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意栖居
作者：孙慕天
来源：《民主与科学》2014年第06期
        中国的1950年代，正是社会鼎故革新、急剧转型的激情燃烧时代。记得我初中一年级时，中国少先队组团去东德参加夏令营，女同学张艳丽躬逢其盛，回国后给我们讲访德观感。她戴的是蓝领巾，是和东德小朋友交换的，他们的领巾和队旗都是蓝的。代表团带回了民德少先队队歌，当即译成了中文：“在公路上在铁道上，我们的队伍向前进，蓝天空飘扬着蓝旗，蓝旗飞扬向柏林。整齐步伐，万众一心，我们的队伍向前进……”那是1952年，我刚刚12岁，是从儿童向少年过渡的年龄，艳丽的讲述，在我眼前展现了一幅明媚绚丽、阳光灿烂的图景。那时正值中苏友好的黄金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塑造了苏联梦，苏联东欧成为令人无限追慕的乐土。不谙世事的我，完全陶醉其中，取代了我儿时的童话王国。那时正值苏联电影周启动，《幸福生活》、《明朗的夏天》、《金星英雄》、《地上的光明》，渲染了和平、进步、纯洁、欢乐的苏维埃乐园，更使我如醉如痴。
        于是，我和当时的青少年一起，拥有了另一种光明梦。
        不过，真正的催梦剂是当时铺天盖地地译介过来的苏联小说。那时我在市图书馆有幸得到了一个可以外借的图书证，在漫无目的的海量阅读中，几本苏联小说深深吸引了我，而且没想到误打误撞，随手抓到的这几本书竟全是斯大林奖金获奖作品，极具典型性。头一本是穆沙托夫的《北斗星村》，書中以珊卡为代表的天真烂漫、童心似火的孩子们，勇敢、勤劳、热忱友爱、充满幻想，真像满天闪烁的小星星。星星是这本书的意象，在最后一章“满天星斗”中，小姑娘玛莎说：“我要我们的小北斗星照得比所有其他的星都亮——比方说，同大北斗星一样地亮，或者，像北极星那样亮。”读到这里，我小小的心灵也被照亮了，幻想着走进那样的纯净生活中去。13岁时，看了阿扎耶夫三卷本的长篇小说《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男主人公在卫国战争高潮中，被派往远东去建设输油管。在狂暴浑莽的苦寒之地，一批心灵高尚的人既与自然斗争，又与人性中的龌龊庸俗斗争；坚强睿智、深情专注的青年工程师阿列克赛，美丽爽朗、泼辣果敢的小红帽姑娘丹妮娅，柔情似水、坦荡无私的女经济师然尼亚……还有那个学识渊博、敬业献身的老工程师托波列夫。他有一段内心独白，令人终生难忘：“一个人应该永远不满意自己。失败时，永远不要埋怨环境，只埋怨自己。不要停住，不要安于小成，不要变冷淡了，不要让心灵变老了，不要受生活中轻易获得的小小快乐引诱，宁可要不易获得的更大的快乐。生活里有远景和近景，决不要满足于近景。”这话真如警世之
钟敲击着我稚嫩的心，我把它抄在笔记本上，一直保存至今。不久，凯特玲斯卡雅的多卷本小说《勇敢》在青少年中刮起了一阵情感旋风。同样是远东的场景，同样是一批青年建设者，在艰苦卓绝的开拓创业中，让青春像鲜花一样盛开，小说通篇洋溢着诗一样的浪漫气氛，主人公们在顽强拼搏中，谱写了美好人性的诗篇，连著名武侠小说大家梁羽生都赞叹说：“（书中）大多数人不畏艰险，坚持到底，到了正确的生活道路。”他认为本书表达了从事创造性劳动的喜悦和热忱，并慨叹那种集体主义、英雄主义、理想主义，是当下在职场厮杀的青年无论如何也不会理解的。还有一本使我迷醉的小说——特里丰诺夫的《大学生》。主人公瓦吉木的淳厚、笃爱、认真，以至可爱的笨拙，同好友塞尔盖伊的自私、钻营、圆滑、乃至沽名钓誉的恶质形成鲜明对比。美丽却有些轻浮的校花列娜，弃瓦吉木投入塞尔盖伊的怀抱，但塞尔盖伊终因抄袭搏出位而东窗事发，而瓦吉木的人格美则慢慢显露出来，他的勤奋和智慧也逐渐放出耀眼的光辉。一个热情如火的18岁清纯少女奥里格，和瓦吉木一起滑雪，暴风雪中迷失在森林中，他的男子汉气概和决然的担当精神，赢得了女孩纯真的爱情。在我这个青春萌动，刚刚张开心灵风帆的敏感少年心里，大学校园火热的生活，学术的渊深，真理的探求，真挚的友谊和纯洁的爱情，像五彩缤纷的青春圆舞曲，是多么令人向往啊！这部小说像似在我人生的十字路口吹响了青春的号角。
