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评论·外国文学
余淑婷 陕西师范大学
摘 要：《灵契》是萨拉•沃特斯创作的第二部小说，与她的另外两部著名的作品《轻舔丝绒》、《荆棘之城》并称为“维多利亚三部曲”。这部小说描写了玛格丽特•拜尔与赛琳娜•多丝之间的爱恨纠葛，它的故事发生在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伦敦，主要表达了女同性恋之间的感情。它揭示了女性特别是女同性恋者在行为和心理上的双重困境，以及她们作为边缘人物的悲惨命运。这部小说体现了沃特斯对历史上女同性恋命运的同情和关注，小说的出版发行也是对传统父权制社会权威的挑战。文中的女同性恋主人公反抗囚禁，积极寻自我认同，这些都反映出他们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困境中追求爱情，自我与自由。本文试图从“酷儿理论”的角度出发，着眼于小说中两位主人公的爱与恨，以诠释他们的“酷儿”生活。
关键词：灵契；萨拉•沃特斯；女同性恋身份；酷儿理论
作者简介：余淑婷（1995.5-），女，甘肃舟曲人，陕西师范大学2017级硕士，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下英美文学方向。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14-106-03
一、引言
作为著名的以维多利亚时代为背景的女同性恋三部曲之一，萨拉•沃特斯的小说《灵契》，以19世纪70年代左右英格兰的一所监狱为背景，故事围绕着两位女性主角玛格丽特•拜尔和塞琳娜•多丝展开的。玛格丽特•拜尔是一位中产阶级女士，父亲去世后，深陷痛苦的拜尔小被家人遣去梅尔监狱做精神导师；多丝是梅尔监狱的一名囚犯，因为导致她的女主人布兰克太太死亡而被指控为“欺诈与袭击”，被判了四年监禁（Waters 27）。这部小说采用日记形式开展了这两个主要人物的两个叙事线。玛格丽特•拜尔于1874年9月至1875年1月开始，记录了她对梅尔监狱的访问以及她的日常生活，多丝也在她被监禁之前记录她的生活。整部小说中两位主人公的日记无规律交叉陈述。小说情节渐渐深入，频繁的访问使拜尔与多丝逐渐建立了一种爱情关系，这种关系超越了囚犯和女访客的界限，最后，拜尔小发现，多丝一直以来都在欺骗她，绝望之下，拜尔小跳入泰晤士河自杀，而多丝成功逃离了梅尔监狱，从拜尔手中骗走了所有准备好的物品，并与她真正的情人—拜尔小的女仆薇格私奔。
“酷儿”（Queer）是由英语音译得之，意为“怪异”。它原本是西方主流文化对同性恋的贬称，具有讽刺意味，之后包括所有非异性恋者：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变性者，易装癖者，虐恋者，以及所有其他潜在“异常人”。它质疑并颠覆了性和性别的两分模型。根据的罗丽蒂斯说法，同性恋不再被视为一种流离
于主流之固定的性形式的边缘现象，它不受主流影响。它也不再被视为旧式病理模型的变异体，是正常性欲。也不再被视为北美多元主义所谓的对生活方式的另一种选择，男女同性恋已被重新定义为他们自身权利的性与文化的形式。
酷儿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现的性别研究理论，最早由著名女权主义者特丽莎•德•劳丽蒂斯提出。朱迪斯•巴特勒继承和发展了激进女权主义者的理论，结合福柯的身份政治和话语政治，提出了性别操演理论。巴特勒认为“性别表达背后并没有性别身份”，“主体和身份都是由表达通过性别这译规范性行动在身体上的操演而被构建的。”因此在巴特勒眼中，所谓的性别没有社会与生理之分，它只是一种社会法则。
二、女同性恋的身份认同
