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卷第3期2018年5月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Journal o f Guangdong University o f Foreign Studies
Vol.29,No.3
May2018
在“他者”中建构“自我”
一解
读陈河《红白黑》中华人自塑形象
邓珊珊
(华侨大学文学院，福建泉州36221)
摘要：华人“自塑形象”是指由中国作家或华裔作家塑造出的中国人形象。加拿大华裔作家陈河的小说 《红
白黑》既从六十年前的历史记忆层面揭示了华人“自我”生存的现实困境，又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移植海外 的“他者”异域层面来刻画他们寻生命的蝶变传奇。在经历对“他者”的仰视以及对“自我”文化身份的反思 后，他们的人生迷雾才得以肃清。正是在中国与西方两个地域、两种文明的交流碰撞中，杨虹、谢青、秋媚他们自身固有的意识形态束缚和文化历史记忆清晰地呈现了出来，激发出隐藏于身体内在的真实与勇敢、认同与抵抗。
陈河笔下的华人在他乡现实和故国历史的交叉之间，在“他者”与“自我”文化的对抗与对话中实现了“认识你自
己”这一人类的永恒命题。
关键词：陈河；《红白黑》；他者；自我；自塑形象；华人形象
中图分类号：104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 -0962(2018)03 -0104 -06
一、引百
自2006年开始，北美新移民作家陈河以“异军突起”的姿态出现在中国当代文坛，短短几年，他的文 学创作呈井喷之势，发表了一系列独具个人特的作品，如《黑白电影里的城市》《沙捞越战事》《红白黑》《米罗山营地》等。在这些文学作品中，陈河以跨越东方与西方双重语境的独特文化身份且兼具“外
在”和 “俯瞰”的立场(饶秡子、杨匡汉，2009)，塑造了各华人形象。其中长篇小说《红白黑》以宏大的空间构架 展现了近半个世纪父辈与子辈两代人的生命际遇，并以谢青远行巴黎为中心，书写了杨虹、秋媚等华人移 民在东西方文化交汇和冲突中一部惊心动魄的血泪史。萨义德（1999:331)认为，一个人离自己的文化家 园越远，越容易对其做出判断。小说中，女主人公杨虹在经历多元文化的冲击后，人生的迷雾才得以廓清; 秋媚最终难逃自身固有文化的强大束缚而走向“毁灭”；而男主人公谢青则在“自我”与异域文化的碰撞 中，创造了一段草根华人的传奇蛇头经历，实现了人格与命运的质变。小说的叙述者在自我与他者、原乡 文化与异域文化之间不断穿行。他先是展示走出国门前人物在精神或肉体上所遭受的挤压，同时又在异 质文化空间建构起一个全新的华人移民形象，在“母国”与“所属国”的交流冲击中，实现了“自我”在“他 者”中的重塑。
收稿日期:2017-12-06
作者简介：邓珊珊(193 -)女，江西南昌人，华侨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海外华文文学理论与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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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仰视“他者”生命的逃离与移植
战争以来，中国长期处于西方列强的压迫与侵略之中，因此中国对西方的言说大多呈现出“仰 视”的姿态。“富裕文明的西方”，也许中国一边在发现西方，一边也在发明西方。正如学者安德森(2005: 10)认为，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的共同体”，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制造物。所谓“制造”，就是一种重塑，渗 透着主观意识。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后，中国卷入全球化的浪潮中，西方再次成为中国奋力追赶的发达文明 的对照体。“西方大都会”作为中国对西方的想象，是中国力图摆脱贫困落后的借鉴对象，同时也是在“文 革”期间遭遇迫害的知识分子脱离苦难的“天堂”，这些都是新时期华人走出国门寻求新的发展机遇的 根源。