        那时候，精神生活的园地是贫瘠的，没有今日五光十的影视传媒，连看电影都是难得享受，读小说几乎是最主要的文化生活。当时大中学校盛行小说报告会，办得风声水起，成为学生们的最爱。我更是狂热地成了它的铁杆粉丝，只要得到消息，可说是逢场必到。也是初二那年，我在哈工大听了一场小说报告会，主讲人是一位大学老师，主题是苏联作家巴甫连柯的小说《幸福》。演讲人劈头就说：“伏罗巴耶夫站在波涛翻滚的克里米亚海边，思考着什么是幸福。幸福是个可爱的、发光的、诱人向往的词汇，想到它会忘掉疲劳和痛苦，会产生新的力量和勇气。但是，怎样才能得到真正幸福呢？这就是作家巴甫洛夫要告诉我们的。”翻开当年的听课笔记，仍有一股热流涌上心头，13岁的我，在记下这些话语的时候，心都激动得发抖了。伏罗巴耶夫在卫国战争胜利前夕转业到克里米亚，投身到医治战争创伤的艰难斗争中。他身负重伤，尚未痊愈，爱人高烈娃在前线失联，生死未卜。而伏罗巴耶夫慢慢适应了新的环境，投身到火热生活中，在创业的拼搏中，到了新的生活意义，在善良的人们中获得了温暖和爱。怀着女性的温存默默爱着伏罗巴耶夫的列娜，在不可能得到爱的时候，果决地告别旧的感情，用事业抚慰受伤的心，并且说了一句隽永的话：“我们会留下前所未有的新人，我们会留下幸福。”而女一号高烈娃在全书结尾时，终于回到伏罗巴耶夫身边，她的心声则是：“幸福是一种副产物，人们获得它是在努力追求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的时
候。”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在艰难困苦的生活浪涛中，心永远向着未来，勇敢地走向新岸，这怎能不让我这个对未来充满幻想的少年全身心地燃烧起来啊！
        作家王蒙在《自传》中说：“那时我最爱读的苏联小说是《幸福》，我读了它描写二号女主人公列娜心情的文字：‘陶醉于这个夏夜的美，列娜想到人生是多么漫长’，像读了《圣经》，那种终极性的感动与体悟令我融化又令我升华。”他道出了我们那一代青少年的心声。当然，今天我们完全清楚了，苏联的现实并不是像这些小说描写的那样美如伊甸园，苏维埃人也不像小说主人公那样个个像天使，也许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岛》、雷巴科夫的《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更能反映苏联社会的生活真实，所以王蒙把那些构筑共产主义乌托邦的苏联小说叫做“光明梦”，它们粉饰太平，掩盖丑恶，的确是特种的“伪现实主义”。正因为这样，1988年，当我去苏联访学时，一经踏上那片令我魂牵梦绕的土地，巨大的心灵落差，竟使我顿觉精神失据。难怪王蒙说：“去苏联访问是心灵的冒险。”这恐怕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共识和同感。但是，艺术终究是艺术，艺术家和他作品之间的错位，是司空见惯的现象。我们不会因为作家的人格瑕疵完全否定作品的美学成就，也不会因为作品脱离生活的真实而彻底否定作品的艺术价值。莎士比亚的历史剧——虽然和那些苏联小说的美学性质迥然不同——尽多虚构绝非信史，但一点也没有减弱其感染力；培根的卑下人格一直为后人诟病，却也没
