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人》中跨国恋的解读
摘要：杜拉斯的《情人》不仅仅简单地讲述了白种女孩和黄种男人的恋情，揭开《情人》爱情故事的面纱，我们不难看出隐藏在跨国恋背后的东西的差异和西方人的种族意识。作为白人的少女是高高在上的被仰慕者，是唯一的主角，而中国男子的形象是沉默的他者形象。如果说白人少女始终代表着西方的强势，那么自然地作为黄种人的中国情人，便成了东方世界的弱势代表。这种既爱却不能在一起的跨国的爱恋，其实是由白人女孩自己决定的，而这具有自传性作品的产生跟杜拉斯的生活经历和其印度支那的情结是分不开的。
《情人》的故事背景是20世纪30年代的印度支那，法属殖民地，在历史上也曾是中华帝国的附属国殖民地。故事中的主人公是一个家庭贫寒的白种女孩，法属殖民者的女儿，和她发生关系的则是一个富有的中国男子。我们可知，这两个作为故事的核心人物，都是脱离其本土环境和文化而存在的，他们的爱情发生在第三国的国土上，而正是这一因素的存在，才是故事的发展显得合情又合理，人物情感的变化孕育着深刻的文化内涵。也就使得杜拉斯的《情人》不同于一般的言情小说，而是一部内涵丰富和反思东西文化差异的作品。
一． 异地恋中的白人女子——打破禁忌的越境者
在那样的一个种族意识浓郁，殖民统治泛滥的时代，西方的白人始终是处于高高在上的，他们自认为是优越的种族，藐视和无视其他的民族。一个白人和一个黄种人的恋爱，则在他们的眼里是不堪忍受的。暂且不提，白人女孩是出于何种意图决定和黄种的中国情人在一起。当白人女孩坐上中国男子的汽车开始，我们就可以断定白人女孩是打破常规和禁忌的越境者，她被跨国的情感带入了她既向往又恐惧的异国的文化中，并且因此而受到本族文化的惩戒，母亲的排斥，兄弟的责难和羞辱。尽管最终她回到了那个让她窒息厌恶的家庭，回归到原本属于她生活的圈子里。我们依稀可以感觉到她在矛盾困惑中的徘徊不定，对中国情人的回忆和不舍。正是在这样的一种境遇里，白人女孩一直是小说中的主体，她始终处于主导和支配的地位，中国的情人只是被白人少女关照的对象。她在作品中是大胆的自觉的勇敢的追求自己的幸福。她搽着浅红脂粉，涂着口红，戴着男人的呢帽，穿着一双高跟鞋，这种不伦不类的打扮是不同于传统的女孩子的。就是这个小姑年，竟然在和中国富家子弟邂逅后大胆的逾越了母亲的法规，爱的那么不可理喻。在整个恋爱的过程中，白人的女孩子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得比中国情人更有主动权。在一个极度压抑和扭曲的不公正的荒诞的殖民地里，白人女孩的所作所为才具备了依附的可能性，她才能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打破常规和禁忌的越
境者，不仅跨越了地域上的界限，而且还超越了精神上的束缚。而她的大胆和中国情人的最终的合法的妻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情人和现任的妻子并没有爱情基础，但是为了迎合腐朽的伦理道德不得不相濡以沫。身为西方的白人女子和作为东方的中国妻子是截然不同的，她是鲜活生命的象征，而中国情人的妻子则是一具腐烂发霉的木乃伊。这或许不止是对中国女人犀利的讽刺，也是对东方文化的鞭笞和嘲弄。
二． 通过“中国情人”形象的塑造，影射中西文化的不平横
在杜拉斯的《情人》中，正如萨义德所说：“东方被观望，因为其几乎是冒犯性的（但却不严重的）行为的怪异性有取之不尽的来源，而欧洲人则是看客，用其感受力居高临下地巡视着东方，从不介入其中，总与其保持着距离，总是等着看《埃及志》所称的怪异的快乐”，东方是怪异性活生生的戏剧舞台，中国情人就是这个舞台上的演员。在杜拉斯的叙述中，我们不到中华男儿的阳刚之气和坚毅之魂，作为中国男子代表的白人女孩的“中国情人”是胆怯﹑懦弱﹑爱哭﹑瘦弱和毫无魅力可言的。中国情人虽然在法国流过学，受过西方的教育，会说法语，皮肤明亮，几乎接近白人，家境富有，轿车和钻石的点缀使他带上了几分西方的优雅，但他毕竟是黄种人，怎么也无法抹去他的种族烙印。他在这场跨国的恋爱中只得处于从