陈河小说《红白黑》叙述了杨虹、谢青、秋媚三个人跨出国门的人生经历，他们远走异国他乡是在进行 一场生命的逃离与“移植”。他们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有不同的人生经验。但细读文本不难发现，他们 彼此的生存之间存在着一致性：在国内时期遭受创伤后选择逃离本土，寻生命存在的另一空间形式；奋 力摆脱原生命中“自我”意识层面的藩篱，将精神与肉体“移植”到陌生的土壤上，以求在全新文化的异国 追求生命的理想状态，实现人生的“重塑”。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杨虹是一个有着强烈“恋父情结”的高干子 弟，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她父亲在A C地区担任地委第一书记兼军分区政委，曾经的她坐在118宿舍唯一的 小轿车上，风光无限。然而“”期间，父亲在政治的高压下自杀，她瞬间沦为社会的底层人物，仇恨致 使她无法融入A C的世俗生活，直到“红二代”姜小军的出现，将她“移植”到巴黎，她才逐渐挣脱旧有生命 的桎梏，开启了一段在异国他乡截然不同的人生。杨虹逃离祖国大陆，将西方“他者”作为拯救“自
我”的生命稻草。她对A C人低矮、猥琐、没有鼻梁、颧骨突出的特征以及一口令她难以忍受的普通话充满了厌 恶，那是“屁和屎一样臭”（陈河，2012:177)。而对姜小军所说的巴黎倶乐部充满了向往，就像一个流离失 所的孤儿对家的渴望。在杨虹看来，移民法国——先进的西方文明和现代革命思想的发源地——是重新 寻父辈的革命热情和人生的新途径。
《红白黑》中的男主公谢青在走出国门前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汽车司机，因妻子杨虹在巴黎意外死亡 而被动出国，经济的窘迫与旧日情感的创伤让他萌生了扎根法国的强烈念头。在迷茫与绝望的时刻，丰姿 多彩的“他者”巴黎给予了他无限希望和重塑人生道路的勇气。在秋媚的引领下他走上了偷渡生意，凭借 自己的才能与气魄成为巴黎华侨中的名商。谢青的远行经历了由被动到主动的置换，但他潜意识中却一 直在寻求人生的蜕变：如从小立志“要娶一个118宿舍的姑娘当老婆”（陈河，2012:60)。然而，无论是情 人白蔚蔚还是妻子杨虹，她们都无法实现谢青对“自我”的认同。霍尔指出，认同是通过差异建构的，自我 在与他者的差异对比关系中，定义自身并划定边界，于是他者变成自我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周宁，2005)。当谢青“移植”巴黎，在故国创伤记忆与异质文明发生冲突时，他才真正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高 度发达的现代文明和充满机遇、资源的“他者”异国与旧日“自我”在A C的混沌生活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在这剧烈的反差震荡中，谢青身体内被遮蔽的潜能全部散发，走出了执迷于官场意识形态的精神困境和窘 迫的现实处境，成就了一段域外华人发迹史，实现了人生的“重塑”。
与谢青相比较而言，“偷渡皇后”秋媚的人生经历更具传奇性。她本是一个穷乡僻壤的乡村女子，在 城乡
二元对立的稳定结构中为了能够实现农转非受尽了时代的拨弄与人性的欺瞒，精神上承受着巨大的 压力，最后破釜沉舟，用身体换来一次异国他乡的远行。秋媚远走西欧既是被动又是主动的过程，被动是 逃离，主动是“移植”。因为在故国生存的合理性遭遇破坏，肉体与精神面临双重侵蚀，她只能将目光投向 想象的西方。作为“他者”的西方，在秋媚“自我”的眼中陌生又亲切，遥远却也美好；仰慕又充满期待；只有“移植”西方，她的生命才能得以延续和重构。
以上三个人物“逃离”本土，“移植”西方的生命轨迹和迁徙海外的目的各有差异，但他们凝望西方时
106在“他者”中建构“自我2018年5月均呈现出“仰视”的姿态，将西方“他者”想象为拯救“自我”的通途。
三、寻“自我”文化身份的自觉探寻