有影响我们赞赏他的《论说文集》，从中受到启迪。还是王蒙说得好：“这一切如诗如梦，即使仅仅在纸面上的东西，能在纸上写出这样的东西，也令人温暖和感动，佩服和赞赏。”
        人不能总是留在童年。生活的浪涛，时代的风雨，把人无情地推向喧嚣、繁闹、忧患而险恶的生之旅。和世世代代的人一样，我也在逐渐老去的人生旅途中，品味生的欢乐和悲辛，用今天的流行话语说就是“痛并快乐着”。而和一些人不同的是，我始终在不断地自问：我心中是否还葆有少年时代的诗情？这成为我的生命之问，我毕生的阅读体验最集中的一点，就是寻求这一人生绝问的答案。
        法国诗人缪塞说：“年轻时都有诗情，后来却成了普通人。”这一人生逻辑的成因不是心理学的，而是社会学的。生存的艰辛，生活的拼搏，生涯的坎坷，生命的苦难，一点点地销磨掉青少年那些玫瑰的梦境。鲁迅的小说《故乡》是对这一生命逻辑的文学诠释。鲁迅心里的少年闰土，是在深蓝的天空中挂着的一轮金黄的圆月下，手捏一柄钢叉，在海边的沙地上刺猹的“银项圈小英雄”。当然，以知识阶级的眼光看，童年的闰土只是个浑浑噩噩的乡下孩子，不会有什么诗意，但是，看看鲁迅笔下的这个少年真像是从童话里走出来的：他欣赏海边的贝壳，“红的绿的都有，鬼见怕也有，观音手也有”；他监视猹在月下的动静，听见“拉
拉的响了”，便拿着叉轻轻地走过刺去；他在潮汛来时，观察有着青蛙似的两只脚的跳鱼儿，“只是跳”；他在正月过去后要被父亲带回家离开玩伴时，“躲在厨房里，哭着不肯出门”；他想念自己的小友，托父亲捎来“一包贝壳和几支很好看的鸟毛”……这是一片天籁，是儿童纯真的审美诗篇，是真正的诗意。美学家朱光潜说：“人的美感活动全是无为而为，是环境不需要他活动而他自己愿意去活动的。在有所为而为的活动中，人是环境需要的奴隶，在无所为而为的活动中，人是自己心灵的主宰。”童年的闰土正是满怀自由天真的诗意生活着的。可是，20年后的闰土，却完全成了“环境需要的奴隶”，除了为生活苦苦挣扎已经一无所有，“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金的童年恍如隔世，“紫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浑身瑟索着……他只是摇头；脸上虽然刻着许多皱纹，却全然不动，仿佛石像一般”，那些天真的童趣早已荡然无存。
        但是，人的诗情是否一定会在艰难时世中因年华老大而泯灭呢？问题在于，只有体味和领悟了生命诗意的人，才能永葆诗情以使生命之树长青，可以说是诗意培育了诗情。
        诗情是主体的心理体验，环境可以激发诗情，也可以破壞诗情，但审美主体由于坚持了正确价值取向，独立于环境创造美的理想，体验更动情、丰富、深沉、隽永的诗意，因而才
能永怀诗情，豪迈地向袭来的横逆挑战。对于一类具有特殊价值取向的人来说，恰恰是苦难的生命历程铸就了诗魂。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经历过“史无前例”的肉体和精神炼狱，但其中那些精英却并没有熄灭心灵之火，颠沛流离、惩罚劳动、人格侮辱、精神摧残，像重锤敲打燧石一样，在他们身上迸发出耀眼的光辉。被胡乔木称作“以热血和微笑留给我们一株奇花”的文化钜子聂绀弩，就是在生命的最低谷飞升到诗的天界。聂翁是黄埔二期生，北伐军官，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亲炙鲁迅的左联作家，1934年入党的老革命，抗日先锋；解放后，他只当了几年出版界领导，便接连被打成胡风分子，右派分子，“现行反革命”，发配到北大荒劳动改造3年，后又被判无期徒刑在山西临汾监狱坐牢9年。然而，“艰难苦恨烦双鬓”，不但没有磨灭、减却他的诗情，反而更加燃起生命的烈火，屈刀为镜，点石成金，逸兴遄飞，崇光泛彩，写出《北荒草》、《赠答草》、《南山草》三部奇诗，自云：“刀锯鼎镬之余，八旬尚在；宋雅唐风之外，三草挺生。酒杯容减，诗兴犹浓。”他以衰老之躯，日复一日面朝黑土背向天，在北地蛮荒旷野上，从最原始的体力劳作中，最严酷的政治冤狱中，发现自然和人生大美，丰沛的诗情从疲惫的肌体和激越的心灵中荡漾喷涌，——掏粪积肥的肮脏污秽化为雄图大略的壮举：“手散黄金成粪土，天降大任于曹刘”；挖土脱坯的艰难沉重变成壮志凌云的浩歌：“看我一匡天下土，与君九合塞边泥”；扶杆推磨的单调烦劳幻作澡雪心灵的高吟：“把