在《灵契》中，沃特斯描绘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揭示了她们自我认同的过程。维多利亚女同性恋者在性别和性取向方面处于边缘地位，这使得她们缺乏自我认同感。男性标准，同性恋身份，受控身体和狭小的生活空间都是她们自我认同的无形障碍。在她们尝试填补内心空缺的过程中，他们的身份也随之发生改变。
多丝在被关进梅尔监狱前是一名灵媒，这一职业充满了神秘的气息和超自然的彩。拜尔探访时，狱警缺席，留她两人独处，多丝逐渐向拜尔小坦白了她的女同性恋身份，并把拜尔卷入到越狱计划中。在
不断交往中，拜尔对多丝产生了特殊的情感，多丝利用这一点，说服拜尔帮助她逃离梅尔监狱，在此过程中，多丝的女同性恋身份得到了加强。多丝向拜尔表明对她的指控犯罪完全是不公正的，真正的凶手其实是一个鬼魂-彼得•奎克，她实际上是这个鬼魂的替罪羊，但这些都只不过是她编造的谎言。
在梅尔监狱这个大环境下，这对恋人选择隐藏他们的真实关系。在分层观察的金字塔式监狱中，多丝处于最底层，拜尔小则是开导她的女访客。在牢房这样的密闭空间里，可以有效避开监视，虽然多丝对拜尔的感情是虚假的，但在这个密闭的乌托邦式牢房里，实现了她作为同性恋真实自我的释放。与福柯的隔离准则相反，僻静的牢房是多丝扩展其女同性恋身份的文化媒介。
拜尔称自己为“老处女”。在整个故事中，拜尔没有异
性恋关系，这在维多利亚时代是不可接受的。父亲去世之后，拜尔的母亲和弟弟成为了家族的权威。为了保护拜尔家族的名誉，她必须要隐藏自己的想法和同性恋身份。写日记是逃避父权制的一种方式。拜尔的日记在《灵契》的叙述中占很大比例。除了每天访问梅尔监狱的记录外，她的日记中还体现了她对权威的叛逆矛盾、她隐藏的女同性恋身份，以及对多丝不断增长的感情。
同性恋作为一个悖逆自然的现象进入人类历史，在封建严格的维多利亚时代，是一个禁忌。 这一身份在维多利亚时代没有发言权，被主流社会所排斥。多丝越狱后，与她的秘密情人薇格离开了。 在与社会主流的妥协和斗争中，他们努力把握自己的生活。 这也造就了他们不断变化的身份，他们在隐藏的生活中
做出大胆的选择，并朝着新身份迈进。
三、向性别两分结构挑战
酷儿理论的第一个重要内容是对性，同性恋和异性恋二元结构的挑战，特别是对异性恋霸权的挑战。我们生活在一个伦理社会中，将异性恋视为正常状态，将其他性取向视为变态。然而，自先秦以来，就有断袖之癖，龙阳之好，但当时人们对此更加宽容，只要它不影响繁殖，男人可以好男。然而，在进入现代社会之后，我们建立了一夫一妻制的伦理制度，同性恋者的声音越来越弱。随着社会的发展，同性恋并没有被异性恋霸权所击败。相反，越来越多的“酷儿”出现并与异性恋者竞争。
在维多利亚时代，家中壁画上的天使是中产阶级妇女的完美形象，对女性理想形象的追求可延伸到十九世纪英国的整个社会。人们坚信一个女人的归宿是她的丈夫和家人。正如莎拉•刘易斯出版的《妇女使命》一书所述，婚姻也被认为不是一个目的地，而是女性作为基督徒的义务（Perkin 238）。违反这种社会和宗教规则的人将被视为“异族”而被边缘化，更不用说同性恋者。梅尔监狱也是如此，女性不允许发展这种“异常”的关系，无论她是女士，女护士还是囚犯。因此，在监狱这一大背景下，多丝的女同性恋身份是被禁止的，特别是面对维多利亚社会严厉的社会规范。因此，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说，多丝所接受的监狱劳动就是她向社会伦理的屈服。
酷儿理论指出，除了“明显的文本语境线索，如同性恋形象和同性恋情境（同性恋之间的浪漫和情感遭遇）
，一些微妙的情况也可以创造一种同性恋氛围。”（Tyson，1998：342）。当拜尔与多丝一起培养情感时，拜尔违反规则并且与多丝有身体接触，没有狱警的监查，拜尔将多丝称为的“灵契”，与多丝保持着密切的肢体接触。然而，狱警一出现，拜尔立马与多丝保持一定的距离，严格遵守规定以掩盖她的
女同性恋身份。