“自我”是与“他者”相对的概念。巴柔认为:“一切形象都源于对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 意识之中，即便这种意识是微弱的”（周宁，2004)。华人移民远渡重洋，将自身原有的文化连根拔起移植 到海外，在文化融合的过程中产生摩擦、碰撞。“旧我”已回不去，“新我”还未建立，双重边缘的“他者”身 份迫使新一代移民开始自觉探寻文化身份的认同问题。本文所谈及的文化身份认同是“自我”个体生命 内在的、无意识的、不自觉的行为诉求，是为了获得生命延续发展的某种精神慰藉。它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不同于社会结构中人所处的角位置、履行的职责等外在的因素，而是伴随着时间与空间的位移指向生命 内在归属的文化身份。陈河小说《红白黑》中三个主要人物远行巴黎都是一场寻“自我”、拯救“自我
”的历程，在故国追忆与异国现实的交叉中不断反思自己的人生。在与西方的交流接触中，杨虹和秋媚始终 无法摆脱自身文化的束缚，走向了死亡和毁灭，而谢青则突破了“旧我”意识的规训，在新旧文化的冲击下 突围而出，成为享誉侨商的名流。
从“本土”到“海外”，杨虹、谢青、秋媚一直都呈现出社会边缘人的生存状态，并始终在寻“自我”生 命的平衡点。如何逃离“边缘人”的尴尬处境，获得“自我”生命的舒展，是他们“移植”异域空间的主要动 机。“边缘人”是一个社会学和心理学概念，一般指称各个方面都脱离主流社会体方式的人，多难容于 世且少有人理解。小说《红白黑》中的主要人物在不同文化边缘穿梭，既有对“故国”文化的怀恋、对“文 革”后遗症的厌弃等复杂情绪，同时对西方饱含期待又遭遇排斥而无法融入。他们在两种文化间徘徊、选 择，避免身份认同的危机并力求达到对“自我”的重新认可。杨虹受父亲政治身份的影响，对革命怀有崇 高的理想和绝对的信仰，父亲在A C的意外身亡，造成了她内心的孤傲与自卑；对A C地区的厌恶与仇恨，致使她无法融入当地的凡俗生活；与谢青结合，却逃不出保持“血统纯正”的魔障。杨虹就像一个失去“自我”且精神无依的孤儿漂泊在A C的边缘地区。因为她所留恋的“故土”是父亲生存的年代，父亲就是文化 “母国”的隐喻，一旦作为与故土相关联的精神纽带一父亲一遭到断裂，她对“自我”和“身份”的认同就出 现危机。而远行法国，寻革命者的后代，延续父亲对革命的热情则是杨虹理所当然寻“自我”的方式，她幻想着在巴黎倶乐部和曾经那个心理失衡、残缺不全的“旧我”做一次彻底的告别，以求获得新生的 力量。
“凡是把本土之家园视为价值归属和终极理想地的人，必然会把背井离乡、身处异域视为悲惨和不幸 的事”（叶舒宪，2003 :65)。秋媚在远行巴黎前并未意识到潜意识里她所渴望的“自我”诉求和对“母国”文化身份的认同，异国物质上的富裕无法填充精神上的贫乏，即使功成名就仍敌不过强烈思乡的焦虑而重 返故国，踏上了一条寻“自我”的毁灭之路。秋媚是一个在精神和肉体、原乡与异乡层面都无所皈依的 边缘人，她的生命陷入故国与西方双向疏离的尴尬状态。在中国，她是生活在社会最底端的农村妇女，城 市对乡村土地的侵蚀逼她走上“卖身为生”的道路，情场上的欺骗让她声誉尽毁；她在A C市拼命挣扎求 生，却逃不出“死”的循环；她不停地在寻“自我”合理的生存方式，却坠入“自我”丧失的深渊。因此，“母国”与她之间存在着不可调节的冲突和对立，心理上对“故国”的抵抗引发了地理上的远行。踏入西 欧，成为叱咤黑道的风云人物，经济上处于社会的顶端，却没有改变心灵上“边缘人”身份认同的困境，巴黎不是她的归属地，“故土”也回不去，秋媚就像一道漂泊在西方的浮萍，不到生命的皈依，也无法把握 “自我”的命运。身份认同在她身上出现了危机，故国记忆与当下现实在不断的远行中逐渐分裂，由此所 产生的是“自我”归属的迷惘与失落。
陈河笔下的男主人公谢青是一个身份更为复杂的“边缘人”，他游走于红白黑之间，体现了作家在多 元境遇中审视边缘人命运与精神的存在。在红记忆中成长起来的谢青深受政治意识形态的禁锢和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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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的影响，他从小的理想就是娶军属大院里的姑娘当妻子；他把依附“红二代”的权势当作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阶梯，在混沌迷茫中执着了半辈子而一事无成，直到妻子死亡，在巴黎受到异质文化的冲击后，他才开始审视自己的人生。谢青远行巴黎，向外他看到了全新的世界，向内他发现了“自我”生命的意志。出国前，谢青只是普通的汽车司机，在爱情、婚姻、家庭方面都是一个失败者，在“集体无意识”的主宰下沉 沦于庸滞的生活，从未审视过“自我”，他的“自我”意识和文化诉求在此阶段是“沉睡”的。当他漂泊在欧 洲大陆上，受到西方异域文明的冲击，身体和心理历经一场场冒险与廝杀后，他被遮蔽的“自我”意识开始 浮现，他的才能与智慧、勇气与魄力井喷而出，展示了觉醒后对自由生命意志的不懈追求。从寻精神依 托的妻子到发现“自我”真实诉求的域外之旅，谢青在“故国”文化与“异质”文明的激烈碰撞中，自身的文 化属性得以呈现出来，并真正认识了“自我”。
