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阅读萧红：从《饿》的多义性谈起
赵晴
（香港大学文学院，香港特别行政区999077）
文本两个层面进行。在文学文本层面：首先，同样描写饥饿妇女的《祝福》成为一个重要的“前文本”；其次，
萧军同期发表在《文学》上的三篇小说也可以作为重要的关联文本进行对比阅读。在社会文本层面：一方面，
在《饿》中“我”与访客“曹老师”的对话是对五四时期开始流行并到20世纪30年代已经十分复杂的“娜拉”话
语的一个回响；另一方面，与《文学》杂志和茅盾的关联，也将《饿》还原到30年代的历史现场，使其内容与左
翼作家、左翼刊物和文坛话语等重要论题相勾连。这些相关文学文本和社会历史因素既成为理解《饿》的
多义性和萧红创作复杂性的重要查考文本，同时也因为萧红创作的介入而有了更多元的理解途径。
关键词：萧红；互文；《饿》；文学文本；社会文本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91（2023）02-0114-10
前言：萧红研究的第四阶段——困境与挑战并存
从鲁迅为萧红的《生死场》写下那段著名的序言至今，萧红研究已经超过了80年。有学者认为，萧红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前的“沉寂期”、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的“高潮期”、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文章刊登时间为2011年）的“稳健期”——“种种迹象表明，萧红的文学地位此时已经取得了某种恒定性。该期的萧红研究尽管还有些不尽如人意之处，比如有些论述是对前人简单的重复，品质上乘的研究成果并不很多等等，但萧红研究总体上还是在稳步提高。研究者的目光更深邃了，视野更开阔了，从而使萧红研究的内涵不断丰富，外延不断扩展”。①从1935年到2011年，萧红研究中有三个高光时刻：第一个是鲁迅、胡风和茅盾对《生死场》和《呼兰河传》做出评估，奠定了萧红在当时文坛的地位，也成为萧红研究无法绕开的带有神圣意味的起点。第二个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内外学者借着“重写文学史”（在文学的去政治化背景下对文学史书写的重新审视，引发了如“张爱玲热”“沈从文热”等文学文化现象）的潮流和女性主义的东风，以萧红为场域发生的共振。在这一时期，重写文学史对萧红文学地位的提高和女性主义开拓出的阐释萧红的新领域成为萧红研究真正的基石。其中重要成果包括美
国葛浩文的《萧红评传》，司马长风、杨义、钱理、赵园等人的文学史书写，以及孟悦、戴锦华和刘禾的女性主义解读等。第三个高光是国内学者以2011年在哈尔滨召开的“纪念萧红诞辰百年学术研讨会”为契机产生的萧红研究成果的一次井喷。在这一阶段，林贤治、袁权、季红真等人都产出了重要成果，与此同时，对于萧红的研究角度也更加多元。
然而，在经过了2011、2012年两年的众声喧哗后，萧红研究又呈现出一个回落的态势。从2012年到2022年这十年间，萧红研究实际上已经进入了第四个研究阶段，尽管有些可贵成果，但远不如第二、三阶段那样精彩纷呈。第四阶段的萧红研究主要面临以下几方面的困境：
第一，前三阶段的研究成果被权威化甚至神圣化，导致第四阶段对于先行研究不断重复，这反映出萧红研究创造力的减弱；第二，很多研究目的在于重估萧红的文学史地位，以各种标准分清作品的优劣，但却忽视对文字
收稿日期：2022-11-10
作者信息：赵
晴，香港大学文学院2019级博士生，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美学、萧红研究。①郭玉斌、彭晓川：《萧红研究七十年摭论》，《学习与探索》2011年第3期，第220-223页。
