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景之乱与梁季诗风之变
毛 振 华
摘 要：侯景之乱是江东社会上划分时期之大事，它打破了文士们耽于逸乐的和平生活，对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侯景乱前，萧纲、萧绎积极接纳文士，时常与他们宴集赋诗，其诗歌创作极力追求形式的华美，认同娱情性而非载道性的价值取向。乱世之悲改变了文士们的情志和文学创作，促使他们关注自我流离的命运，抒写侯景乱后的凄怆之感、悲壮之情和深沉的乡关之思，表达了以悲为主的文学追求，一洗侯景乱前的艳冶绮靡之风，为南朝诗坛注入了一股悲凉浑厚之气。
关键词：侯景之乱 绮靡艳冶 悲壮之情 羁旅愁思 诗风之变
梁武帝太清年间发生的侯景之乱，对江东社会来说是一划分时期之大事[1] 广州之恋（113）。侯景之乱来之突然，“五十年中，江表无事”[2]（3922）的局面被彻底打破。文士们经受了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痛楚甚至受尽凌辱。乱世荡覆的灾难使得他们悲痛难抑，抒写了无尽的凄怆之感、悲
愤之情和深沉的乡关之思，表达了以悲为主的文学追求，风格沉郁苍凉，一洗侯景乱前的绮靡艳冶之风，为南朝诗坛注入了一股悲凉浑厚之气。
一、侯景乱前“艳冶绮靡”的社会风尚和文学习气
侯景乱前“朝野欢娱，池台钟鼓”[2]（3922），士大夫“居承平之世，不知有丧乱之祸；处庙堂之下，不知有战阵之急……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侍，郊郭之内，无乘马者”[3]（317-322）。他们皆“吟啸谈谑，讽咏辞赋，事既优闲，材增迂诞”[3]（161），沉缅于、安逸享乐之中。这样逸乐的社会风尚对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周勋初先生《梁代文论三派述要》[4]（792-102）认为梁代中期文坛主要有复古派、折衷派、新变派三大流派。中大通三年（531），萧统病卒之后，萧纲被立为太子，以其为代表的新变派占据了梁代文坛。《隋书·文学传序》曰：“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5]（1730）萧纲大胆提出了立德修身与文学创作相分离的观点，其《诫当阳公大心书》曰：“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2]（3010）他强调文学的特点，使得文章与立身割裂，认为生活中应克制的“性情”可以在文章中得到放纵，这种主张使得其文学体敢于大胆描写情欲和女性之美。其《答渝侯和
诗书》中更是推崇华艳诗风，提倡写女性姿，赞叹那三首和诗“性情卓绝，新致英奇”[2]（3011）其《劝医论》“丽辞方吐，逸韵乃生”[2]（3013），《庶子王规墓志铭》“文雅与绮縠相宣，逸气并云霞俱远”[2]（3028），《临安公主集序》“文同积玉，韵比风飞”[2]（3017）等要求文章应辞藻华美，韵趣高远。《梁书·敬帝纪》评其曰：“太宗聪睿过人，神彩秀发，多闻博达，富赡词藻。然文艳用寡，华而不实，体穷淫丽，义罕疏通。”[6]（151）萧纲最有创作特的是描写妇女动作和体态的诗，据罗宗强先生统计，萧纲294首诗中写妇女或男女情怀的诗有112首之多[7]（408），如《咏内人昼眠》、《戏赠丽人》、《和人爱妾换马》等或表达女性体态之美或表现女子细腻婉致的内心世界，多有轻艳绮靡之风。