属的位置，他是作为他者出现的。虽然小说的题目是《情人》，我们会自以为是的认为中国男子是小说的主人公。读罢，才发现，中国情人在小说文本里出现的频率并不高，他并不是重要的人物，与作品的开展也没有根本性的关系，他只是一个抽象的存在，不是具体的个体。从身份上看，情人的身份并没有得到白人女孩家人的认同，他只不过是被看成钱财的来源，白人女孩的家人对他不是很尊重，更谈不上有什么其他的交流。白种女孩的种族优势遭到残酷的现实的挤压，而中国情人的雄厚资产则恰好的弥补了其自身的种族劣势，那个“在巴黎购买到了一切，他的女人，他的朋友，他的思想”的中国男人操一口造作的巴黎腔的法语，挥金如土混迹于法国人中的纨绔子弟。当然，当一个白人女孩像一样委身于他，接受他的馈赠，并且替家人敲他的竹杠时，他也是不曾察觉的。他只是白人女孩手中的一枚棋子，来去都不由自己。尽管在白人女孩经济上依赖于中国男子，但是，在两性的关系上，表现出明显的性别角的倒置。中国情人的形象则明显的被女性化,情人街他瘦弱的身躯毫无男子气概，而白人女孩则刻意的被男性化，她那顶男士呢帽则是他被男性化的重要标志。西方社会在蓬勃的欣欣向荣的发展，而古老悠久的东方文明却在不断地落寞。
尤其是，在一个白人的眼里：在堤岸，中国情人的住所，“城里的喧闹的声音很重，记得那就是一部声音开得很大的电影，震耳欲聋……房间被城市持续的噪声包围着，木拖鞋的敲击声
令人头疼，人声尖锐尖耳。中国话是用叫喊的方式说出来的，我总是想象沙漠语言才是那样使用的，这是让人难以置信的陌生的语言。”不仅华人世界的声音和语言令她眩晕不适，华人世界的人也同样令她厌恶反感，街上的华人人“像野狗那样肮脏，像乞丐那样盲目”。华人或者说是东方人，在白人女子或是西方人眼里，只是一个空洞的符号：没有欢乐，没有悲哀，没有好气，只是没有目的的随着人流行进，这不正是东方人落后，遭到西方国家欺凌的原因吗？
白人女子作为小说的叙述者，必定带有她的某些意识形态和观念的判断，情人没有言说的权利，作为落后的东方社会在其眼里也不具备言说的能力。也就是说，白人少女和中国情人的不对等的关系，实际是东西文化关系不平衡的一个影射。
三．《情人》与杜拉斯的东方情结
杜拉斯在印度支那生活过很长的一段时间，因此深受东方文化的影响。东方情结一直是杜拉斯作品的主体，在其作品中并不缺乏对东方世界的描写和刻画。作为一个白人，她所接受的文化使她很难摆脱种族意识对她的影响。“她的家庭既不属于法国资产阶级，也不同于那些确实难以想象真能与之混杂在一起的越南人。”身为殖民移民，接受的是西方观念的教育，但是
又长期的生活在东方的领域里，因此，两种文化都对她产生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在东西文化的夹缝中，在面对西方社会她有着一种漂泊无根的疏离感，她渴望回归到西方的社会里，在面对东方社会时，就会有一种无法摆脱的优越感。同时，作为一名西方的殖民者，她对殖民地的一切既是接受的又是排斥的。就像白人女孩对中国情人的态度是一样的。她不想丢弃自己作为白人的优越感，她要处于支配的地位，中国情人代表的是处于他者地位的东方，所以无法超越作家杜拉斯为其设定的位置。“中国情人”的塑造正是杜拉斯双重的文化身份和杂糅的边缘文化矛盾状态的外在的表现，也是作家在后殖民语境下，对殖民主义进行深刻反思的影射。《情人》是杜拉斯东方情结的真实的写照。
为什么中国情人和白人女孩最终还是分手了呢？表面上看那是因为中国情人的父亲的强力阻挠；他对白人的厌恶和女孩家人对黄种人的歧视不相上下。但最隐秘的原因还是白人女孩自身无法跨越东西文化的隔阂。而这恰好是杜拉斯复杂的东方情结的完美的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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