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Liaoni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第51卷第2期2023年3月Vol.51No.2Mar.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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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细读，缺乏在深入阅读基础上的文学批评；第三，随着《萧红》《黄金时代》电影的上映，萧红作为一个文化符号进入大众视野。虽然这对于萧红作品的传播有一定的帮助，但也免不了使得萧红被消费、被歪曲和误解，而这也会影响学术研究的纯粹性；第四，也是当下萧红研究最严重的危机——随着20世纪80年代发掘被意识形态化文学史书写遮蔽的优秀作家的风潮和女性主义思潮的冲击逐渐减弱、平稳化，一些学者开始质疑萧红作品的文学价值与社会历史价值。比如有学者认为萧红作品缺乏美学价值，《生死场》“结构散漫，描写粗糙，人物形象模糊，语言佶屈聱牙”，《呼兰河传》虽较成熟，但“仍然有明显的稚拙”。①也有学者提出，“萧红的这一生都迷失在祖父园子的梦幻中……性格又那么偏执任性”，②并对萧红离家的行为进行批评，认为其过于软弱，不能吃苦，不够独立，例如“萧红的命运开始拧巴，就跟她任性的‘作’有极大关系”“萧红真的没有解决好自立的问题，这也是她命运不济的原因之一”。③这种热潮后的反思本来是促进学术研究进步的必要途径，但对萧红的评价矫枉过正、十分苛刻。似乎在新阶
段的研究中，到萧红作品甚至是萧红性格、生平中的缺陷成为新的领域。这在其他作家研究中是很少见的现象。这也形成了第四阶段对萧红评价毁誉参半、两极化的情况，与第一阶段鲁迅、胡风和茅盾的评估模式形成呼应和再阐释。
刘勇认为“现代文学作为一段历史的特质和特征已经越来越明显”。而在弘扬国学、回归传统的背景下，现代文学似乎无可避免地走向边缘。但同时，这也是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新机遇。“从历史融入当代，从当代走向经典，从经典走向永恒”，现代文学应该承续传统、立足当下，进行“动态发展”。④2021年出版的由王德威主编的《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在编写时打破了以往书写现代文学史的体例，时间跨度上启1635年、下至2019年，以重要文学事件为节点，打通各种文学体裁，这体现出一种当代的、综合性的文学史观。在这部文学史的序言中，王德威写道：“本书的思考脉络并不把中国文学的现代化看作是一个根据既定的时间表、不断前进发展的整体过程，而是将其视为一个具有多个切入点和突破点的坐标图。这对目前中国的‘近代’、‘现代’、‘当代’三段论式史观提出修正建议。”“当‘现代’、甚至‘当代’已经渐行渐远，成为历史分期的一部分，所谓传统就不能再被视为时空切割的对立面；相反地，传统是时空绵延涌动的过程，总已包含无数创新、反创新和不创新的现象及其结果。”⑤所以，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要采取新态度、新方法，要用流动、发展的眼光，而不是彼此割裂的观念。对于像萧红这样的经典作家的研究，要将其从传统的文学史书写中解放出来，纳入更加现实、多元的因素。传统、现代、当代彼此之间要吸取营养，作家之间的壁垒也应该打通，挖掘其作品中更加丰富的内涵。对于萧红研究者而言，
第四阶段的研究建立在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新阶段的基础上，尽管面对着传统与当下的双重困境，也要迎头赶上“传统激活”“重写经典”的新机遇。
一、“互文”——作为一种研究萧红的新方法
如前文所述，要真正理解萧红的创作，首先要承认和重视萧红作品的隐喻性、多维性甚至是模糊性，以及萧红在创作中与历史互动的独特方式和深刻内涵。这些特质既是萧红的价值所在，也是阅读萧红的难点所在。它要求一种更加具有弹性并在某种程度上带有一种疏离和反叛主流的阅读与研究方式。所以，“互文”理论的引入变得十分必要。与其说“互文”理论是一种方法，不如说它更是一种逻辑和态度，它意味着开放、多元，要求与历史和其他社会文本间的互动，同时也强调言语主体尤其是女性主体，带有边缘性与先锋性。