“自我”与文化身份是相互印证的关系，对于一直生活在本土、本民族，从未产生生命空间置换与“移 植”的人来说，“我是谁”、“我认同什么”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结构和模糊的概念。“因为与生倶来、熟悉亲 切的文化空间构筑了一道防护墙，它消弭了个人对自身文化属性的关注和审视”（罗玉华，2014:20)。杨 虹、秋媚和谢青对“自我”生命意识的关注是在远行巴黎的过程中受到异域文化的强烈冲击后才呈现出 的。因为“自我的身份一旦在时间上出现了不确定性，个体就会试图依赖转换空间的手段与趋势来确定 “自我”（莱恩，1994:103)。陈河笔下的人物穿行在历史与当下，母国与所属国的文化隧道中进行“自我”生命的关照，空间的转换拯救了个人主体性的丧失，为寻“自我”提供了迥异的思维模式。
四、在“他者”中建构“自我”：华人形象的自塑
“‘自塑形象’一词，用来指称那些由中国作家自己塑造出来的中国人形象，但承载这些形象的作品必 须符合下述条件：它们或以异国读者为受众，或以处于异域中的中国人为描写对象。无论在何种情况下，这些形象都具有超越国界、文化的意义”（孟华，2001:15)。小说《红白黑》横跨亚、欧、非三个大陆，主要人 物谢青、杨虹、秋媚在这三大地域空间不断穿梭置换。陈河以他宏阔的视野，生动地展示了在“本土”文化 与“异质”文明冲击下域外华人的传奇经历。这些原本在国内历史文化语境中混沌模糊、自卑屈从的边缘 人物经历了西方文明的审视后，将西方文明作为“他者”镜像来认识“自我”，以求“自我”主体性身份的建 构。出国前，他们都是生活在A C市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具有普通市民的稳定性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体共通性，他们迷茫、弱小，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苦苦挣扎，耽溺于麻木的生存状态而不自觉。一旦他们置换 到异域空间，个体生命由稳定进入流动。面对多元文化的混杂，想要摆脱中西文化差异所带来的“水土不 服”，实现移民者“落叶生根”的理想，就必须在异国“他者”与故国“旧我”之间进行内心审视，唤醒“自我”主体意识，建构出一个崭新的“自我”形象。
“他者”是“自我”的一面镜子，通过“他者”可以发现、认识遮蔽下的“自我”主体性，也是自我文化身 份加以确认的重要参照。杨虹“移植”异国他乡后，为了能迅速融人当地生活不得不清除“红二代”的虚荣 心理，参与到世俗生活的行列当中。杨虹在异域“他者”的注视下审视“自我”，摒弃了红身份所带来的 焦虑不安，才发现潜意识中隐藏了的世俗面孔，在自立中体验到小市民个体的乐趣。在西方文化的冲击 下，杨
虹只是暂时走出了困扰自身的绝对的革命信仰和精神束缚，她的精神与生命并没有得到彻底的释 放，最终消亡在追逐革命后代的朝圣路上。陈河在跨文化的背景下，将杨虹放置于西方这一特殊的社会文 化环境中，通过“他者”的镜像深刻描绘出杨虹的“自我”形象，重新审视她的生存现实与内在精神。与杨 虹不同的是，秋媚在“他者”空间的挤压下，在强烈的思乡中到了自己身份的归宿，完成了精神上“自我”文化身份的认同。她为了摆脱农民阶级的身份和“烂污泥”的坏名声，不惜一切代价到了西方，但无论她 身在何处，“故国”乡土的记忆始终在她心中无法抹去，成了困扰她海外生活的绊脚石。当她隐居突尼斯，离“故国”越远，越是深陷于思乡的梦魇和“自我”迷失之痛。秋媚痛恨在“母国”的历史遭遇，同时却又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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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逃离。