湘东王萧绎追同萧纲等新变理论，其《金楼子·立言》曰：“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8]（911）他注重文学的外在形式之美，表现出追求“绮”、“艳”的独特审美趣味。其诗歌如《和林下作妓应令》、《寒闺》、《代旧姬有怨》、《夕出通波阁下观妓》等皆抒写女子情愁，诗风“婉丽多情”[9]（275）。因此，强调求新、求异，追求华艳绮丽的新变诗风，在萧纲、萧绎文学创作中占居主导地位。
萧纲、萧绎积极接纳文士，时常与他们宴集赋诗。《梁书·简文帝纪》曰：“（萧纲）引纳文士，赏接无倦，恒讨论篇籍，继以文章。”[6]（109）据《梁书·刘缓传》载，萧绎在“西府盛
集文学”[6]（692）。以萧纲、萧绎为中心的文学体唱和赋诗，影响了一代文坛风尚，侯景乱后有诗作流传于世的庾肩吾、江总、阴铿等均是他们集团中的重要成员。庾肩吾是梁代宫体诗的开创者，他也是萧纲文学集团的重要人物，庾肩吾、庾信父子与徐摛、徐陵父子“出入禁闼，恩礼莫与比隆。既文并绮艳，故世号为‘徐庾体’焉”[10]（2793）。其早期诗作多为“奉和”、“应令”、“侍宴”、“咏物”之作，如《咏美人》、《咏美人自看画应令》、《咏主人少姬应教》咏及女子头髻饰物、面部妆抹和全身时装，诗作艳丽缠绵，脂粉气十足。江总在梁时“迁太子洗马，又出为临安令，还为中军宣城王府限内录事参军，转太子中舍人”[6]（344），是萧纲文学体的重要成员。曹道衡先生认为，侯景之乱前他的诗文可以说受梁中叶以后萧纲、萧绎等人的影响较深，他的创作辞藻华美，着意于学习萧纲、萧绎及“徐庾体”的文风[11]（91）。阴铿是萧绎文学集团的成员，曾“释褐湘东王法曹参军”[12]（472），他的诗作“风格流丽”[13]（327），如《和〈登百花亭怀荆楚〉》是和湘东王萧绎《登江州百花亭怀荆楚》所作，“阳台可忆处，唯有暮将朝”是替萧绎表现思念李桃儿的情思的[14]（90），“落花轻未下，飞丝断易飘”等句善于构建华美绮艳的外饰之美。
侯景乱前，这些“摛艳藻之辞，无郁抑之虞，不遭向时之患”[12]（728）的文士多耽于声，其诗歌创作极力追求形式的华美，他们以繁富的笔致描写女子的形态神貌乃至生活环境中所
使用的器物等，辞采秾丽，描写细巧。沈德潜《古诗源》曰：“诗至萧梁，君臣上下，惟以艳情为娱，失温柔敦厚之旨，汉魏遗轨，荡然扫地矣。”[15]（248）他们的诗作严重脱离现实社会，真情内蕴不足，认同娱情性而非载道性的价值取向，极力追求形式的华美，将诗人言志的本位推向了娱情的边缘，形成了“艳冶绮靡”的诗风。
二、侯景乱后文士命运的变迁和“以悲为主”的诗风之变
侯景乱后国危、世乱、民苦的局面对士族阶层造成了强烈冲击，《颜氏家训·涉务》曰：“及侯景之乱，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猝者，往往而然。”[3]（322）侯景之乱造成了梁末文士命运的巨大变迁。侯景乱时，庾信“率宫中文武千余人，营于朱雀航。及景至，信以众先退。台城陷后，信奔于江陵。”[16]（733-734）侯景攻陷台城（宫城），江总被迫逃出建康，四处避难。其他如张讥“崎岖避难”[17]（1751），谢岐“流寓东阳”[12]（232），谢嘏“之广州依萧勃”[12]（279），章华“乃游岭南”[12]（406），沈洙“窜于临安”[12]（436），等等。在动乱中文士亦有归隐乡里者。如刘之遴“避难还乡，未至，卒于夏口”[6]（574），张种“奉其母东奔，久之得达乡里”[12]（280），陆琼“携母避地于县之西乡”[12]（396），岑之敬“与众辞诀，归乡里”[12]（462），等等。徐陵则因侯景之乱而滞