“互文”（intertextuality）概念是法国著名语言学家、后结构主义和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家朱莉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1941—）在阐释苏联结构主义符号学代表人物米哈伊尔·巴赫金（M.M.Bakhtin，1895—1975）的“对话”理论时提出的。她指出：“任何文本都是作为形形的引用的镶嵌图而形成的，所有的文本，无非是其他文本的吸收和变形。”⑥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最突出的贡献就是对“文本”的扩展和对文本意义生成过程的关
①王彬彬：《关于萧红的评价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8期。
②王澄霞：《从〈呼兰河传〉看萧红性格特点及其人生悲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12期。
③李美皆：《女性性别之于丁玲和萧红的道路选择》，《当代文坛》2018年第6期。
④刘勇：《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性、当代性与经典性》，《当代文坛》2019年第2期。
⑤王德威：《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台北：麦田出版公司，2021年，第28、43页。
⑥Julia Kristeva，Desire in Language，Oregon: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7.p.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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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包括文本的双重性（文本内部和文本外部）与主体的双重性（意识与潜意识）。克里斯蒂娃认为（正如巴赫金所指出的那样），语言并不仅仅是一个由言说主体实现的系统，而是具有“对话性”的。这首先打开了文本的空间，使得文本不再处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中，而是处在关系之中。从文本和主体两个要素出发，这涉及两个层面的关系——言说主体（创作者）与读者，文本与前文本和后文本。同时，它也指明了文本空间的三个维度：创作主体、读者与外部文本。互文性即指这三个维度之间的对话关系。这与接受美学中对读者的引入有所相似，但它还引入了第三个因素——语境。这种将文本置于开放的关系之中，对读者和语境的引入，是克里斯蒂娃对结构主义的封闭性和固定性的突破。它意味着文本是处
在生成和流动的过程之中，其意义是不断增殖和延宕的。
克里斯蒂娃的“互文”理论突破了结构主义将文本作为一个既定的从属于语言的封闭的意义系统模式。它打开了文本的空间，使我们更加关注文本的外部、深层意义以及意义的流动性。从主体的无意识、文本间的对话、创作主体与读者的对话、语境的作用和多学科的参与等多个方面，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拆解了结构主义，走向了后结构主义，提醒读者和研究者以更加开放、流动的角度去挖掘文本的深层、复杂的意义。“互文”概念内涵的丰富性，使得其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方法呈现出多种多样的形式。“互文”是对“文本”的解放，也是对秩序的突破和对权力的质疑。它致力于摧毁后的重建，提倡超越、开放和深层。“它引导我们了解一种新的阅读方式，使得我们不再线性地阅读文本。”①它对于那些在某种程度上处于研究瓶颈状态的文本以及处于文化霸权和边缘地位的女性文本而言，意义重大。本研究所使用的“互文”一方面作为研究的先行逻辑和立场，正如克里斯蒂娃所关注的那样，将精神文化历史引入文本阅读中，关注主体的双重性、文本的对话性和语境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努力寻文本间的可考证的关联，寻有现实意义的参照文本并赋予其更加重要的意义。
