浓淡深浅《红高粱》
作者：刘家良
来源：《戏剧之家》2018年第28期
        【摘 红装 徐良要】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最具影响力的作品《红高粱家族》，曾在1987年与2014年先后由当代中国电影导演及电视剧导演的领军人物张艺谋和郑晓龙进行影视改编。而在二次创作思路上，电影化所注重的原欲感更能展现原著的气息和气韵，而电视剧化所注重的烟火气则更能凸显原著的气质和气节。这种同一文学作品影视化改编的不同思路，对于文艺创作的繁荣是值得思考和借鉴的。
        【关键词】红高粱；文学作品改编；影视创作；原欲感；烟火气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1007-0125（2018）28-0108-01
        “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
        《红高粱家族》一开篇，莫言就用大肉大酒般的语言浇灌出了高密东北乡这样一个死亡与
生命共舞、热烈与冷酷交织的魔幻世界，誓要与读者痛快豪爽的一醉方休不可。在莫言的笔下，“红高粱”不再仅仅只是填饱千万中国人肚子的粮食，更是一种强烈旺盛的生命力和追求个性解放的人文精神。这样一部腰杆硬朗、野性十足的史诗之作的电影化、电视剧化改编作品的原欲感与烟火气，在中国影视界“IP热”高度泛滥的今天也难得同样具备着行业标杆式的意义。
        1987年，电影《红高粱》中十九岁的九儿走上了柏林电影节金熊奖的领奖台，在中国电影史上画下了浓重的一笔，也是从此开始电影《红高粱》的导演张艺谋走上了中国电影的神坛位置，即使新世纪以来的张氏电影多得是槽点大过优点，但现下的亿万中国观众一旦说起中国当代电影导演的第一把交椅，那也绝对还是非张艺谋不可。作为这样一部奠基之作，电影《红高粱》的艺术价值不再只是局限于莫言恣意张扬的文本语言，更注入了张艺谋浓墨重彩又遗世独立的视听语言。
        小说《红高粱家族》以独特的虚拟家族回忆的形式，通过“我父亲”和“我”的双重视角进行叙述，形成了一种迂回的“复调”形式，酒肉气浓的道来齐鲁大地上的血往事。而在电影《红高粱》中，导演张艺谋选择了以“我”的旁白形式导入故事起伏，并大刀阔斧地删繁就简，
将小说《红高粱家族》中的故事极力浓缩精华。这使得电影《红高粱》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半部分是抗战初期，“我奶奶”嫁给麻风李大头后成为了酒坊掌柜，结识了“我爷爷”并酿出了十八里香，爱恨交织原欲感十足。后半部分则是鬼子进村，奴役村民并将反抗者罗汉大哥剥皮示众之后村民宁为玉碎而终，这一部分进一步放大了影片的原欲基调，将男女间的情欲上升到人性的本欲，加重影片的苍茫感和脱尘感，为故事人物创造出了一个极具理想特的个性世界。
        或许是由于张艺谋出身陕西，也或许是因为西安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原因，电影《红高粱》似乎少了齐鲁大地的那份淳厚人情，而多了一份西北黄土高坡上的荒凉与遗世感。这也更体现出了当小说《红高粱家族》变为电影《红高粱》后凸显的不是片面的野性，而是人性深处的原欲。
        2014年，在事隔电影《红高粱》27年后，郑晓龙执导、赵冬苓编剧的电视剧版《红高粱》又一次携红伴野而来。而这一次的电视剧《红高粱》相较小说《红高粱家族》亦或是电影《红高粱》而言，重新赋予的并不是那种苍茫遗世的原欲感，而是一份更具民间风采的烟火气。于电影《红高粱》而言，篇幅与受众的限制是其追求意象艺术表达的重要原因，而电
视剧《红高粱》在商业条件下篇幅必然拉长，审查条件下部分“野味”情节删除，受众条件下为故事“横生枝节”，这就使其不得不选择追求一种更贴近人情的具象艺术表达。
        在电视剧《红高粱》长达60集的篇幅中，女主角九儿在小说和电影的基础上加入了更多的社会人际关系，新加入了初恋情人张俊杰和单家大嫂高淑贤两个主要人物以及小颜、野村先生等支线人物，放大提升了电影版《红高粱》没有出现的县长朱豪三的戏份，使整个故事线索更加饱满，人物形象更为鲜明突出。除此之外，围绕女主角九儿在原著和电影的敢爱敢恨的性格特点上，进一步深化情商、提升智商，融入了与县长攀亲、和初恋张俊杰间的无奈、与嫂子淑贤和罗汉大哥间的宅斗、接手烧锅生意时的经商头脑、与土匪花脖子斗智斗勇、帮助余占鳌东山再起等看似狗血化主角的新情节。但实则并未神化以九儿和余占鳌为代表的抗日军民，也没有妖魔化以 本为代表的外来侵略者，反而使其戏剧性更为增强，这种世俗感也使得“红高粱”精神更具大众化特，从而也更符合当下中国优秀电视剧的审美标准。
        从电影《红高粱》的原欲感到电视剧《红高粱》的烟火气，小说《红高粱家族》中的人文风貌被意象或具象的艺术手法进行了不同的诠释，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领域中获得了同样的认可。然而并不是只通过简单的形式加工就能获得艺术价值和商业价值的双重认可，例
如2016年冯小刚执导改编自刘震云小说的电影《我不是潘金莲》，就仅仅是片面流于了一种追求落寞的原欲感的形式上。又比如改编自苏童小说《妻妾成》的电视剧《花灯满城》过分追求与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背道而驰的烟火气，最终流入了烂剧行列。由此可见，无论是《我不是潘金莲》还是《花灯满城》，它们都拥有与《红高粱》一般令读者拍案叫绝的原作基础，然而却在口碑和价值上双输，原因就在于过分追求套路和形式感，丧失了原作本来深刻发省的思想内涵。
        文学作品改编考验的是创作者的技巧功底和审美能力，正可谓是“内练一口气”，从一定的高度来看，电影更能展现原著的气息和气韵，而电视剧则更能凸显原作的气质和气节。然而，无论是气息气韵还是气质气节，其本质都在于一个“气”字。而这个“气”字，就是原始文本的精神。而“精神”二字的表现载体是人，创作载体也是人，一切的原欲感或烟火气也都来源于人。所以，人立起来了，故事就充盈了，精气神也有了，叫好声也就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