留北方，萧纲、萧绎、庾肩吾、沈炯等在动乱中被俘，遭受凌辱。侯景乱前宽松优裕的生活环境和较高的社会地位随之灰飞烟灭，昔日的优游荣耀已成往日云烟。生活境遇的变化促使其文学创作的变化，他们“感于哀乐，缘事而发” [18]（1756），表达强烈的乱世悲情。
侯景乱后，萧纲等“文甚凄怆”[6]（108），一改“伤于轻艳”[6]（109）之习。大宝二年（551）八月戊午，萧纲被废，幽禁于永福省后愤激至极，“乃书壁及板鄣……为文数百篇。崩后，王伟观之，恶其辞切，即使刮去”[17]（234），数百篇辞切之文今多散亡，仅有《题壁自序》、《被幽述志诗》、《连珠》二首留存于世。《被幽述志诗》“怳忽烟霞散，飕飂松柏阴”，“阙里长芜没，苍天空照心”述写他被幽禁在永福省，昨日的美梦像烟霞一样消散，只留下阴森凄冷的风声，“长芜没”、“空照心”等进一步衬托出其凄怆之感。王夫之《古诗评选》认为此作“沉郁慷慨，动人千年之下”[19]（303）。其《赋得白羽扇》不再是简单的咏物，“终无顾庶子，谁为一挥军”说明梁朝渴慕像顾荣这样的人才，衬托出了梁朝末日的来临。侯景之乱的政治残局引起了萧绎、萧纪间激烈的权利倾轧。萧绎《遗武陵王》“回首望荆门，惊浪且雷奔。四鸟嗟长别，三声悲夜猿”以鸟嗟和夜猿之声寓意骨肉相残之悲。庾肩吾晚年因战乱而颠沛流离，受尽凌辱，《被执作诗一首》多悲怆之情，“发与年俱暮，愁将罪共深”句以“俱暮”、“共深”表达了作者凄怆、悲绝的心情，“聊持转风烛，暂映广陵琴”句寄寓了人生变幻飘
忽的无限感慨，表现出作者面对死亡的凄楚和悲愤。此外，萧绎在江陵遭受西魏之师凌辱时所作《幽逼诗》四首亦多凄怆之语，诗作中“南风且绝唱，西陵最可悲”，“何言异蝼蚁，一旦损鲲鹏”，“寂寥千载后，谁畏轩辕台”等句充满了苍凉悲咽之苦。江总《摄官梁小庙》“平生复能几，语事必伤悲”句“殊悲怆”[13]（536），当为悲怆梁代社会的灾难而作，读来沉痛感人。
侯景之乱使得许多文士疲于奔命，抒写下了漂泊流落的痛苦经历。庾肩吾劫后余生，西行而间道，辗转北上至江陵，途中写下了《乱后行经吴邮亭》、《过建章故台》、《乱后经夏禹庙》等，这些诗作凝重悲凉，充满“泣血悲走”[20]（1990）之苦。如《乱后行经吴邮亭》描写作者离乱奔波途经邮亭时所见的凄惨景象，“邮亭一回望，风尘千里昏”，“泣血悲东走，横戈念北奔”句感伤凭吊，充满羁旅漂泊之苦。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评此作曰：“情事悲切，殊能淋漓”[13]（266）。又如《过建章故台》，作者用“鲁国观遗殿，韩城想旧台”道出侯景乱后的沧桑巨变，“及君欢四望，知余念七哀”句借王粲《七哀诗》表达使人“喟然伤心肝”的乱世凄凉。江总诗作中充满了“塞外离客”[20]（2579）的颠沛流离之苦。《陈书·江总传》曰：“台城陷，总避难崎岖，累年至会稽郡，憩于龙华寺……总第九舅萧勃先据广州，总又自会稽往依焉。”[12]（344-345）侯景之乱的痛楚一直笼罩于江总心间，其诗作如《秋日登广州城南楼》、《遇长安使寄裴尚书》、《别南海宾化侯》等真实地纪录了作者的流离之苦。
