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两首诗中的“幼蘅”和“相无”考辨
1916年春天，正在日本的李大钊相继送友人“幼蘅”和“相无”回国，并分别为两人写了情深意切、慷慨激昂的送别诗（P248-249）。对这两首诗的思想内涵和艺术特，有关论著解读颇多。对其受赠者“幼蘅”和“相无”到底是谁？则探究甚少。探究并尽力确认“幼蘅”和“相无”的真实身份，对研究李大钊的人际交往和护国运动的有关情况，有重要的价值。近几年来，笔者一直关注这个问题，经多方检索资料，基本上破解了李大钊诗文中的这两个难解之谜，并拟成此文，以就教于方家。
一、“幼蘅”应为刘以芬
对李大钊在该诗中提到的“幼蘅”到底是谁？有关论著很少探讨，甚至无从猜测。正如李大钊研究者董宝瑞所说：“李大钊‘送别’的‘幼蘅’是何方人氏，生平如何，甚至连姓也很难说清了”。即使在《“再造神州”的“最好的朋友”——李大钊与林伯渠的革命友谊》中，董宝瑞也只是讲道：“1916年3月4日1，林伯渠为赶赴湖南参加护国军的斗争，离开了日本。他与李大钊告没告别，是怎样告别的，没有留下任何记述。当时，回国的留日学生很多。李大钊为送别一个叫‘幼蘅’的神州学会会员，与几个同学‘至神田酒家小饮’。席间，他们‘风雨一楼，互有酬答’‘相约再
造神州’。李大钊口占一绝云：‘壮别天涯未许愁，尽将离恨付东流。何当痛饮黄龙府，高筑神州风雨楼’。这首豪气冲天的诗歌，自然也可成为李大钊壮别林伯渠时的心声”。
1989年出版的长篇纪实作品《李大钊》，曾提及李大钊“收到章士钊夫妇回国讨袁的来信，阅后不胜感慨。遂提笔写下了《神州风雨楼》的诗篇”。（P91）这实际上是把“幼蘅”视为章士钊或章士钊夫妇，却未提供应有的证据。这种看法，与该诗题记中所说“丙辰春，再至江户。幼蘅将返国，同人招至神田酒家小饮，风雨一楼，互有酬答。辞间均见‘风雨楼’三字，相约再造神州后，筑高楼以作纪念，应名为‘神州风雨楼’。遂本此意，口占一绝，并送幼蘅云”，（P248）很不符合，应为不确。
涂绍钧著《林伯渠》一书中讲道：“一九一六年二月二十八日，林伯渠等受中华革命党总部派遣，回国参加反袁战斗。临行前，李大钊来到江户为他们饯行，并口占一绝见赠：……”。（P71，P74）这是较早认定“幼蘅”即为“林伯渠等”的说法，却未提供应有的论据。仔细探究起来，这里说李大钊为“林伯渠等”“他们饯行，并口占一绝见赠”，似乎对“幼蘅”即林伯渠，认定的还有些含糊。
伏桂明、孙丹所著《李大钊的故事》，在“送友人归国”一节中，对李大钊送别幼蘅、相元
（应为相无）回国的情景作了许多演绎，却未说明“幼蘅”到底是谁？（P48-53）
直到2006年，在朱成甲主持编注的《李大钊全集》（注释本）第五卷《送幼蘅》诗的题解中，也未对“幼蘅”是谁做出解答。（P529-530）
到2009年出版的《李大钊传》（上）第21章中，朱成甲则讲道：“李大钊回到日本不几天，好友林伯渠告诉他即将奉命回国。2月26日，李大钊被友人通知到东京市区聚会，为好友送行，席上随口赋出《送幼蘅》的诗一首”。“李大钊送别林伯渠的这首诗，表现出李大钊这位诤友、挚友的光辉品格，显示出他们之间革命友谊的崇高价值”（P365，P366）。这就更明确地认定，林伯渠就是“幼蘅”；而且认定李大钊的《致幼蘅》詩写于1916年2月26日。
如前所引，涂绍钧所著《林伯渠》一书，已经认定“幼蘅”即为“林伯渠等”。朱成甲的《李大钊传》（上）却未提及这一认定，应该是未看到此书吧！
《李大钊传》（上）明确认定林伯渠就是“幼蘅”，自然可以算一种新的看法；只是著者未对其作更多的探讨，就作为不证自明的结论，尚难使人信服。
在有关的叙述中，《李大钊传》（上）大致讲了两方面论据，都难以成立。
首先，在“2月26日”之后，《李大钊传》（上）特意加了一个注：“林伯渠于1916年2月26日‘晚，赴横滨’；27日，‘早十时，上法国轮’。离日赴上海。——见《林伯渠日记》第105页。”（P365）
《林伯渠日记》虽然对林伯渠当时的行踪记载得比较确凿，与李大钊诗的“小序”中所记“丙辰春”也大体符合，所记内容却过于简略、平淡。在1916年1—2月的日记中，林伯渠提及了许多人名，却未提及李大钊的名或字，看不出与李大钊所写《送幼蘅》的联系。在《送幼蘅》诗的小序中，李大钊写道：“幼蘅将返国，同人招至神田酒家小饮，风雨一楼，互有酬答。辞间均见‘风雨楼’三字，相约再造神州后，筑高楼以作纪念，应名为‘神州风雨楼’。遂本此意，口占一绝，并送幼蘅云”（P248）。对这里所说饮酒送行、“互有酬答”的热烈局面，《林伯渠日记》中全无记载。据此很难认定李大钊的《送幼蘅》就是写给林伯渠的。