酷儿超越了传统性别认同的限制。 准备私奔物品暗示着拜尔决心摆脱由异性恋主导的维多利亚社会的束缚。然而，正如苏珊娜•拉伊特和克莱尔•巴克从史密斯•罗森伯格和莎伦•马库斯关于维多利亚婚姻的研究中得出的结论所言，“维多利亚时代妇女之间的关系支持父权婚姻和社会生活”（610）。拜尔清楚地明白，她与多丝的关系和她自己的女同性恋身份不会被普通婚姻和社会规范所承认或接受，所以玛格她渴望为这场私奔做好准备。
酷儿理论“质疑”正统理论，提倡性的不确定性，从同性恋之间的性关系延伸到其他性关系，从而将以前固定的分类联系起来。（塞尔登，2004:255）。”《灵契约》展现了维多利亚时代边缘女性的性关系。在沃特斯的角创作中，传统的男女关系被颠覆，平等的异性关系受到影响。这就激励这“酷儿”们勇敢地向传统性向挑战，寻自我身份认同。
四、“酷儿们”的归宿在哪里？
为了寻求女同性恋自我身份的认同，多丝和拜尔都经历了身体上与心灵上的痛苦，但他们依然勇敢地以女同性恋这一身份追求自己的理想生活。
拜尔悲伤失望，将她的感情转移到另一个吸引她注意力的女孩身上：也就是梅尔监狱的多丝。孤独的拜尔第二次自杀是在她发现自己从一开始就被多丝当作工具操纵，跳进泰晤士河。生命的终结并不意味着拜尔决定放弃她的女同性恋身份。自杀被认为是拜尔试图伤害自己身体的一种行为，因为她沉浸在失去父亲的悲痛（外部环境），从拜尔的内心世界来看，自杀是实现真正解放同性欲望的唯一途径。
但是拜尔同时也是维多利亚时期女性寻求思想和性自由的先驱者，她从被动的服从到消极的抵抗，再到勇敢的打破传统，都体现了女性觉醒的艰辛道路。但不可避免的是她重新掉落深渊的结局。拜尔身上体现了历史上女性自我建构的欲望和重重的阻碍。对她的刻画正是沃特斯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和同情对女性获得自由的支持以及对历史久远压迫的无奈。
多丝越狱后，漂泊成了她们的生活方式。在漂泊的路上，她们追求着自己的爱情，获得生活和爱情体验。只有在这种生活方式中，她才不会受到家庭制度和社会规则的限制，边缘女性能够走上自主选择的道路。女性意识的觉醒让女性从家庭这一严格的父权制机构中摆脱出来成为可能。由于社会环境所限，也许她们漂泊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但“在路上”的生活方式给她们提出了一种生活选择的可能：女性有勇气与能力在家庭观念甚严的维多利亚时代进行自主选择。
（下转第109页）
五、结语
作为一种研究较少的文学体裁，特别是在国内学术界，酷儿在文学批评中仍未得到充分的探索，《灵契》作为新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之一，关注女同性恋与女性囚犯。正如沃特斯在一次采访中所承认的那样，“在19世纪，女性囚犯几乎没有话语权”（阿米特，采访123），同一时代的女同性恋也同样是无声的，两位主人特殊身份的设定是沃特斯意图为双重或多重边缘化体发声。沃特斯创作这部小说让十九世纪的女性囚犯和女同性恋能够用当代的话语为自己发声。这部小说描写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冲突，尤其揭示了神秘学科中的一些冲突。它暗指了当代异端社会的不当操作，启发了当前社会中的人们对边缘化体，特别是双重边缘化体的理解。然而，从酷儿理论的角度来看，不难发现作者对现实生活中的“酷儿们”的诗意关怀以及对酷儿自身情感的认真思考。
参考文献：
[1]Armitt, Lucie. "Interview with Sarah Waters (CWWN Conference, University of Wales, Bangor, 22nd April 2006)." [J]. Feminist Review 85 (2007): 116-27.