以“互文”的方法来阅读和理解萧红作品，意味着关注作品与其他相关文本——包括文学文本和社会文本之间的互动关系。相关文本包括对象文本产生之前（即从产生的时间的角度）的前文本、对象文本的同期文本和后文本。对于前文本的关注类似于影响研究，关注萧红文本与前文本之间的对话关系（也就是作品产生过程中可能对已有文本的学习、模仿或质疑、反对的行为）。对于同时期文本的对比阅读是对
于文本产生的文学语境的关注，尤其是将作品置于相关的文学流派、文学思潮或者作者的文学交往行为中进行理解。对于后文本的研究则是对文本产生的影响的探讨，这不仅对分析作品的价值有重要作用，也可以成为对作者写作目的的一种猜测的依据。文本与其他文本之间的对话是一种必然性的行为，也许不完全出自作者的自主意识。与谁对话、怎样对话，也有可能出自作者的潜意识甚至集体潜意识。所以，以“互文”的方式阅读萧红，意味着既关注作品本身，也关注作品生成过程，既重视萧红作为创作者的主观能动作用，也重视读者对意义的建构，既深入当时，也回溯传统、立足当下。总之，以“互文”为方法，力图打破既定框架对萧红的限制，使萧红及其创作去标签化，以一种流动、综合、发展且对历史和当下更具参与性的方式进行阅读与阐释。
二、《饿》与相关文学文本的对话：鲁迅与萧军
《饿》是1935年萧红发表于《文学》第四卷第六期的一篇散文，于1936年被收入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回忆性散文集《商市街》中。这是萧红在上海发表的第二篇文章，与第一篇发表在《太白》上的《小六》一样，它的顺利发表得益于鲁迅的大力推荐。当时鲁迅在将自己的文稿寄给《文学》的编务黄源时，将萧红的《饿》也夹带进去，并说：“似乎做得还不算坏，不知可用于《文学》随笔栏里否？并乞一问，倘不能用，则希掷还”。②就这样，这篇5月被寄到《文学》编辑部的稿件在6月1日（《文学》出刊日是每月1日）就被登出，且萧红在6月2日就领到了稿费单。③在当时的上海文坛，这是极难得的事情，可以看出鲁迅对萧红在文坛立足起到的重要作用，同时也反映出鲁迅对萧红的欣赏非同小可。
这篇萧红在上海的亮相之作篇幅不长，主要的内容是回忆哈尔滨时期与萧军一起在欧罗巴旅馆面临饥饿的
①〔法〕蒂费纳·萨莫瓦约：《互文性研究》，邵炜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84页。
②鲁迅：《鲁迅全集》第十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52页。
③袁权：《鲁迅与萧红》，北京：华文出版社，2014年，第83-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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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以及萧红自己随之产生的一系列情感与思想斗争。其文笔真挚、情感深刻、细节动人，对于那种饥饿感给人带来的折磨和思想上的冲击的把握，使其与《商市街》中的第六篇《提篮者》一起成为文学史上描写“饥饿”的经典之作。
（一）《饿》与《祝福》：饥饿女人的身体与叙事距离
鲁迅作为萧红的老师，其作品是萧红创作过程中学习和比较的重要文本。王德威将祥林嫂作为文学作品
中饥饿女性谱系的开端。他在《三个饥饿的女人》①中提出，作为乞丐的祥林嫂无疑是一个饥饿的女人，但她要求的却不是食物，而是一个答案：“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②换句话说，困扰祥林嫂的不是食物的缺乏而是意义的缺乏。所以，在鲁迅笔下，祥林嫂的身体的饥饿只是浅层含义，甚至没有被具体描写。他真正要表达的是祥林嫂精神上的饥饿与空虚，是对存在的意义的渴望。在这个层面上，尽管祥林嫂成为饥饿的女性中典型的代表人物，但祥林嫂这个人物是缺乏实在性的，她的饥饿是隐喻性的，她的身体是虚无。正如有学者所说，鲁迅著作中的身体主要是一种精神隐喻，身体并不作为主体存在，而是意识和精神的载体。③而萧红的《饿》中，展现的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这不是因为其带有的自传性质，而是因为萧红在描写过程中所展现的一个真实的身体——她遭受着琐碎而真实的、具有力量的饥饿与寒冷。身体作为存在的基础，首先不能摆脱的就是其物质性。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身体是由食物组成的——“从昨夜饿到中午，四肢软弱一点，肚子好像被踢打放了气的皮球”。④萧红喜欢并善于在作品中展现食物对于身体的影响以及身体的物质性。而当缺乏食物时，身体就不再存在。