如《秋日登广州城南楼》是作者为侯景乱后避难广州时所作，抒发了离乱避祸的伤感和流落异乡的孤苦。“远气疑埋剑，惊禽似避弓”句真切描述了作者躲避侯景之乱时的惊魂未定，又以“离客”、“孤飞雁”自况，抒发孤苦凄冷的无限伤感。其《遇长安使寄裴尚书》是作者流寓岭南时所作，“北风尚嘶马，南冠独不归”以马匹迎北风嘶鸣、楚国囚徒不归等来衬托自己离别的伤感，“秋蓬失处所”“风尘客子衣”以秋蓬的流离失所、离客的风尘仆仆等寄寓作者奔波流离的痛楚。此外，贺力牧《乱后别苏州人诗》同样抒写了侯景乱后诗人的泣血悲走之苦，“徘徊睇阊阖，怅望机姑苏”，“慨矣嗟荒运，悲哉惜霸图”，“言离已惆怅，念别更踟蹰”等句真切描述了乱后作者离别时徘徊、怅茫的无限苦痛。庾肩吾《乱后经夏禹庙诗》“去国嗟行迈，离居泣转蓬”等句情调悲凉，显现出作者离乱颠沛时的无限惆怅哀婉之情。
这一时期流寓北方的文士诗风深沉苍郁，在乱世颠沛、思乡怀旧中透露出无限感伤情调。侯景之乱打破了沈炯“窥洞庭于五湖，登姑苏于九曲”[2](3483)的悠闲自适的生活，使得他颠沛流离，“遭乱执节，濒死幸生”[9]（337）。其《望郢州城诗》慨叹“世变才良改，时移民物迁”的世道变迁，“悲哉孙骠骑，悠悠哭彼天”句是对战将孙骠骑亡逝的无限伤悼和怀恋。《赋得边马有归心诗》“穷秋边马肥，向塞甚思归”，《建除诗》“空忆平生前”，“朝市忽崩迁”，“破家徒徇国”，“力弱不扶颠”等句“直述真情，激昂悲痛”[13]（333），充满浓郁的乡关之思。入
北文士如庾信、王褒等人的诗风之变与侯景之乱等密切相关。侯景之乱和入北后的困顿生活改变了庾信轻艳之气，其诗风转为凄厉和深沉的思乡之情。如《拟咏怀》其十一“摇落秋为气，凄凉多怨情”，“啼枯湘水竹，哭坏杞梁城”，“楚歌饶恨曲，南风多死声”等句悲悼梁朝覆亡，倪璠认为庾信《拟咏怀》二十七首“皆在周乡关之思，其辞旨与《哀江南赋》同矣”[21]（229）。王褒《渡河北诗》是流寓北方之时所作，“心悲异方乐，肠断陇头歌。薄暮临征马，失道北山阿”等句蕴含着无限的悲凉和凄楚，表现出作者在北朝时孤苦无援的凄凉心境。此外，其诗作《赠周处士诗》、《别陆子云诗》等都是自怜伤感之作，风格深沉哀婉。
乱世之难使得许多文士关注社会现实，写下了许多控诉战争和抒发荡除敌寇之志的诗篇，诗风慷慨悲壮。如萧绎《和王僧辩从军诗》是王僧辩接受萧绎之命南下征讨侯景之时，萧绎和王僧辩《从军诗》所作[14]（202-204），“宝剑饰龙渊，长虹画彩旃”，“洞庭晚风急，潇湘夜月圆”等句可见王僧辩从军杀敌的激昂斗志和志在必胜的豪情。又如萧绎《藩难未静述怀诗》作于萧绎誓师诛逆之时，“箭拥淇园竹，剑聚若溪铜”，“亟睹周王骏，多逢鲍氏骢”等句表现出了作者奋勇杀敌、荡除叛逆的豪情。萧纲《愍乱诗》是控诉朱异祸乱国家所作，《南史·谢弘微传附谢举传》曰：“侯景来降，帝询访朝臣，举及朝士皆请拒之。帝从朱异言纳之，以为景能立功赵、魏。举等不敢复言。”[17]（564）台城沦陷，“论者以为梁祸始于朱异”[17]（993）
。作者于诗中控诉其“谋之不臧，褰我王度”，作者慨叹侯景战乱给国家带来的乌烟瘴气和混乱局面，痛斥朱异这样的奸佞小人贻误国家前途。梁末文士面对扰乱亦有坚守抗战者，《周书·王褒传》曰：“及侯景渡江，建邺扰乱，褒辑宁所部，见称于时。”[16]（729）因此文士笔下不乏有豪情壮志之作。《周书·刘璠传》曰：“属侯景度江，梁室大乱，循以璠有才略，甚亲委之。时寇难繁兴，未有所定。璠乃喟然赋诗以见志。其末章曰 ：‘随会平王室，夷吾匡霸功。虚薄无时用，徒然慕昔风。’”[16]（761）诗中充满了平定祸乱、匡扶王室的壮志，虽然壮志未酬，但亦可见其为国捐躯赴难之豪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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