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什么教母
作者:臧 杰 焦雄屏
来源:《视野》2007年第03
        电影界,有人称她为双料教母:既是新电影的教母,也是中国内地第六代导演教母。也许是教母这个词里隐藏着某种霸气与权威性,让焦雄屏多少有些不舒服。焦雄屏自我评价说:其实我从来不是什么教母,我只是为华语电影做一些招呼工作,我做的都是辅助性、服务性的事情。
        在亚洲电影文化合作论坛举行期间,内地影评人臧杰对焦雄屏进行了访问,焦雄屏光着脚、穿着拖鞋,一脸轻松。臧杰一进门,她就张罗着安排座位、烧水、倒茶。
        臧杰:近几年来,以张艺谋、陈凯歌为代表的内地大导演正在忙活票房拍摄商业电影;香港有一些影帝在搞救市,影片的投资也越来越高;比较奇怪的是台湾电影,最近蔡明亮宣布无限期退出金马电影节参选,并且讲我不在乎有没有人看我的电影,你觉得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焦雄屏:你刚才举的几个例子,我觉得都已经变成了一种任性的极端。不管陈凯歌或者张艺谋,如果他们说我才不管你呢我只管商业,蔡明亮说我才不管观众,我只管我自己的艺术。我觉得没有必要变得这么意气,在不同的位置上互相批评和检讨。现在大家把这个事情变成人的尊严或人格性的比较,我觉得有一点点不对。批评陈凯歌张艺谋做的影片,中国媒体的谩骂已经到了没有理性的地步,好像他们犯了很大的错一样,对于真正观众的反应没有比较准确的估量,观众常在被媒体引导,加上互联网的存在,大家对影片基于情绪性的谩骂就会出现。乐观一点看,它是一个事件嘛,比如《英雄》,骂它也是一种时髦,能造成一定的热闹性,也不差啦,也不算是坏事,我觉得没有绝对的是和非。
        臧杰:你做了这么多年的研究和批评,你现在看电影时,还会有影迷的心态吗?
        焦雄屏:有啊。看到好的电影我会高兴死了!像前几年看阿尔莫多瓦的《我的母亲》,像去年在戛纳,我看到的达顿兄弟的《儿子》,我看了也非常高兴,越看越好看。
        我记得我第一次看《阳光灿烂的日子》也是这种感受。后来我去北京,姜文我,把他的电影单独放给我看,我特别高兴,看了之后非常感动,觉得是非常舒服的一部电影。
        最近看到《孔雀》,我就很喜欢。看这部电影时,我压根没想到会和这部电影合作。我回台湾,顾长卫给我打电话,问我能不能帮忙,因为他们在柏林没人帮忙,我就去了,帮忙柏林影展的整个操作。我一般不会去做一件跟我正常工作无关的事情,做这件事就是因为我非常喜欢《孔雀》。
        臧杰:你说蔡明亮他们在台湾的生存很艰难,如果他们得了奖,台湾票房也会很差吗?
        焦雄屏:会的。台湾观众早就不理这一套了。我们拍完电影得了奖回去,片商都会说,拜托你不要说你们得奖了。因为得奖在台湾观众看来,是票房毒药。一得奖,大家就说,不看,那些得奖片都看不懂。
        臧杰:与台湾导演相比,似乎内地导演的转型比较快。拍文艺片的要拍商业电影,要适应这种商业性的规律,好像马上就完成了。
        焦雄屏:应该这样说,陈凯歌和张艺谋受过很完整的电影训练、电影教育,他们作为一个电影专家,有非常强烈的电影美学表现。以张艺谋为例,张艺谋本来就不是一个通过电影来传达他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导演,他的电影视野里这样的表现也是比较模糊的。从他的第
一部《红高粱》到《千里走单骑》,我认为张艺谋是个很好的翻译家,他有很好的技术,他如果到很好的题材,他的影片就会很出,因为他会到一个相应的美学和技术来诠释他到的好题材。
        臧杰:贾樟柯、王小帅不也是接受过完整的训练吗?
不属于我 方静        焦雄屏:不见得。据说贾樟柯是旁听生嘛,他不是本科的,是学文学的嘛,也没有学到技术上的东西。王小帅比较完整地接受过训练,但我跟他也合作过两部电影,我在长期沟通中觉得他的转换也一样有问题。不见得每个人都能很成功地转换到商业体制中,他没有那一块,或者没有那个思路、那个技巧,不见得能成功。
        臧杰:如果说第五代的陈凯歌、张艺谋是那种技匠性的导演,但你看,第六代的内地导演崛起,他们大多也是执著于文艺片。而这种执著,也造成了他们在市场上的影响非常薄弱。这一现象,也导致了好像内地电影每年都要靠陈凯歌、张艺谋来撑场。
        焦雄屏:不一定电影要拍动作片、武侠片,电影的成本要高到那个地步,大牌明星要多到五六个,就像《十面埋伏》那样,靠大牌明星来撑一个电影。商业大片也应该有其他的条件。同样,你也不要走另一个极端,不在乎观众到极点。
        臧杰:你觉得目前内地的第六代导演,谁有这样的转型资质呢?
        焦雄屏:未为可知。我不乐观。我只是认为极端艺术电影的空间会越来越狭窄。乐观的情况是每一年都应该有一部两部讲究艺术气质的电影存在。有的是讲究中产趣味的,如李安,有的则是讲究大众趣味的。
        (苗新瑞摘自《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