对于秋媚来说，“原乡”的历史记忆，不仅是伤痕和重负，而且回答了“我是谁”“认识你自己”这 一生存难题，因此，“故土”记忆与“自我”的身份认同在移民海外后变得和谐统一。陈河在塑造秋媚这个 黑道“女王”时，采用内视角去挖掘她漂泊异域后的心理体验，传奇的外表下隐藏的是一颗脆弱而敏感的 心灵。在经历西方“他者”文化的碰撞与交流后，“自我”隐秘的精神世界被打开，秋媚才真正走上了认识 “自我”的道路。“无论‘他者’还是‘自我’，都不是一件一成不变的静止物，而是一个将历史、政治、社会 和知识等多方面因素包含在内的动态形成过程”（冯烨，2014:39)。《红白黑》中的男主人公谢青在远行巴 黎、历经异域“他者”文化对“自我”精神内在的撞击后，突破了“”特殊年代所产生的意识形态束缚，从社会底层民工跻身为享誉海内外的侨商。谢青在与“他者”的碰撞、对话和交流等诸多动态环节中完成 了“
自我”的重塑。与“故国”相对单一稳定的生存环境相比，域外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充满流动性和冒 险性，谢青正是在这一远行中，意识到了自己与“他者”的差异性。全新的生存空间促使谢青能更客观地 反思在“母国”所遭遇的失落与迷惘，因为面对“他者”异质文化冲击时，个体生命会陷人高度紧绷的状态。这同时也给予了他一个重塑“自我”的机遇，对历史记忆和当下现实做出更为理性的选择。谢青不再幻想 着依附爱情和婚姻获取成功，所以他在秋媚的指引下选择了冒险，将男性身体本能的刚强与胆识发挥得淋 漓尽致，走上了人生的巅峰，呈现出一个崭新的“自我”形象。谢青的远行是一次成功的逃离与“移植”，他 在中西文化的差异间到了一个平衡点并锻造出有别于过去的“自我”形象，使新移民在西方“他者”中对 “自我”进行反观、重塑，避免了在异国他乡的塌陷与沉沦。
五、结语
陈河在《红白黑》中采用了双线结构的叙事手段，西方“他者”与中国“自我”彼此映照、对比、交叉、重 合，勾勒出在跨文化背景下小人物命运的跌宕起伏。在异国当下与故国怀思之间，杨虹、谢青、秋媚借用 “他者”镜像来审视“自我”，既有对过往历史记忆与自身文化根性的深刻反省，也有对异域空间生存艰难 的奋力抵抗，并在这种抵抗中发现了隐藏在规训下真实的“自我”。无论当下现实还是原乡记忆，都成为 杨虹、谢青、秋媚发掘“自我”主体性和文化身份认同的重要场所，这两个空间地域、两种文明环境在某一 层面是相通的，它们都是书中人物藉此认识“自我”的“他者”视角。值得深思的是，从这两个视角内可以 发现《红白黑》中的华人形象存在显性和隐性两个维度：显性的一面是指生活在国内社会底层相对
封闭、麻木、耽于幻想、焦虑与失望、自卑与脆弱等性格缺陷；而隐性的一面则主要体现为受到异质文化冲击和洗 礼后所激发出的生命内在的真实与勇敢、世俗与超越、认同与抵抗。陈河的笔触穿行在这一显一隐之间，在“他者”的审视中塑造出华人“自我”崭新的形象，建构出在多元混杂的异域环境中海外新移民奋力“扎 根”他乡不屈的意志力和再生力。小说通过杨虹、谢青、秋媚对“自我”生命的追寻历程，探讨了宏阔历史 与现实图景中“小人物”的生存体验以及这一历程中所传递出的对个人命运与时代潮流的体悟和洞察。可以说，陈河对《红白黑》中的主要人物的塑造最终都回归到“认识你自己”这一生存的永恒命题上。无论 是完成了生命蝶变的谢青、获得短暂光明的杨虹还是回归精神原乡的秋媚，他们对“自我”的深入认识都 是在与西方文化交流、碰撞中呈现出来的。在异域“他者”的注视下，陈河笔下杨虹、谢青、秋媚的人物形 象变得更加丰富而鲜明、饱满而深刻，他们是中西文化融合所产生的新形象，是不同于第一、二代移民耽溺 于思乡的焦灼、文化选择的困扰与背离传统的迷茫，而是正视“他者”与“自我”的对话、碰撞，在差异中寻 认同，借用“他者”的力量来实现“自我”生命的腾飞。
目前，学术界对海外华文文学的形象学研究大都是从文本外部切入的，在后殖民主义、东方学等理论 框架中批评文学作品，强调社会集体想象的产物这一形象学的内涵而忽略了对文学形象美学内涵的挖掘 和阐释以及作家在形象塑造时所融入的个人特和创造性。而新移民作家笔下的华人自塑形象已突破旧 有的生存模式，如《红白黑》中的杨虹、谢青、秋媚，注重文学作品的内部研究是当下新移民文学形象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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