坏心思磨粉碎，到新天地作环游”；甚至披枷囹圄的冤情屈辱也变成壮怀激烈的长啸：“男儿脸刺黄金印，一笑心轻白虎堂”。太史公说：“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恰恰是逆境锻造了诗意。钱钟书曾引用德国浪漫派诗人尤斯蒂努斯·凯尔纳的诗，阐明“愤而为诗”的道理：“真正的诗歌只出于深切苦恼所炽燃着的人心。”而聂绀弩的诗正是坚忍不拔的吟唱者在逆境中挑战命运的不屈战歌，程千帆评价说：“这是一位驾着生命之舟，同死亡和冤屈在大风大浪中搏斗了几十年的八十老人的心灵记录。”痛苦忧患的生命付出，换来晶莹璀璨的诗句，所以萨特给诗下的定义是：“诗是输家成了赢家。”
        死亡也不能扼杀诗情。一个对生命价值和对终极关怀念兹在兹的人，时刻都能体悟生的诗意，他的诗情是不熄的生命之火，直到人生的终点仍然会唱出自己的天鹅之歌。1883年诗人雨果已年逾80，人们说他“有如饱经白浪花年年月月拍打的顽石小小快乐”，那时还十分年轻的罗曼·罗兰看到年迈的雨果后说：“我觉得他像是从时间尽头走出来的人。”但是，老年雨果仍然热情如火，诗意盎然。人们在巴黎大街上常常看到他，风雪中也只穿一件礼服，他说：“我那大衣，就是我的青春。”他和相恋50年之久的情人朱丽叶·德鲁埃情意缠绵，就在1883年元旦，身患癌症的朱丽叶写给雨果最后一封情书：“亲爱的人，明年此时我不知在哪里，但我感到幸福而自豪的是，我在向你签署的人生证明书上，为我这一生写上这唯一一句话：我爱你。
”而雨果这一天对朱丽叶的最后祝愿是：“当我对你说：‘愿上帝赐福于你’，这是指天；当我对你说：‘安睡吧’，这是指地；当我对你说：‘我爱你’，这是指我。”风烛残年的雨果仍然把自己定位为芸芸众生的保护者，奔走呼号，保护犹太人，反对沙皇大屠杀，拯救囚徒的生命，直到频危时还对孙儿说：“爱……要寻求爱……尽一切可能地爱，给人欢乐，也从中取得欢乐。”他在遗嘱中写到：“真理，光明，正义，良知，这就是上帝。Deus，Dies（拉丁文；上帝，光明）。”他在生与死的挣扎中，仍然在吟诗说：“此地白昼和黑夜在进行一场战斗”，而他咽气前的最后一句话仍然是诗：“我看到黑的光。”
        诗意是诗人内在的呼唤。法国伦理学家茹贝尔说：“人们自身若无诗意可言，在哪儿也不到诗意。”诗意是人精神的广度、高度、深度、强度、亮度的真正尺度。像聂绀弩那样的文化人，被从体制高台庙堂上抛了出来，割断了对名缰利索的一切眷恋，游离于生活最边缘，降到人最底层，在更改了的价值系统中，重新发现生命的另一种价值。他们有强大的自我意识和明确的生命自觉，即使身处走投无路、山穷水尽的绝境，也不曾对生活丧失信心，依然以敏锐的审美心灵捕捉自然和人世哪怕极其微茫的美的元素，并激发出超脱苦难现实的美好感情。他们能把所有感受——无论是欢乐还是痛苦，荣耀还是屈辱，解放还是压抑，光明还是黑暗——统统升华为诗。有人说聂绀弩是“伟大的徘徊者”，他在人生对立面的
交界处，冷眼观察，潜心反思，动情应对，呼啸狂歌——以自嘲对围攻：“使人欲杀吾知罪，大道未闻小有才”； 以超脱对磨难：“方今世面多风雨，何止一家损罐瓶”；以旷达对折辱：“青眼高歌望吾子，红心大干管他妈”； 以慷慨对冤屈：“最是风云龙虎日，不胜天地古今情”…… 这是人性本底蕴含的真正自由，难怪周恩来曾戏称聂绀弩是“20世纪最大的自由主义者”。