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面国旗的设计者曾联松，是上海一名普通的经济工作者。国旗的寓意是：一颗大星引导在前，几颗小星环绕其后，形成众星拱北斗之势，大星即为中国共产党，小星代表中国人民，党和人民团结战斗，从胜利走向胜利。在确定小星的数目时，他联想到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人民包括四个阶级，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所以他决定以四颗小星代表广大人民。
从此，五星红旗正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1950年9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发布命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政务院邀请有关人士开会讨论国徽设计问题。按中央规定，组成国徽的素材为国旗、天安门、齿轮、谷穗与红绶带，而完美的组合则需要依靠艺术家们的政治和艺术修养。会上，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高庄的发言语惊四座、掷地有声：“在塑造国徽模型时，我有一个愿望，就是想使我们的国徽更庄严、更明朗、更健康、更坚强、更程式化、更统一；并赋予更高的民族气魄和时代精神，以冀我们国徽的艺术性提到国际水平，永放光芒。”当时，由清华大学梁思成教授等人设计的国徽平面图案，已由政协代表大会审议通过。
1949年春天，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召开“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中国代表团应邀出席，得
知大会规定：开幕式那天各国代表团进入会场时，都要奏、唱本国国歌，代表团有些为难，因为当时新中国还没有成立，没有代表新中国的国歌，于是，大家在一起研究，决定唱《义勇军进行曲》来代替。但是，对歌曲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歌词有争议。有人说“现在北平（当时北京叫北平）已经解放，新中国即将成立，怎么能这样唱呢？”最后，郭沫若决定把这句词改成“中国民族到了大翻身的时候”。代表团回国之后，汇报了这一情况，引起有关方面对制定国歌问题的重视。
  1949年6月，第一届，政协筹备会正筹备新中国成立的一些事项，感到需要制定一首新中国国歌已迫在眉睫，他们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由马叙伦任组长，叶剑英、沈雁冰任副组长的政协筹备会第六小组，并设立“国歌初选委员会”，委员会由田汉、沈雁冰、钱三强、欧阳予倩、郭沫若和徐悲鸿等人组成，另聘马思聪、吕骥、贺绿汀、姚锦新四名音乐家担任顾问，7月15日-26日，政协筹备会第六小组在《人民日报》等国内外报纸上，连续刊登了“国旗、国徽、国歌征集启事”反响十分强烈，截至8月20日，仅国歌一项应征稿就收到632件，歌词歌谱6926首，但都不够理想。
国歌歌谱
  最早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的是画家徐悲鸿。第六小组经过反复讨论，没有最后确定。
  9月2日，政协筹备组第六小组就制定国歌问题再次举行会议，、周恩来同志出席会议，聆听代表们的意见，张奚若、郭沫若、刘良模、梁思成等都同意徐悲鸿的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刘良模说：“国歌代表一个国家，代表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因此，它应当在民族解放斗争中产生，在斗争中得到人民大众的承认，远非大诗人、大音乐家的人工急就章所能代替，依我看，《义勇军进行曲》经受了斗争的考验，足以与法国国歌《马赛曲》媲美，完全可以选作新中国国歌“；李立三和郭沫若则对歌词中：”中国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词有看法，认为需要改词，”田汉说：“该曲好是好，我写的词在过去有它的历史意义，但现在应该让位给新的歌词；”张奚若、梁思成则认为该曲是历史性的产物，原词含义深刻，为保持它的完整性，不必改。周恩来同志最后发言，他说：“我们前面还有着帝国主义敌人，我们建设越进展，帝国主义将越加嫉恨我们，破坏我们、进攻我们，你能说：我们就不危险了吗？还不如留下这句话，经常保持警惕的好！”同志表示赞同。
  为了慎重起见，和周恩来于9月25日晚在中南海丰泽园会议室又召开了一次关于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问题的协商座谈会，邀请各民主党派和文化界人士参加会议，意见得到了统一。于是，政协筹备会第六小组决定把《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歌》的提案，正式提交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审查通过。1949年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代表一次通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示正式判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1978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又通过，《义勇军进行曲》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为中华崛起而读书。
——周恩来
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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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惟有国魂是最可宝贵的。惟有他发扬起来，中国人才真有进步。
——鲁迅
人民不仅有权爱国，而且爱国是个义务，是一种光荣。
——徐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