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爱情文学异同之我见
众所周知，西方人重视恋爱，有“恋爱至上”的标语。在西方人眼中，爱情是人生的至乐。人生如果没有了爱情，那就失去了无限的趣味。爱情构成了西方人整个生活和生命的全部。他们认为爱情就是一切，追求一次真正的爱情，会使人的灵魂得以净化，道德得以升华。
我们中国人也追求爱情，但是我们的爱情永远显得那么含蓄，那么安静。中国人不会很刻意地去轰动地追求爱情，中国人总是相信着爱情是缘分牵引着的，总是含情脉脉地给彼此厮守终身的承诺。这种爱情让人觉得婉约，让人有淡淡的感动。
  正是因为爱情是时代不变的主题，所以古今中外也诞生了一位位爱情的诗人，他们用美丽的语言来诠释爱情的真谛，向世人表达爱情的美丽。
西方的费尔巴哈说过：“爱情，就是要成为一个人。”莎士比亚也曾说过：“一个人明明知道沉迷在爱情里是一件多么愚蠢的事情，可是，在讥笑他人的浅薄无聊以后，偏偏会自己打自己的耳光，照样陷入爱情温柔的怀抱。”歌德更是说过：“在爱情中，最宝贵的不是占有，而是彼此的尊重与爱慕。”
中国的孟子说：“食，性也”。林语堂：“一个没有孩子的妻子就是，而一个有孩的就是妻子”。傅雷也说过：“要永久的伴侣，也得多用理智考虑，勿被感情蒙蔽。情人的眼光一结婚就会变，变得你自己部不相信，事先要不想到这一着，必招来无穷的痛苦”。老舍也感慨到：“爱情要是没有苦味。甜蜜从何处领略?爱情要是没有眼泪，笑声从何处飞来”。
没有错，在中西方人们的爱情文学宝典里，爱情都是神秘的，宝贵的，必要的。没有它，世界上只有一片枯草，一带黄沙。人们得不到恋爱的自由，一切的自由都是假的，爱情是上天赋予的最好的礼物。当然中西方的各自文学对爱情的诠释也体现出了不同的文化差异。
首先，西方文学对于爱情的描述，习惯带有“现实主义”的彩；而我们中国则不然，喜欢采用“浪漫主义”的完美方式谢幕。具体的说，在文学史上值得称颂的坚贞爱情在东方有梁山伯与祝英台，在西方就数莎士比亚笔下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了。
这两个爱情故事都有同样悲惨的结局，但是却是以不同的形式谢幕。在莎士比亚的笔下，一对多情的儿女的死，才化解了两家的世仇。虽然他们各自为对方的儿女用纯金铸像，但是人已死，这对殉情的恋人用自己的鲜血化解了仇恨，留给世人的就只有对这段倾世之爱的遗憾和感慨，在历史的文学舞台上划下了悲伤的一笔。
而我们中国的梁山伯与祝英台虽然也是双双殉情，但是我们还有一个浪漫的结局，双双化蝶起舞，这种浪漫主义手法，在中国的戏剧文学中的运用远多于西方，因为中国人都喜欢有一个圆满的结局，即使恋人已经死亡，也还是要让他们在读者的面前以另一种方式复活。中国人相信鬼怪妖魔，尤其是不乏人与妖之间的恋情，故事的内容也往往是经过了一番苦难后要么妖精还魂，要么双双成仙。虽然在古希腊的神话中也有这样人与神之间的恋情，但大都更接近于人间，他们没有伦理的束缚，没有人神的界限，阻隔只是出于私欲出于妒嫉和仇恨，仍在一定程度上局限于现实这个大背景中。且中国的封建制下的伦理观念本身就是一种压迫，多少情人因为封建陈旧的观念而遭遇不幸，这也促使人们对于完美的爱情结局极其的憧憬。总而言之，不管是罗密欧与朱丽叶式的悲剧还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式的悲剧，都演绎了一种坚贞的爱情，在爱情的追求上没有国界的分别。
再者，西方的爱情文学的主题大都是以奔放为主要的基调，而中国的爱情文学则主要在道德世俗的观念基础上理解爱情，因而显得保守、婉约。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青青的衣襟在风中摇曳，邂逅了那在水一方的佳人，让我如何能够自拔，怎能不怀着浓浓的情意倾吐着我的用心良苦，随着思念把平
凡的一天错移到三月的漫长。含蓄隽永而不失风情动人，是爱恋中的男女寤寐思服之时，辗转反侧的嗟叹，这大抵就是我对诗经中爱情诗最深刻的印象。那时，还处于奴隶社会的末期，民风还是相当开放的，社会制度的相对自由让年轻的男女敢于将心中所思所想歌吟出来，淳朴而自然。
  但是随着时代的推移，爱情变得越来越晦涩，那在舟头唱着“心悦君兮君不知兮”的女子已消失在时间的潮水里，中国的爱情诗不可避免的染上了难以抑制的哀伤——“还君明珠泪双垂，恨不相逢未嫁时”，这些都与中国的封建制度发展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两汉之后，儒家思想在人们的思维中培土扎根，爱情逐渐被排挤出主流意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三从四德”，就这样了了草草的就将一生轻付了。更惨的是，若一不小心逆了姑嫂意，亦或是飞来的“七出”，这段缘便毁了，好比《孔雀东南飞》的焦仲卿与刘兰芝，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纫如丝，磐石无转移——我们虽然迫于压力而分手，但我们之间的爱情是坚不可摧的，为了爱情，你要像磐石一样坚守不移，我要像蒲苇一样坚韧难断。但事实是，他们还是分离了，自杀与徇情不过是场无奈的收尾。