李大钊诗序中所说的“风雨一楼”，既可以理解为“神田酒家”的楼名，更可以理解为“其时风雨满楼”或“这时恰风雨满楼”（P2）（P262）。按照后一种理解，与《林伯渠日记》中所记26日“晴”，就更加难以对应了。
其次，《李大钊传》（上）分析道：“林伯渠虽是极具坚定的革命信念和献身精神的中华
革命党的党员，但在这一时期因为国事之种种刺激，心绪却相当复杂，……李大钊的诗，恰恰是针对林伯渠当时的心情及其弱点而发的。因为，此行乃是‘壮别’，而非一般的离别。所以，李大钊才断然地对这位好友说出‘未许愁’三个字；并且一起共勉要‘尽将离恨付东流’。”（P365，P366）在这里，《李大钊传》（上）对《送幼蘅》诗的内容与林伯渠思想状况的连贯，虽然不无道理，却并无确切对应的证据，应属推论，尚难使人信服。
再次，《林伯渠日记》中说“我原名林祖涵，号伯渠，又字遽园”（P193）。在笔者所能见到的《林伯渠日记》《林伯渠传》《怀念林伯渠同志》《林伯渠》《林伯渠同志文集》《林伯渠同志诗选》《风雨征程——林伯渠的故事》等相关著作和资料中，也未见林伯渠用过“幼蘅”“又蘅”之类的别名或号。这样，就难以认定“幼蘅”即林伯渠。
也无风雨也无月 最后，根据笔者的检索、查证，李大钊所说的“幼蘅”，应为刘以芬。刘以芬（1885～1961），福建闽侯（今福州）人。字幼蘅，一字又蘅，号荔翁，室名宋荔山房。早年获选优贡后东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学，习法政。毕业后回国，即与湖北汤化龙、福建林长民、四川蒲殿英等组织民主党，后与共和党合并，成立进步党。第一届国会参议员，属研究系成员。1917年在北京主《晨报》笔政。1918年任众议院议员。兼任福建私立法政专门学校校长。1
949年去台湾，参加台电励进诗社。后病逝。著有《民国政史拾遗》（P258，P1010）（P749）（P220）（P260）（P235）。20世纪50年代，曾参与台湾《宜兰县志》的校订。（P368）
进一步检索资料，刘以芬于“民国三、四年度”即1915年夏天毕业于早稻田大学专门部政治经济科（P1338），与李大钊是校友。他在《民国政史拾遗》中回忆道：“民国四年一月十八日，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要求，东京留学界十分激愤，主张对日宣战，全体即日束装回国。时余尚在日，驻日使馆某君与余交笃，密告余：……”（P6）。这样，李大钊在1916年春所说的“幼蘅”，很可能就是刘以芬。
在《钟伯毅口述自传》中，提及“刘幼蘅（闽籍国会议员）”，并附有一封“刘幼蘅”的信件，内容如下：
刘幼蘅先生复函忆述民宪党发起人姓名
槐村先生道席：得书本当即答，因尊著《新王道论》于昨日始行奉到，欲俟细读后一并作复，以致稽延，乞谅之。承询当日民宪党发起人姓名，以弟记忆所及，国民党为张耀曾、谷
钟秀、汤漪、杨永泰、沈钧儒、徐兰墅及我兄诸人，进步党为丁世峄、李国珍、蓝公武、刘崇佑、汪彭年、解树强诸人，其余则忘之矣。至敝著民国史遗中记载亦极简略，兹姑再另奉备阅。大著语重心长，切中时弊，佩服之极，惜并世足以语此者恐甚寥寥也。余容面罄。
专此 即颂
道祺
弟刘幼蘅拜五日（P24，P29）
这封信的写作年月不明，对刘幼蘅的介绍也很简略，却是“幼蘅”即《民国政史拾遗》作者刘以芬的有力证明。
迄今为止，关于刘以芬的记载和研究很少。从有限的相关史料中，今天的人们大致上可以窥见刘以芬的政治立场和态度。
1918年9月，刘以芬曾在《晨钟报》联名发表《缓举副总统意见书》（9月4日）、《就财政外交诸大端质问政府书》（9月7日）等。（P119-122）
同年12月17—21、23、27、29日，《晨报》分8次连载了《欧战杂感》。1919年1月14、15、17日，《晨报》分3次连载了《战后思想界之趋势》。1月23日和27日，《晨报》又发表了《读日外相演说感言》和《讲和会议与领土问题》。这些，都署名“以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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