萧红对于身体的物质性的近乎自然的展现，是萧红作品力量的重要来源之一，同时也增添了作品的复杂性。在《祝福》中叙事者偶遇的祥林嫂“一手提着竹篮，内中一个破碗，空的；一手拄着一支比她更长的竹竿，下端开了裂：她分明已经纯乎是一个乞丐了”。⑤这是典型的速写式的刻画方法，一个空着的破碗、一根开裂的竹竿，就几乎使乞丐样的祥林嫂跃然纸上。但是，对祥林嫂本人的描述到此为止，文本便引入使祥林嫂这个形象有意义的叙事。鲁迅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他为祥林嫂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人死
之后有没有灵魂？有没有地狱？”⑥但故事中的叙事者或者说鲁迅本人都没有做出回答，因为他无法回答。正如刘禾所指出的，《祝福》“受伤害的他者‘祥林嫂’，是叙事者怜惜的凝视所无法穿透的，叙事者对于这名不幸女人的同情，最终无法超越他本人受阶级限制的叙事所具有的指示功能（deixis）”。⑦换句话说，鲁迅认识到，面对这个自己塑造出来的不幸女人，有些痛苦是自己也无法体会和言说的。这种刻意保持的距离，表现出鲁迅对自己与“饥饿的女人”之间无法逾越的鸿沟的清醒认识。这个鸿沟，也使祥林嫂无法被真正理解并进而具有自主性。
在《饿》中，萧红也描绘了一个乞讨的女人：
一个女人站在一家药店门口讨钱，手下牵着孩子，衣襟裹着更小的孩子。药店没有人出来理她，过路人也不理她，都像说她有孩子不对，穷就不该有孩子，有也应该饿死。
这是萧红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所观察到的景象，此时，萧红也保持着距离，一种凝视的眼光。但如果联系到萧红自己曾生下孩子，但因无力抚养而将孩子送人的经历，⑧便不难感到她对这些路人的冷漠的愤怒不仅仅是出于
①David Der-wei Wang.“Three Hungry Women”，Boundary2，vol.25（3)，1998-10-01，pp.47-76.
②鲁迅：《祝福》，《鲁迅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页。
③参见郜元宝：《从舍身到身受——略谈鲁迅著作中的身体语言》，《鲁迅研究月刊》2004年第4期。
④萧红：《饿》，《商市街》，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第31-38页。
⑤鲁迅：《祝福》，《鲁迅全集》第二卷，第5页。
⑥鲁迅：《祝福》，《鲁迅全集》第二卷，第5页。
⑦参见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宋伟杰等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220页。
⑧在《弃儿》中，萧红写下“睡熟的芹在梦里又活动着，芹梦着蓓力到床边抱起她就跑了，跳过墙壁，院费也没交，孩子也不要了。听说后来小孩给院长做了丫环，被院长打死了。”“秋天的夜在寂寞地流，每个房间泻着雪白的月光，墙壁这边地板上倒着妈妈的身体，那边的孩子在哭着妈妈。只隔一道墙壁，母子之情就永久相隔了。”从这些描写中可以看出萧红对于抛弃孩子而感到的痛苦和绝望，对她而言是永远的伤痕。见萧红：《弃儿》，《萧红全集（散文卷）》，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3年，第8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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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观者的同情。萧红继续写道：
那女人一定正相同我，一定早饭还没有吃，也许昨晚的也没有吃，她在楼下急迫的来回的呼声传染了我，肚子立刻响起来，肠子不住的呼叫……郎华仍不回来，我拿什么来喂肚子呢？桌子可以吃