[2]Butler, Judith. Cemler Trouble: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Identity[M] New York:Routledge, 1999.
[3]Buck, Caire and Suzanne Raitt. "Friendship and Lesbian Studies." [J]. Feminist Studies 36.3 (2010): 598一617.
[4]Llewellyn, Mark. "Queer? I should say it is criminal!”:Sarah Waters' Affinity[M] ."Journal of Gender Studies 13.3 (1999): 203一14.
[5]Waters, Sarah. Affinity[M].London: Virago Press, 2000.
[6]都岚岚.酷儿理论等于同性恋研究吗?[J].文艺理论研究,2015(6):185-191.
[7]陆洁樱.萨拉•沃特斯《半身》中的空间与女同性恋身份研究[D].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017.
[8]师璞.论萨拉•沃特斯“维多利亚三部曲”的女同性恋叙事
[D].暨南大学,2013.
[9]翟敏.文坛新秀萨拉•沃特斯与《亲密关系》[J].文学界,2011(7)137-138.
“我就锁在栏杆，等你出门，载你深入，爱的禁地。”不看照片或许会觉得这是一首多么富有诗意的短句，但其实相片中，只是一辆脚踏车斜靠着被锁在紧缩的家门口栏杆上。原来，不落俗的，还是想感慨—
—“生活即是诗，诗人是具有丰富想象力的孩童”。下雨天，小巷的尽头亮着一盏昏黄的灯，穿着雨披正在归家的行人在巷口留下了匆匆的身影。看这张“潮湿”的照片在路寒袖的笔下又是如何创作的呢？“人生的长巷，我已走了太久了，我心狭隘潮湿，请你为我，点一盏昏黄的小灯，在我可以看到的前方。”细品文字，一位年迈孤独的主角形象油然而生，不免心生同情，思索人生，再看看相片，恍然大悟的冲突迎头袭来。
从两位作家的这些作品来看，诗与图片之间并非是全然相应的关系，换句话来说，是一种互动的关系，是一种相互生成。[5]表面上看似二者并无联系，内里彼此却互为对方内在的“他者”，替对方表达所不能之表达，通俗点讲，简单的事情复杂化在现实生活中可能不管用，但在文学里，我想会一定程度上增加复杂性，从而可能会实现某种飞跃，这种飞跃，比如布莱克的作品中，天真向着经验的飞跃，比如路寒袖的作品，爱情向着人生的飞跃，而在飞跃中这一合体艺术又能呈现出更多的背后深意与独特的象征。
马克迪西说：“我们在文字与图像之间调停，在这个过程中生成意义。”[6]布莱克和路寒袖作品中的‘意义’是随着阅读而发生的，这些诗画书调动了读者的各种能力。这种开放的逻辑印证了两位作家都使得诗文本与绘画的实现交流与互动，使绘画与文本之间存在对话的空间的做法。并且在为作品的主旨提供多元思路的同时，也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型的阅读方式——使阅读可以成为不断生成意义的过程。[7]
注释：
[1]赵卫，威廉布莱克诗歌文体试析[J].济南大学学报，1999:06.
[2]李筱，浅析威廉布莱克诗中的对比运用手法[J].作家杂志， 2008:05.
[3]李桂媛，论威廉布莱克诗歌特点[J].作家杂志， 2009:05.
[4]赵博，威廉•布莱克《秋颂》和济慈《秋颂》比较研究[J].河北师范大学，2016：2.
恋恋沙仑站[5]胡骁，浅析威廉• 布莱克的诗歌——看似简洁而通俗的语言中影射“严肃”的问题[J].西南科技大学，2016：2.
[6]应宜文，威廉•布莱克画境中的《天真与经验之歌》[J].浙江工业大学，2014：5.
[7]罗洁，重构的神话谱系，威廉•布莱克作品中的反叛性研究[J].北京大学，2016：5.
（上接第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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