中国古代的爱情观过早地渗入了家国、义理、善恶等道德因素，使有关爱情的文学逐渐多了
一份求之不得的抑郁之气。比如陆游，即使他如何爱唐婉，也反抗不了来自母亲长辈的压力，绝望地看着心爱的女人走向了另一个男人的怀中。只是两个有情人隔着银河无奈的爱，一段泣血的悲剧。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 声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中国的《牡丹亭》作为委婉的例外，其中的情比天大，在外国人活生香的演绎下，似乎更显得真实，从英王爱德华八世到九十年代王储查尔斯，爱美人不爱江山在西方人眼中不是传说。
对西方人而言，爱情，就是生活的全部，他们一直信奉着“我有了你，便是有了全世界”，正是如同《罗密欧与朱丽叶》，只要两个人相爱就可以对抗全世界。且他们从不吝于表达自己对恋人的爱，无论在什么时候——亲爱的，我多么爱你，纵使大海干枯水流尽。这种奔放，而又狂热的爱情观，正应了歌里唱的，你的热情，好似一把火，燃烧了整个沙漠。也似肆无忌惮的潮水，澎湃而来，让人禁不住那汹涌的情潮，就此沉沦下去。
西方人将男女的爱情视为两个心灵的结合，比之中国，爱情的地位堪称神圣。所以对他们而言，所有对爱情的赞颂，都是美好的，应该被祝福称颂的，是应该绽放在阳光下的欢喜，即
使那只是单相思。他们笃信——相爱是两个人之间的事，爱情从来都是一个人的，爱情是不能受拘束的，这种自由是上天所赋予的。
喜欢叶慈的人都知道，他一生的情诗都给了茅德冈，尤其是那首《当你老了》，情深几许，即使她是别人的妻了，即使她不曾爱过他，他也从不隐瞒他的爱慕。直白的语言，大胆的行动，爱从来都是身体力行的，坦率，热烈，外国爱情文学的倾心之美莫过于此。
我不是比较中西爱情文学的孰优孰劣。在我看来，中国的爱情文学，是云深不知处——想想看，一个小女子，站在河边，羞羞答答的绞者衣襟，陶瓷般的脸袋红了一片，半晌才吐了那句，“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那可爱情致如何打动不了你。”但是西方文学，正如当一个热火男子，夜半时分，拿着琴在你楼下歌唱咏叹，“你是我的生命，我爱你”，又有多少女子能抵受住如此诱惑。那样的爱情，可说是一览众山无。两者相形之下，堪比春兰秋菊，各有千秋。
最后，在我看来中西方的爱情文学都在一定程度上有着自己约定俗成的模式。
中国的爱情故事一般崇尚“才子结缘于佳人，英雄无缘于美女”的模式。中国的才子以手中的
一枝笔获取小的芳心，寒窗苦度的考场配以柔情似水的情场。桐结阴在朝阳，濯羽弱水鸣高翔。“武骑常侍”马相如早巳听说卓王孙有—位才貌双全的女儿，他趁一次作客卓家的机会，借琴表达自己对卓文君的爱慕之情，自然使得在帘后倾听的卓文君怦然心动，并且在与司马相如会面之后一见倾心，双双约定私奔。而一代霸王项羽，泪别虞姬，自刎乌江，虽为盖世英雄，旷世之爱也只是惨淡收场。
而西方的爱情故事则崇尚“英雄配美人的”固定模式。西方英雄以手中的一柄剑赢得佳人的青睐。金戈铁马的战场配以柔情似水的情场。“英雄配美人”可以简单理解为，英雄为了赢得荣誉或爱情而为美人所效劳，或者英雄和美人为了爱情而奋斗。比如西方著名的《荷马史诗》就讲述了因争夺美人而爆发的战争，欧里庇得斯的《美狄亚》也表达了对忠贞爱情的要求，英雄生活的主要目的都是锄强扶弱急人之难，为了赢得荣誉而历尽磨难。可以说，在英雄美人模式中，一个饱满的男性形象是其中不可缺少的因素。
细究中西方的爱情论调，可以发现一些细微的本质异同，西方人是崇尚爱情的，除了宗教中将“性欲”作为一个需要抑制的东西去约束外，人们对爱情的美好是带着崇敬的心理去接受的。但在中国，大多数的人，对爱情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心理因素，需要又排斥，接受又逃避，
既憧憬爱情激动人心的一面，又恐惧爱情令人痛苦的一面，甚至于直接将爱情视为痛苦。这种矛盾的心态恰恰来自于中国人的传统道德观念。中西方是有差异的，不同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使中西文学的爱情观念决然不同。这种差异在中西方各自的文学中有着集中的体现。不过，值得庆幸的是，东西方虽有差异，但仍有共识。有不同的爱情观，但我们都向往着美好的爱情；无论是梁祝化蝶还是茶花女、卡门或是舞剧天鹅湖，都是我们对冲破传统观念和对爱情的追求及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