更为细
腻深入，因此韩国的“问题深度化”叙事
值得我国进一步借鉴和学习。(作者单位：长江大学)
参考文献:
[1]李龙.从现实到光影———韩国真实事件改编电影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8.
[2]蔡梦婷.1999年以来的韩国犯罪电影类型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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