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Z'Magazine遵义
2018
诺奖“混搭双雄”破解生存和发展之道
文丨 李 易
两人获奖的消息一公布，就有不少人大呼奇怪。倒不是说大家对两位新科得主的学术水平有所怀疑，而是说两人的“混搭”让人不太看得懂。按照惯例，同一年份的诺奖一般会由在同一领域有过合作，或者说有相关研究成果的学者共同获得，但这次的经济学诺奖却没有遵循这一套路。
不同维度，却殊途同归
威廉•诺德豪斯出生于美国新墨西哥州的阿尔伯开克，本科毕业于耶鲁大学，1967年在麻省理工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师从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谬尔森和罗伯特•索罗。
从1967年起，他一直在耶鲁大学任教，1973年被聘为终身教授。诺德豪斯的经济学研究范围很广，包括环境、价格、能源、技术变革、经济增长、利润和生产率的增长趋势。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增长经济学、工资与价格、生态管理经济学、转型经济学等。
作为美国最有影响的50名经济学家之一，诺德豪斯最为重要的身份还是全球研究气候变化经济学的顶级分析师之一，他此次获奖也源于此。
他极力主张从排放许可制度转向征收碳排放税。20世纪70年代以来，他发展了研究全球变暖的经济学方法，包括整合的经济和科学模型的构建（DICE 和RICE模型），为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有效途径。
保罗•罗默生于1955年，曾任斯坦福大学教授，目前为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他曾被《时代》杂志选为1997年美国最具影响力的25人之一。
在经济学界，罗默的名字基本上是和“内生
增长理论”联系在一起的。罗默在1986年建立了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把知识完整纳入到经济和技术体系之内，使其做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罗默提出了四要素增长理论，即新古典经济学中的资本和劳动（非技术劳动）外，又加上了人力资本（以受教育的年限衡量）和新思想（用专利来衡量，强调创新）。
从研究领域看，诺德豪斯侧重于环境经济问题，而罗默则更关注知识和创新问题，两人似乎并无交集。事实上，不仅旁观者对本次的获奖组合看不懂，就连两位得主本人也对此表示意外。据说，当诺德豪斯得知和自己分享今年诺奖的是罗默时，曾喃喃地说：“我没有想到会和他一起。”而罗默知道诺德豪斯和自己一起获奖后，也只是客套地表示了自己对此很荣幸，一直对对方的研究感兴趣。
今年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五十周年，为什么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份，获奖人的组合会如此奇怪呢？其实细思之下，就不难发现其中的深意。尽管诺德豪斯和罗默的研究看起来相差很远，但究其根本，他们都是在从不同角度探究经济学的最古老主题——经济增长。所不同的是，罗默思考的是增长究竟从何而来，有什么方法可以促进增长；而诺德豪斯考虑的则是增长的限度在哪里，有什么方法可以去突破这个限度。
换言之，一个关心的是“始”，一个关心的是“终”。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气候变暖等全球性问题不断出现的背景下，通过将诺奖颁给这一“始”一“终”两位学者，可以引领整个学界重新思考增长问题，共同寻相关全球性问题的破解之道——或许，这正是诺奖评委会的良苦用心之所在。
核心观点
经济学的核心是研究人类如何应对有限的
今年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五十周年，为什么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份，获奖人的组合会如此奇怪呢？一个关心的是“始”，一个关心的是“终”。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气候变暖等全球性问题不断出现的背景下，这一“始”一“终”可以引领整个学界重新思考增长问题，共同寻相关全球性问题的破解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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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段 康 Email:zunyi3@163
资源。自从它成为一门科学开始，经济学已经认识到最重要的资源约束反映了“自然”和“知识”。自然决定了我们生活的条件，而知识决定了我们管理这些条件的能力。
两个世界胡清蓝一个多世纪以来，全球经济整体上以惊人而稳定的速度增长。当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以来每年经济增长
的几个百分点累积起来时，它便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然而，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增长过程要缓慢得多。它也因国家而异。那么，是什么解释了增长于何时何地发生呢？
经济学的传统答案是技术变革，不断增长的大量知识就蕴含在发明家、工程师和科学家创造的技术之中。各流派的经济学家提出各种理论解释分析，尤其是对经济增长的探索不断推进。但此前的经济学家大多并没有研究过自然和知识如何受到市场和经济行为的影响。今年的获奖者保罗•罗默和威廉•诺德豪斯设计的工具，成为了检验市场经济如何对自然和知识产生长期影响的必需品，从而拓宽了经济分析的范围。
20世纪80年代早期，当保罗•M•罗默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他便开始发展“内生性”增长理论。其中，技术进步不像早期经济模型所假设的那样仅仅来自外部（“外生性”）；相反，它们是由市场中有目的的活动创造的。罗默的研究成果，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怎样的市场条件有利于创造盈利技术的新想法。他的工作能帮助我们设计出一系列制度和政策，通过培养适合技术发展的正确条件，这些制度和政策能促进人类繁荣。
但现代增长理论的起点是哈罗德-多马模型的出现，索洛模型意味着现代增长理论的成熟。索洛模型提出人口增长率、储蓄率和技术水平决定经济增长，但是技术水平（全要素生产率TFP）是外生变量，该模型并未回答什么决定技术水平，没有解释长期经济增长的真正来源。与此同时，新古典增长理论始终无
法解释两大现实问题：各国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问题、不同国家人均收入存在的巨大差异问题。直到1980年代中期，以罗默、卢卡斯等人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以“内生技术变化”为核心的全新经济增长理论。罗默的内生增长理论具有较强的政策意义，核心主张是投资教育和提高研究开发
的人力资本存量等促进技术进步的政策措施十分必要。
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兼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任泽平谈到，经济学的核心是实现有限资源的最优配置，追求资源约束下的效用最大化。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外部约束之一是其所处的自然环境。诺德豪斯致力于研究的问题是人类的经济活动如何影响自然环境，自然环境变化又将如何作用于人类社会，人类要怎样才能实现与自然的良性互动，具体表现为碳排放、气候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主张建立全球碳税机制和用“净经济福利指标”衡量经济产出，奠定了“绿GDP”核算的理论基础。
对中国经济的启示与建议
此次获奖的两个主题共同指向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当前中国经济已从高速增长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从依赖要素转向依靠科技创新与人力资本建设；资源环境对经济发展的约束增强，“污染防治”提高到三大攻坚战的位置，经济不再片面追求GDP规模，更应注重环境保护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经济学家、长江商学院教授周春生认为，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保罗•罗默，
有着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他最大的贡献就是对于经济增长的重新解释，而经济增长与一个国家和经济体的进步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他认为，在当前中国特别强调创新增长的经济形势之下，保罗•罗默的主张对我们有很大助益。周春生教授介绍，保罗•罗默的一个著名的理论是“内生增长理论”。而“内生”强调的就是技术进步、技术创新、研发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
周春生教授认为，“内生增长理论”和中国现在的经济形势发展非常契合。“中国正在转型升级，从过去靠外延式扩大再生产转型为靠技术进步，进入到数据和技术驱动的新经济时代。人工智能、互联网+、大数据……这些行业的发展，都与研发能力、劳动力的技能提升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重视研发和教育投入的“内生增长理论”，对我们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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