吗？草褥子可以吃吗？……窗子一关起来，立刻满生了霜，过一刻玻璃片就流着眼泪了！起初是一
条一条的，后来就大哭了！满脸是泪，好像在行人道上讨饭的母亲的脸。
女人乞讨的急迫声音和“我”肚子的响声混在一起，女人的肚子应该也是响着的，而“我”也发出了“草褥子可以吃吗？”①的呼喊。在饥饿的笼罩下，“我”和乞讨的女人的身体和语言仿佛融为一体。在这里，故事是缺席的，而身体是在场的。尽管关于乞讨女人的一切背景信息是未知的，也缺乏对她的情感和精神世界的探索，但这并不妨碍她的实在性。萧红赋予人物以生命，通过视角的转换——由“我”看“她”到“我”和“她”之间距离的消弭以及身体感受的共鸣来达成。通过这一点，我们更能理解萧红所提出的“鲁迅以一个自觉的知识分子，从高处去悲悯他的人物。……我的人物比我高”②的论断。萧红正是通过她眼中、笔下的人物才将自己的身体、情感与精神这些绝对私人的东西升华、公共化。在这些人物中间，萧红感受到来自生命和历史的力量。所以，当萧红把目光再次收回到自己身处的旅馆内时，她看到玻璃上的霜好像乞讨的母亲满是眼泪的脸。这种“我”、人物和环境之间的通感，仿佛一切人、一切物的命运合为一体，模糊了“我”与外界的界线和距离，这种情感与手法带来了深沉的文本力量。
（二）《饿》与萧军文本的对话：生的伟大与死的光荣
在《饿》发表的同年，萧军在《文学》上发表了三篇作品，分别是《职业》（第四卷第三期）、《樱花》（第四卷第五期）、《羊》（第五卷第四期）。通过这三篇作品，我们可看到在对待同样的主题（职业）、表达类似的关系（夫妻）、表现同样的情感（对待底层人的同情和对社会现实的不满）以及自我形象的塑造时，萧军与萧红的不同之处，更可以对萧红如何处理这些重要内容和思想情感产生更清晰的理解。
在《职业》中，主人公“我”因为贫穷而居无定所，只能求助朋友，衣服鞋子都破烂不堪，长期咳嗽却不能医治。主人公得到了一份在特务机构的工作，虽然解决了生活上的困苦，却不得不违背良心，残忍地审问那些无辜的平民和爱国人士，最后他受到了危难时曾对他施以援手的朋友的鄙视与疏远。在这里，萧军一方面表现出主人公在职业上所面临的道德困境和做出的巨大牺牲，另一方面也通过叙述视角的拉开，使自己占据了更高的道德位置。对于萧军而言，职业只是一个载体，是主人公牺牲的场所和矛盾激化的舞台。萧军为主人公的职业赋予了颇多内涵和张力，也使其追求职业的行为十分具有道德感。
在《樱花》中，我们可以看到萧军塑造男女主人公之间的情感甚至是男女两性关系的特征。和《饿》对男性伴侣的描述类似，《樱花》中的“妻子”也是不在场的，只存在于话语中。在《饿》中，不在场的男主人公却具有影响力，而且是必然会“回来”的，只是关于他的故事还没有展开。而在《樱花》中，女主人公完全成为历史的照片、观念的载体——妻子因为被日本兵玷污而自杀，由此，男主人公不惜牺牲自己，最后也牺牲了自己的两个女儿（出卖自己的肉体换取生存）。最终，男主人公感到一切都变了，只
有妻子遗像上的笑容是永恒的。在这里，女性角已完全没有真实感，只作为一个符号存在。她象征着逝去的美好、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造成的苦难，以及男主人公悲情的陪衬物。她扮演着重要的角，但同时又不具备重量。无论是妻子还是女儿，在男主人公身边，都不作为“自己”存在，没有自己真正的需求、欲望与人格。
在《羊》中，主人公是一个充满同情的旁观者，这一点和萧红创作的情感主题有相似处。萧军描写那只倒在自己粪便中的母羊和刚出生的小羊的死亡，那种凄惨可怜的场景使人动容。“老羊的眼睛是睁起着的，相同半凸面瓷类制成的球体，可是没有闪光。……小羊仔没有什么奇特的，他的头枕在妈妈的一只腿上，尖尖的小嘴巴还有着一些类乎桃红的红润，绒毛好像始终没有立起来过的机会。”而对于偷羊贼的塑造，也是通过他对这只羊的生命的珍惜以及与监狱的人对动物的残忍和生命的漠视相对照来突出他人性的善良。“让俺领回家去该多么好！保管养得胖胖的，在这里全饿死了，连小羊仔一道……他们说：得来的活赃物就捐在这里，鸭子饿了吃石头，
①萧红：《饿》，《商市街》，第31-38页。
②聂绀弩：《萧红选集·序》，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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